我当装卸工的日子
11/29/2024
作者：王宇平 2022年7月
1976年12月31日我被浙江塑料机械厂招工，成为一名二类机械厂的工人。终于摆脱了八年的农村户口，又成为了一名杭州城市人。为什么说是二类的工人？因为在那个时代，国营大厂的工人是响当当的产业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正宗工人，如杭州钢铁厂，杭州制氧机厂，杭州汽轮机厂等。而我们浙江塑料机械厂属于浙江省二轻厅管辖，是在公私合营时由铁匠，木匠，簚匠等手工业工匠联合组成的大集体性质的工厂，故无论在政治地位，工资福利上都低国企的员工一级，为二类工人。一般情况下，二类大集体工厂的工人是调不进国营大企业的。落地一声叫，一个阶级烙印就盖在屁股上了。可这大集体性质的企业比当农民，当知青又要强出百倍了，有城市户口，有固定收入，有粮票，布票，油票，煤饼票等票证可拿，有了这些就是一个可以扎根在杭州人的了。换句话说，对我们这群大龄近三十的知青，也就有了谈婚论嫁的基本条件了。为了得到这个招工名额我可付出了许多努力。
1969年在黑龙江屯垦戍边的日子里
1969年5月，经过了三年文化大革命和珍宝岛事件的我们，本应1967年高中毕业，因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我们就被定格在高中二年级，被称作老三届。从浙大附中高二年级出发，响应毛泽东上山下乡的号召，意气风发地去黑龙江鹤立河农场战天斗地，屯垦戍边，保卫边疆，时刻准备消灭来犯的苏修。后由于种种原因，苏联老毛子没敢对我们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到了70年代，许多被解放了的干部子女去参军，家庭出身好的，受领导喜欢的去读工农兵大学。有些政策也开始逐步落实，独身子女的和有病的知青也落实了回城政策。到了71-72年，插队在浙江农村的同学们已开始被招工，招干，当兵等等，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农村。这时，在黑龙江的许多知青也开始重新考虑自己今后的发展方向。我由于在1973年患了甲肝，体能，精力已不再适应黑龙江冰天雪地，战天斗地，小车不倒拼命推的生活，就从黑龙江调到了余杭塘栖丁河公社。到公社后，公社领导看我是个高中毕业生，而且我在黑龙江的这几年里我几乎每天都收听北京广播电台的英语广播，与父亲写信时也坚持用英文写，基本上没给荒废掉，就安排我到公社中学去当代课老师。我在学校时就是一张万应膏药，数，理，化，语文，英语，体育，什么课缺老师就去顶上。也帮助公社组织举办了几次水上龙舟大赛。故和公社书记等一批公社干部都已很熟了。当他们知道我已是一个1969年就已经下乡的老知青时，就给我打了保票说我们公社已没有比你更老的知青了，下次有招工名额时，第一个推荐你。
1975年在丁河公社当代课老师
1976年10月的一天，我路过公社时遇到了公社的文书，他告诉我，有个企业来丁河招工，公社已将我推荐上去了，让我等好消息吧。可到了11月中旬，还是没有一点消息。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了一趟公社询问，告知；来招工的是浙江塑料机械厂，工厂人事科的干部不接受公社的推荐，点名要另外一个知青。那个知青也是从黑龙江回来的，可他比你来得迟，且从没来过公社劳动，工作过。现在他们公社还顶着，让我放心。到了12月中旬，一天有个英俊的小伙子到学校来找我，他就是那个也是从黑龙江来的知青叫小丁。小丁告诉我，她妈妈是省妇联的干部，父亲是杭丝联厂的党委书记。和我们这次来招工的省二轻厅的几位领导都是当年四明山新四军的老干部，这个招工指标是他妈妈争取来的，若再不用掉，过了年底就作废了。是否让我去公社里的干部打个招呼，让他们别再顶了。我和小丁讲，我们都不容易，我都快三十岁的人了，指标是你带来的，可公社讲个先来后到也没错。看在你妈妈和省二轻厅领导是一起打江山的老战友关系上，再去要个指标吧，咱们两个龙江哥儿一起上吧。就这样，一直到了12月30日，小丁又来到了公社学校。告诉我，明天是最后一天，两个指标拿到了。可不是她妈妈神通广大多要了一个招工指标，而是他妈妈多次找了厅领导和塑料机械厂的领导多次协商，在最后还有一天的时间里，厂领导终于松口了。过了年这两个指标就会作废。为了不让它过年作废，明天我守在公社，他去县知青办守着，明天这事必须办好。第二天上午10点，我在公社等到了厂人事科的蒋干事，他是从塘栖坐着小舟划了一个多小时进来的。由于我和公社的干事已打好了招呼，一切顺利，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即办好了手续。我和蒋干事又匆匆忙忙地赶回了小船码头，用了近一个小时坐小舟回到了塘栖。塘栖码头上已经停了一辆北京吉普，我们一起坐车赶去临平。开汽车的是一个笑嘻嘻的高个子司机，后来知道他叫西瓜。一个二届生的小伙子，比我小五，六岁。他是二届生（69，70届）从中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工厂的，比我们先进山门，我们要叫他师傅。汽车飞快地赶到了临平，余杭县知青办。小丁也已等在那里，可已经是午休时间，只好等到下午上班时再办。到了上班时，我们顺利地办完了所有的知青招工手续。因第二天是元旦，蒋干事告诉我们元旦后到海月桥的厂里报到。
我回到丁河中学，与共处了近四年的老师，学生告别。我在中学虽然只是个代课老师，可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学生们都很喜欢我这个喝过套筒熱老酒，跑过三江六码头，有着丰富阅历的老师，在课余时间我会和学生讲我们在黑龙江时的劳动和生活的情景：蓝天白云，一望无际的田野，从早上出工到晚收工只能铲一条垅，头顶雷雨脚踏泥泞的土地手挥镰刀高歌“小镰刀战胜康拜因（联合收割机）”抢收小麦场景，如何拼命的避开高达几丈的火头扑灭山火，如何巧妙的智斗狼群，如何在老林子里避开冬眠的狗熊砍树伐木的事迹，在零下40几度的冰天雪地里尿出去就结冰得用棍棒边打边尿尿的情景，如何在乌苏里江上捕鱼和老毛子士兵用鱼换香烟的经历及“红都女王”的故事，把学生唬得一愣一愣的。我自我感觉非常适应乡村教师这工作。可为了有一个城市户口，为了能在杭州这样的大城市里找到一个容身之地，我不得不放弃眼前已比较熟悉和心仪的工作，重新投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里面。虽然有被抽回到大城市，重新做杭州人的喜悦，也有些当初赴黑龙江时的迷茫。
元旦后，到厂里报到。这次我们厂总共招收了15个人，10个男的，5个女的。大部分是本厂职工的子弟。那时已实行了厂社挂钩，即工厂有对应的公社，工厂帮助社办企业扩大生产，经营业务，而公社帮助工厂解决知青下放，农副产品供应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外来户，即对工厂发展有益的上级关系户和人情户。我则是属于借光入室的。经过一周的培训后，五个女的都分到各个车间里和后勤部门。十个男生则全部分到汽车队装卸班当装卸工人。想当初我为了能有一技之长，能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一员。在余杭塘栖农村里当老师的几年寒暑假，多次自费到浙大机械工厂学习电工，钳工，车工。我是老三届的高中生，物理基础比较扎实，对电流，电压，功率等电工基础较好，从小学开始就自己装配半导体收音机，电子管六灯机。又经过浙大机械厂的电工装配车间的培训，能有个电工四级工的水平。我的钳工活也很不错，特别是铲花。连八级钳工的老师傅都夸我学得快，学得好。为此，我在培训班时，还特地跟劳资科长，一个南下的干部-老高多次提起过。我希望能直接进入钳装或电工车间，更好的发挥自己的特长。这是一件与厂与己都双赢的事，可百思不解，厂领导就是不同意，坚决被要求去当装卸工。当然，领导有领导的思维方式和对事物的理解角度。
汽车队的朋友们
来到了汽车队，汽车队有五辆大卡车和一辆小吉普。分成三个班，驾驶班，修理班和装卸班。车队支书兼调度朱师傅，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从金工车间调过来的外来户，负责政治学习，车辆调度，工作分配等工作。驾驶班队长冯师傅，头上总是戴了顶军帽。有次和他一起去洗澡时，发现他头顶无毛。车间里的老师傅们叫他冯癞痢，可冯队长说他的头发是在韩战时，被美军的凝固汽油弹给炸伤的，使我们对他突然的肃然起敬。冯队长手握所有驾驶员的录用，培训，学习，年检年审。他手下连他自己共有8名驾驶员，除了一名叫克米洛的外来户司机和另两名王师傅带出来到驾驶员外，其他的驾驶员都是冯队长一手挑选，培训，调教出来到，所以权力大得很，他指东，徒弟们绝不往西，过年过节时他家热闹的很。修理班有4名机修工加一位汽车电工，修理班长徐师傅，为人忠厚老实，肯吃苦耐劳。水法师傅技术最好，他可以坐在车上，让驾驶员在行驶途中踩一脚刹车，根据汽车飘移的情况就能判断哪一个轮子的刹车有问题。方师傅和我同岁，已在这厂里有十多年工龄了，是从板金车间调过来到，负责汽车板金，焊接，补漏。阿宝师傅也是一个老三届的高中生，下过农村，原来也是王师傅的徒弟，学驾驶员的，后来闯了一次祸，就退下来当修理工了，书生气十足。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费师傅是汽车电工。修理班的师傅们的文化水平都比较高，故我们在空闲时会一起讨论一些数理化，机械制图，电工原理等问题。人数最多的是我们装卸班，我们10位新人加上老装卸工，从中村抽调上来到农民工，总共达二十多人。我和小丁被分配到五号车，驾驶员宝荣。我们车的装卸队长：林国鑫一个72年从浙江农村抽调上来的高中文化的知青，此人做事认真，可不会来事，没有背景。四年了，挺有文化的一个小伙子，可还在当装卸工。他也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平时没任务时就会拿出以前的教科书复习一下学过的数理化知识，他和我们几个想通过自己的学习努力来改变自己命运的青年常常在一起学习，讨论。还有一个叫顺发，因我厂在中村征用土地，他是从当地抽调上来的农民工，干活挺能吃苦耐劳，但文化程度不高，比较听领导的话，可是嘴上粗口不断，最常听见的就是；“日那姆......”。我们的五号车是一部国产解放牌货车，可装4吨货，驾驶员宝荣。四号车也是一辆解放牌卡车。驾驶员是西瓜，在塘栖办理招工手续时碰到的那位司机师傅。三号车是一辆日本的三菱卡车，驾驶员锡庆。二号车是一辆丰田大卡车，驾驶员叶师傅，一号车是一辆苏式嘎驶卡车，驾驶员小戴。还有一辆三轮小卡车，平时买菜，后勤运输都用它，驾驶员是克米洛。西瓜，小戴是新二届的，70年从学校分到厂里就跟着王师傅学驾驶了。宝荣，锡庆和叶师傅是冯师傅的徒弟，是73年学的驾驶。特别叶师傅是装卸工出身年龄也比较大，对如何吊装特别有经验。叶师傅能从装卸工变成驾驶员，他非常感恩，所以特别努力工作。有一年冬天从苏北开车回杭，车的前窗玻璃被飞起的小石子碰碎，他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头戴棉帽围巾，连夜把货运回到厂里。
1976年12月31日我被浙江塑料机械厂招工，成为一名二类机械厂的工人。终于摆脱了八年的农村户口，又成为了一名杭州城市人。为什么说是二类的工人？因为在那个时代，国营大厂的工人是响当当的产业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正宗工人，如杭州钢铁厂，杭州制氧机厂，杭州汽轮机厂等。而我们浙江塑料机械厂属于浙江省二轻厅管辖，是在公私合营时由铁匠，木匠，簚匠等手工业工匠联合组成的大集体性质的工厂，故无论在政治地位，工资福利上都低国企的员工一级，为二类工人。一般情况下，二类大集体工厂的工人是调不进国营大企业的。落地一声叫，一个阶级烙印就盖在屁股上了。可这大集体性质的企业比当农民，当知青又要强出百倍了，有城市户口，有固定收入，有粮票，布票，油票，煤饼票等票证可拿，有了这些就是一个可以扎根在杭州人的了。换句话说，对我们这群大龄近三十的知青，也就有了谈婚论嫁的基本条件了。为了得到这个招工名额我可付出了许多努力。
1969年5月，经过了三年文化大革命和珍宝岛事件的我们，本应1967年高中毕业，因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我们就被定格在高中二年级，被称作老三届。从浙大附中高二年级出发，响应毛泽东上山下乡的号召，意气风发地去黑龙江鹤立河农场战天斗地，屯垦戍边，保卫边疆，时刻准备消灭来犯的苏修。后由于种种原因，苏联老毛子没敢对我们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到了70年代，许多被解放了的干部子女去参军，家庭出身好的，受领导喜欢的去读工农兵大学。有些政策也开始逐步落实，独身子女的和有病的知青也落实了回城政策。到了71-72年，插队在浙江农村的同学们已开始被招工，招干，当兵等等，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农村。这时，在黑龙江的许多知青也开始重新考虑自己今后的发展方向。我由于在1973年患了甲肝，体能，精力已不再适应黑龙江冰天雪地，战天斗地，小车不倒拼命推的生活，就从黑龙江调到了余杭塘栖丁河公社。到公社后，公社领导看我是个高中毕业生，而且我在黑龙江的这几年里我几乎每天都收听北京广播电台的英语广播，与父亲写信时也坚持用英文写，基本上没给荒废掉，就安排我到公社中学去当代课老师。我在学校时就是一张万应膏药，数，理，化，语文，英语，体育，什么课缺老师就去顶上。也帮助公社组织举办了几次水上龙舟大赛。故和公社书记等一批公社干部都已很熟了。当他们知道我已是一个1969年就已经下乡的老知青时，就给我打了保票说我们公社已没有比你更老的知青了，下次有招工名额时，第一个推荐你。
1976年10月的一天，我路过公社时遇到了公社的文书，他告诉我，有个企业来丁河招工，公社已将我推荐上去了，让我等好消息吧。可到了11月中旬，还是没有一点消息。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了一趟公社询问，告知；来招工的是浙江塑料机械厂，工厂人事科的干部不接受公社的推荐，点名要另外一个知青。那个知青也是从黑龙江回来的，可他比你来得迟，且从没来过公社劳动，工作过。现在他们公社还顶着，让我放心。到了12月中旬，一天有个英俊的小伙子到学校来找我，他就是那个也是从黑龙江来的知青叫小丁。小丁告诉我，她妈妈是省妇联的干部，父亲是杭丝联厂的党委书记。和我们这次来招工的省二轻厅的几位领导都是当年四明山新四军的老干部，这个招工指标是他妈妈争取来的，若再不用掉，过了年底就作废了。是否让我去公社里的干部打个招呼，让他们别再顶了。我和小丁讲，我们都不容易，我都快三十岁的人了，指标是你带来的，可公社讲个先来后到也没错。看在你妈妈和省二轻厅领导是一起打江山的老战友关系上，再去要个指标吧，咱们两个龙江哥儿一起上吧。就这样，一直到了12月30日，小丁又来到了公社学校。告诉我，明天是最后一天，两个指标拿到了。可不是她妈妈神通广大多要了一个招工指标，而是他妈妈多次找了厅领导和塑料机械厂的领导多次协商，在最后还有一天的时间里，厂领导终于松口了。过了年这两个指标就会作废。为了不让它过年作废，明天我守在公社，他去县知青办守着，明天这事必须办好。第二天上午10点，我在公社等到了厂人事科的蒋干事，他是从塘栖坐着小舟划了一个多小时进来的。由于我和公社的干事已打好了招呼，一切顺利，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即办好了手续。我和蒋干事又匆匆忙忙地赶回了小船码头，用了近一个小时坐小舟回到了塘栖。塘栖码头上已经停了一辆北京吉普，我们一起坐车赶去临平。开汽车的是一个笑嘻嘻的高个子司机，后来知道他叫西瓜。一个二届生的小伙子，比我小五，六岁。他是二届生（69，70届）从中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工厂的，比我们先进山门，我们要叫他师傅。汽车飞快地赶到了临平，余杭县知青办。小丁也已等在那里，可已经是午休时间，只好等到下午上班时再办。到了上班时，我们顺利地办完了所有的知青招工手续。因第二天是元旦，蒋干事告诉我们元旦后到海月桥的厂里报到。
我回到丁河中学，与共处了近四年的老师，学生告别。我在中学虽然只是个代课老师，可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学生们都很喜欢我这个喝过套筒熱老酒，跑过三江六码头，有着丰富阅历的老师，在课余时间我会和学生讲我们在黑龙江时的劳动和生活的情景：蓝天白云，一望无际的田野，从早上出工到晚收工只能铲一条垅，头顶雷雨脚踏泥泞的土地手挥镰刀高歌“小镰刀战胜康拜因（联合收割机）”抢收小麦场景，如何拼命的避开高达几丈的火头扑灭山火，如何巧妙的智斗狼群，如何在老林子里避开冬眠的狗熊砍树伐木的事迹，在零下40几度的冰天雪地里尿出去就结冰得用棍棒边打边尿尿的情景，如何在乌苏里江上捕鱼和老毛子士兵用鱼换香烟的经历及“红都女王”的故事，把学生唬得一愣一愣的。我自我感觉非常适应乡村教师这工作。可为了有一个城市户口，为了能在杭州这样的大城市里找到一个容身之地，我不得不放弃眼前已比较熟悉和心仪的工作，重新投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里面。虽然有被抽回到大城市，重新做杭州人的喜悦，也有些当初赴黑龙江时的迷茫。
元旦后，到厂里报到。这次我们厂总共招收了15个人，10个男的，5个女的。大部分是本厂职工的子弟。那时已实行了厂社挂钩，即工厂有对应的公社，工厂帮助社办企业扩大生产，经营业务，而公社帮助工厂解决知青下放，农副产品供应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外来户，即对工厂发展有益的上级关系户和人情户。我则是属于借光入室的。经过一周的培训后，五个女的都分到各个车间里和后勤部门。十个男生则全部分到汽车队装卸班当装卸工人。想当初我为了能有一技之长，能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一员。在余杭塘栖农村里当老师的几年寒暑假，多次自费到浙大机械工厂学习电工，钳工，车工。我是老三届的高中生，物理基础比较扎实，对电流，电压，功率等电工基础较好，从小学开始就自己装配半导体收音机，电子管六灯机。又经过浙大机械厂的电工装配车间的培训，能有个电工四级工的水平。我的钳工活也很不错，特别是铲花。连八级钳工的老师傅都夸我学得快，学得好。为此，我在培训班时，还特地跟劳资科长，一个南下的干部-老高多次提起过。我希望能直接进入钳装或电工车间，更好的发挥自己的特长。这是一件与厂与己都双赢的事，可百思不解，厂领导就是不同意，坚决被要求去当装卸工。当然，领导有领导的思维方式和对事物的理解角度。
来到了汽车队，汽车队有五辆大卡车和一辆小吉普。分成三个班，驾驶班，修理班和装卸班。车队支书兼调度朱师傅，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从金工车间调过来的外来户，负责政治学习，车辆调度，工作分配等工作。驾驶班队长冯师傅，头上总是戴了顶军帽。有次和他一起去洗澡时，发现他头顶无毛。车间里的老师傅们叫他冯癞痢，可冯队长说他的头发是在韩战时，被美军的凝固汽油弹给炸伤的，使我们对他突然的肃然起敬。冯队长手握所有驾驶员的录用，培训，学习，年检年审。他手下连他自己共有8名驾驶员，除了一名叫克米洛的外来户司机和另两名王师傅带出来到驾驶员外，其他的驾驶员都是冯队长一手挑选，培训，调教出来到，所以权力大得很，他指东，徒弟们绝不往西，过年过节时他家热闹的很。修理班有4名机修工加一位汽车电工，修理班长徐师傅，为人忠厚老实，肯吃苦耐劳。水法师傅技术最好，他可以坐在车上，让驾驶员在行驶途中踩一脚刹车，根据汽车飘移的情况就能判断哪一个轮子的刹车有问题。方师傅和我同岁，已在这厂里有十多年工龄了，是从板金车间调过来到，负责汽车板金，焊接，补漏。阿宝师傅也是一个老三届的高中生，下过农村，原来也是王师傅的徒弟，学驾驶员的，后来闯了一次祸，就退下来当修理工了，书生气十足。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费师傅是汽车电工。修理班的师傅们的文化水平都比较高，故我们在空闲时会一起讨论一些数理化，机械制图，电工原理等问题。人数最多的是我们装卸班，我们10位新人加上老装卸工，从中村抽调上来到农民工，总共达二十多人。我和小丁被分配到五号车，驾驶员宝荣。我们车的装卸队长：林国鑫一个72年从浙江农村抽调上来的高中文化的知青，此人做事认真，可不会来事，没有背景。四年了，挺有文化的一个小伙子，可还在当装卸工。他也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平时没任务时就会拿出以前的教科书复习一下学过的数理化知识，他和我们几个想通过自己的学习努力来改变自己命运的青年常常在一起学习，讨论。还有一个叫顺发，因我厂在中村征用土地，他是从当地抽调上来的农民工，干活挺能吃苦耐劳，但文化程度不高，比较听领导的话，可是嘴上粗口不断，最常听见的就是；“日那姆......”。我们的五号车是一部国产解放牌货车，可装4吨货，驾驶员宝荣。四号车也是一辆解放牌卡车。驾驶员是西瓜，在塘栖办理招工手续时碰到的那位司机师傅。三号车是一辆日本的三菱卡车，驾驶员锡庆。二号车是一辆丰田大卡车，驾驶员叶师傅，一号车是一辆苏式嘎驶卡车，驾驶员小戴。还有一辆三轮小卡车，平时买菜，后勤运输都用它，驾驶员是克米洛。西瓜，小戴是新二届的，70年从学校分到厂里就跟着王师傅学驾驶了。宝荣，锡庆和叶师傅是冯师傅的徒弟，是73年学的驾驶。特别叶师傅是装卸工出身年龄也比较大，对如何吊装特别有经验。叶师傅能从装卸工变成驾驶员，他非常感恩，所以特别努力工作。有一年冬天从苏北开车回杭，车的前窗玻璃被飞起的小石子碰碎，他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头戴棉帽围巾，连夜把货运回到厂里。
汽车驾驶室可坐除了驾驶员外的二人，按先进山门为大的原则：装卸的车队长，老装卸工可坐在驾驶室里，我们新来的工人就坐在货箱里。厂里的一切货物都是我们去搬运，黄沙，水泥，钢板，设备，零件，机身等等。黄沙我们是一板锹，一板锹的装上卸下。水泥则上跳板，一次上肩两包，顺着近四米的跳板，按序叠放齐整。装钢板，零件，机身，设备一般都是在车间，码头，货运站进行机械化操作，由行车，铲车，吊车代劳了，我们只负责指挥，掌握车辆的平衡，重心即可。
刚到装卸班不久，我们新来的十个装卸工人身高马大体力强壮，也挺会做，不知为什么使一位毛姓师傅心里不爽了，总是千方百计的为难我们。这位毛师傅个子不高，已近五十岁了，十几岁就当装卸工了，每餐要喝点老酒。那天我们去装一个七，八百斤的铸件，没有吊装设备。按原计划设定，四个人一起上肩走跳板，每人负重二百斤左右可以完成上车。可不知为什么毛师傅中餐没完成小酒咪咪或还是别的原因，他非要两个人把它抬起来。他认为我们新装卸工里没人敢答应。可他没想到我们在黑龙江时，180斤的粮食上库，我们也要走上几米高的跳板，走多了上个跳板如走平地。我说，我来！这个毛师傅马上把杠棒上肩，并笔直地站在那里。有抬杠棒的伙计们都知道，抬重物要两人一起起身，才能较协调的将重物抬起来，否则，后起身的那个人要花一倍多的力气才能起得来。毛师傅这样笔直地站着，就是想给我来个下马威。可他不曾想到，我从小运动底子好，又在广阔天地受过多年的磨练，我硬是像举重挺举一样，猛一用力就站了起来，而毛师傅脚一软给压趴下了，那铸件到一动也没动。此事后，老工人们对我们新来的工人友好了许多再也没发生类似的事件了。
我们刚进厂时，工厂位于闸口海月桥，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形势好转，乡镇企业对注塑机的需求越来越大，产品的销路越来越好，工厂的规模急需扩大，老厂的地盘已越来越受到发展的限制。工厂就在西湖区灵山脚下的中村建立了我们的新厂房。装配车间放置在新厂区。由于新厂房还未完全竣工，行车还未能启动使用。大型机身的搬运还是用车间里的铲车将塑料机机身铲下。铲车驾驶员负责铲机身，我们负责将机身从老厂运到新厂，车间里的钳工负责在机身下垫放木块。那天可能是铲车在铲机身时的位置偏前，力矩发生了变化，铲车在放置机床身时突然发生倾斜，机床身将铲车的后轮都带离了地面，床身斜度越来越大，眼看要倒塌了。可在垫放木块的钳工们都还不知情，我们看到了吓得面色发白在一旁大喊：“不好了，机身要倒了”。这时有三个钳装车间的学徒同时在放置垫木，左右两个一听，就向左，右一跃而出。而中间那个起身向后跑，可惜已经来不及了，只听见“嘭”的一声，，机床身上的一根梁压在了中间那个钳装车间的学徒周平的身上，把周平的脊椎骨压得粉碎。所有车间里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在场的工人立即都过围过来来抢救，铲起了床身，把周平从机床身下拖出。当时，周平的下半身已完全不能动了，但头脑还清楚，他不断的喊着：“冷，冷，冷死我了”。立即叫来了救护车送浙二医院进行抢救。可怜的周平只挺过了一天，就不幸离我们而去。这是我眼睁睁的看见一位活生生的工友牺牲在我的面前。
时间真快，转眼来到了1977年春天，一天出车单来了，让我们5号车去艮山门火车站运行车架构件送去中村的新厂。到了货场，把提货单交给货场的调度室后，货场派他们的行车司机把我们要提的货一件件的吊到了汽车上。最大的是新厂钳装车间的行车操作室，有3.5米高，2米宽，2.5米长的一个长方体。因还有些别的零件，行车操作室是直立放置的。加上车厢板的高度，从地面算起应该超过4.5米，超过货运车的限高标准了。装好车后，我们用绳子加固绑紧后就出发往中村方向前进。驾驶室里坐进了装卸组长和老装卸师傅。在行车操作室和货车前档板之间还留着30-40公分的距离都是给我们后进山门的装卸工立足之地。那天，我和一个和我一批抽调上来的知青小石一起出车。因为到中村路途较长，而且行车操作室比较密闭还有凳子可坐，我和小石都爬进了操作室。一路过来，驾驶员宝荣都开得非常小心，在马路中间压着白实线开。到了中山中路，为了避让对面开来的一辆公交车，驾驶员往右边拉了一把方向。只听见嘭的一声，翻江倒海，双眼一闭，天翻地覆，等我们在睁开眼睛时，发现我们已在马路中间躺着。行车操作室和马路边的法国梧桐树撞了，树杆断了一大截，操作室也被撞得变了型甩到马路中间，而我们被抛出了操作室。我俩搀扶着爬了起来，动动胳膊，踢踢腿。还好，都能动。想想可真够后怕的，如果我俩站在操作室和前车板之间，行车操作室在倾倒时，刚好把我俩挤压在中间，我俩就变肉泥了。操作室的落地方向也恰到好处，把我们从侧向抛出，刚好没压到我们，真是命大啊！马路上车辆也少，马路边行人也不多，没有造成人身伤亡的重大事故。
机械加工的生产过程中,对于带铁屑和油污的产品零件,在前后工序之间或转入库房之前均需进行清洗.使用的容器是一个铁槽子,装有碱性的清洗剂,把零件放入槽中清洗,洗净后转入下道工序或放零件盒中,铁槽子可加热到80度，清洗效果更好。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我们4号车，5号车同时装了许多塑料机的零件去杭州重型机械厂去进行清洗。因为我厂那时还没有碱性清洗槽，需要外加工。而杭州重型机械厂的清洗槽是2米长，1米宽，1.5米深的大清洗槽。我们的任务是在车上，将一筐筐放好的零件挂上车间的行车的挂钩上。然后指挥行车起吊把零件放入清洗槽中。由于我们2辆汽车同时到，来了2辆行车同时在作业。来来往往好不热闹。突然听到涵江大声喊：“不好了，我被挂到行车的钓钩上了”。我抬头一看，只见4号车的装卸工涵江已被挂钩误钩住棉袄，被吊出了汽车。行车司机听见有人大叫，她向下一看，也被吓住了，一个紧急刹车。只听见嘭咚一声，刚好不偏不离，把涵江丢到了清洗槽里，除了头在清洗液上外，脖子以下都泡在80度的热碱液里了。这时，涵江头脑特别清晰，双手一撑，就从清洗槽里爬了上来。可已经来不及了，他全身被高温，碱性液体烫伤，2级烧伤占75%以上。后来，命是救回来了，可全身70%的皮肤的汗腺都损伤了，身体不会出汗了。再也不能从事劳动强度稍微大一点的工作，那时，还没有普及空调，每年夏天，厂里就把他送到莫干山上疗养。
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好日子，那天我上2号车，一部日本三棱的7吨柴油运货车帮忙装卸，去我厂的联营基地九堡运送钢板。去海岳桥车间里吊装好了4块3厘米厚，2米x4米的钢板。因回程要装回一些农副产品我们一行5个装卸工一起出发了。驾驶室里坐了两人，我和杨武郎坐在前档板为我们装卸工特意做的一排位置上。胜建坐在车厢的最后面。汽车在驾驶员锡庆的驾驶下平稳，快速地行进中。当车走到航海路和对面一辆汽车刚交会完毕，突然一个紧急刹车。我和杨武郎一个后仰，腿随着惯性高高翘起，只听见“涮”地一声，钢板从我们的座位底下穿过，深深地插入了汽车的前body板。胜建已从车厢最后面摔到了我们面前，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原来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孩，横穿马路时，他只看了我们对方向来的汽车，当对方汽车过去后就突然窜到了马路上，我们的驾驶员也没有发现，想不到会从刚交会车辆后面突然有人窜了出来出。虽然采取了紧急制动，可小孩的右脚已压到了车轮底下。我和杨武郎也算上帝惠顾我们，在紧急刹车时，腿已高高翘起，要不然，3厘米的钢板会象切割机一样，把我们的双腿齐齐整整的割断，胜建也运气好，和我们人肉垫橦在一起，没有丝毫受伤。马上去路边店打电话叫救护车，叫交警。事后小孩是得救了，可一只脚永远残废了。交警判我们的驾驶员在交会时车速不够慢，负二分次责。
1977年的春天来到了，“四人帮”已被粉碎。听说，高校招生政策也有改变，废除以前招收工农兵学员：自己报名，群众推荐，领导选拔，高校录取的方法。改为自己报名，然后参加全国性统一的文化考试，高校根据学生的高考成绩，结合德智体的情况直接录取。中间省了一个环节，可就是这个领导选拔的环节中，扼杀了多少有才智的年轻人。因为没有一条硬杠杠可区分怎样的人才可以进入高校，它变成一些掌握实权的小领导们交易砝码了。在黑龙江时，我多次被群众推荐，可到分场领导那里，一句“他父亲是从美国回来的，那边放着那么好的日子不过，肯定是美国佬派回的特务”，完全不负责任的，另有目的与私心的话我就立刻永远取消了被推荐上大学的资格。现行政策拨开了迷雾，使我们这些想凭实力考大学的人看到了前进的方向。此时，我，林国鑫，阿宝等几个人更是抓紧了一点一滴的空闲时间，一有空就拿出书来复习，讨论难题。
那一天， 由于我们5号车要准备年检年审，汽车要进行大修。我们没出车任务，被分配到修理班去帮忙，任务是清洗汽车后桥。那时，还没有清洗剂，清洗零件就用汽油。我在地槽里开始拆洗汽车的后桥，由于光线不足，看不清。修理工小方还给我提供了一盏行灯，我把行灯的电线打了一个结挂在汽车的大梁上，顿时觉得世界光明，万物全清。那个时代，安全生产的意识是很不到位的。第一，清洗剂用汽油，太易燃了。第二那盏行灯，就是一个灯泡拖一根电线。灯头上没有任何的保护装置。我在地槽里认真的干着活，这时，小方修理好了一只汽车水箱，他需要把行灯放入水箱里，借用灯光照明，看水箱是否还有漏光，来捡查修理效果。他叫了我一声：“宇平，行灯我用一下”，我吱了一声后就开始去解电线的接头。由于手上全是油，解接头比较慢。当我刚解开电线，小方因久等不见动静，就顺手拉了电线一下。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行灯顺着电线方向掉了下来，刚好磕到了清洗油盆里面。只听见“嘭”的一声，灯泡碎了，炙热的灯丝点燃了清洗盘中的汽油，一道火光冲天而起，把我整个人都裹挟在里面了。我脑子里同步闪过一个念头，不好，着火了。由于在黑龙江时我们知青受再教育多年，必须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因此 ，我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火光就是命令，决不能让国家的财产受损失！”这已溶化在我们这代人的血液里。我不是先选择逃命，而是想到怎样才能使国家财产的损失减到最小。为了便于灭火，我顺手端起了清洗油盘，把它从汽车的后桥上放到了地槽里，然后，选择了后桥与轮胎弹簧钢板之间的一道缝隙中钻了出来。此时，我已是一个火人。后来想想，还真后怕，如果稍有判断不准，橦到汽车上的大梁，钢板，后桥的任何一个部位，人又掉回去，肯定落在清洗的油盘里，那我这辈子也就交待了。出了地槽后，我就地十八滚。身上的火很快熄灭了。可是手上在刚才端火盆时，有汽油泼到手臂上，火就是不灭。我看见了墙边的消防沙，飞奔过去，用沙盖到我的手臂上，火马上灭掉了。这时，所有在车库里的同事们也纷纷拿起了灭火器，小方拿起了大铁锹，装满沙子的大铁锹一次次的对准了火盘抛扔过去，因着火的清洗盆在地槽底下，几锹沙过去，火就被扑灭了。这时的我已面貌全非，烧焦的帽子和头发还冒着青烟和臭气，衣服上被灭火器喷射的液体和沙泥不停地向下滴水。最惨的是我的左手臂，被沙子扑灭火的皮肤已开始顺着淋巴液脱落。医务室的护士小范拿了瓶双氧水给我消毒，那可真是撕心裂肺的痛！调度员朱师傅马上派了辆吉普车，将我送到了位于上城区紫阳街道严官巷的杭州第四医院。医院开通急救通道，立即将我送入手术室，进行消毒，清创，包扎伤口，补液......。厂里通知了我新婚不久的妻子和我的父母。妻子立马就赶到了医院，这时我的头已肿成猪头似的，我妻子等在手术室门口，当我从手术室被推出来时，她已认不出我了。当时父亲刚好在北京出差。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浙大的党委书记兼校长刘丹同志正和他们在北京学习，筹备出国考察如何发展中国高校之事。父亲得知我受伤的消息，连夜飞回杭州。刘丹校长在得知此事后第一时间给校办打电话指示：要尽一切可能，请最好的医师救治，浙大与厂里协商后立即将我转送去杭城最好的浙二医院。在那里我得到了尽心的治疗。我的头虽然一度肿得很大，可那是灼伤，烧伤度数并不深，后来也没有留下疤痕而破相。可左手臂伤就不一样了，火在皮肤上直接燃烧多时，已造成深二度及三度烧伤，在灭火时用了沙子，造成了感染。为了防止感染面的扩大，每次换药都要揭开刚长好的结疤，把药洒在鲜血直流的新肉上，虽然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但还是留下了明显的疤痕与汗腺坏死，左臂再也不会出汗了，人在运动量较大的时候，左手臂由于出不了汗就会一阵阵的发热发麻发痛。这个对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更被打击的是：在我住院期间，中国恢复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我因伤错过了我为此努力奋斗多时的一次机会。
1977年冬天，中国五百七十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二十七点三万人；我因烧伤住院错过了1977年冬天的那场向往已久的高考，我们装卸队的林国鑫参加了那次考试并被录取杭州师范大学，他特到医院来看望我并告知好消息。他也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在比较开放，公平的情况下改变了自己命运。我没气馁，在医院期间，除了养伤，我还坚持看书复习，因为我听说，1978年的大学招生马上就要开始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因烧伤而住院养伤，可随着伤情的慢慢好转，我能抽出更多的时间进行复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78年，六百一十万人报考，录取四十点二万人。我终于搭上了末班车，圆了我上大学的梦想。
七七级学生1978年春天入学，七八级学生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1977年，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党中央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出于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我也随着那滚滚的历史潮流，告别了我装卸工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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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Wang
王宇平先生是王启东先生的长子， 文革中被耽误的一代， 又称“老三届”。 上山下乡到黑龙江边远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是他写的一篇回忆录， 描述他们当时的知青岁月。
XL Wang
哥哥的文章写的有血有肉的是的真好看。那么的坚苦岁月，被他写云淡风清的。经历过上山下乡的人都知道，当时的艰难和困苦，但哥哥能苦中作乐，自得其乐，随遇而安，是真的不容易。这应该也是得益于爸爸妈妈对我们教育。爸爸妈妈想念您们！
摄于1972年 全家照
Y Wang
这个视频还原了一些当年的场景：
黄岩有个王士骏，十任知县号青天
10/29/2024
黄伟 2024-10-28
黄岩双桂巷王士骏故居，位于巷口北侧，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古宅原为双台门、横三透、三天井结构，是城内现存比较完整的古建筑群。东接卢洛平宅“安易庐”、南临双桂巷、西沿天长南路（原支河）、北邻黄岩区招待所（原王舟瑶“后凋草堂”）。古宅坐北朝南，临巷台门门额“朝议第”。
近日，笔者经过黄岩天长南路，看到2013年被列为黄岩区文保单位的王士骏故居正在全力修复当中，不禁为之庆幸。感慨之余，用粗浅的笔墨，以时间顺序梳理了他的学宦生涯。
王士骏故居双桂楼前天井
王士骏故居第二道台门
仗义乡绅，蒙冤入狱
王士骏，清道光十八年（1838）五月初二吉时出生于宁溪横街，取字吉人。王士骏从小在父亲的严加督学下，跟从孔亦常（讳桂冬)等黄岩众多塾师学习，打下了扎实的科举学业基础。考中秀才成亲后，育有二子。父母去世后，他继承了几亩土地与一间小当铺，打算就在宁溪做个有些声望的乡绅度过一生。
年轻的王士骏正直又热心，经常主动站出来处置一些家族纷争。当时，宁溪有乡豪与沙埠岐田寨义兵作对，岐田寨义兵焚烧了乡豪的豪宅。乡豪迁怒于调解纠纷劝阻械斗的王士骏，认为是他从中作祟，烧了他家房屋，劫了他家当铺。王士骏到黄岩县衙、台州府申诉，但一直没有得到公正审理。
清同治三年（1864），乡豪兄长被岐田寨义兵杀害，乡豪怀疑王士骏是幕后主使，向台州知府刘璈谗言。刘璈对岐田寨起义恨之入骨，听信一面之词，未加详审就将他关入大牢。王士骏在狱中得知家中的房屋和当铺都已不在，只好断了经商的念想，开始发奋苦读，寄希望于通过科举考取功名寻找出路。他坚持每天晚睡早起狱中读书，这种迎难而上的求学精神感动了狱卒和后任知县陈宝善。同治四年（1865），其冤案终于得到复审，定为错案后，他被无罪释放。
苦学成才，赴闽上任
王士骏平安出狱，但他的嫡母李太宜人却因担忧他的案情而一病不起。他悲痛之余，反复思考，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于是立志考取功名，才有机会为官一方为民伸冤。他的好朋友王西垣骑尉非常器重他，长期不断资助他读书，才使他能专注于学习。
同治十二年（1873），35岁的王士骏到台州府城参加十二年一次的拔贡考试，高中榜首。次年，王士骏北上入都求学，期间与众多名士作《消夏集》，倡和往复诗篇众多，在京城名声大噪，但最后朝考未中，只得返回家乡。
王士骏深受黄岩知县孙憙赏识，当孙憙担任鄞县知县时聘请他为记室，帮助他校刻《求古录》《逊志斋集》，文笔精审，至今辑有《求古录礼说校勘记》存世。孙憙调任东塘同知后，邀请他一起前往共事。期间，山西、河南两省连年发生灾荒，黄岩众多绅士参与赈灾。王士骏的族叔鹤轩（江若幹岳父）在当地比较有声望，他汇集不愿领奖绅士的三千奖金，用来资助他。他与同知孙憙和太史朱桂卿商量后，将奖金入赀赈局使用。
清光绪六年（1880）六月，王士骏由浙江的几位上司共同举荐到福建发审局任职。上任途经闽地分水关、福鼎县、白林、福安镇、大王岭等地，他将沿途所见人文景观，作诗记录在《南征日记》中。如《分水关》：“分水岭头旧设关，浙疆尽处见桐山。南来心事知多少，第一关神引路难。”再如《福鼎县（大危城）》写道：“分水关头据上游，山居非屋水非舟。儿郎半逐潮生活，老死何曾识首丘。”
十任知县，闽域青天
王士骏到福建后，首先在发审局工作，光绪七年（1881）八月，他被任命为漳州平和知县。那时当地民风彪悍，百姓常常械斗。他上任不久，就募集壮士缉捕前犯。他按事实剖决曲直，对过错方予以惩罚，对有理方颁发公告并张贴广而告之。处理完毕，他立即打道回府，不收任何费用。因处理得当，械斗发生前就解决的纠纷占了九成左右，其余纠纷最终也都能得到解决，消除了百姓的许多无妄之灾。
王士骏高度重视司法公正。他将诉讼案件分为三等，涉及全村合族的作为第一等重要，一接到状纸立即批准开审；双方争讼坟山林地的作为第二等重要，限期半个月判决完毕；其他的每月例行处置。任上三月，为两个死囚平反，平息了三起到京上访大案，陈年积案基本公正处理完毕。
光绪十九年（1893）冬，王士骏调任松溪知县，这时他已在福建第五个县任知县了。松溪县地处武夷山脉中间，十年九灾，经济落后。王士骏到任后设立劝耕教织所多处，带领百姓勤劳致富。松溪县城被水冲坍，他悉心谋划加以设计，历时三年修筑城墙，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竣工。时至今日，松溪县城城墙仍存1982米，城门上仍存他题的“寅宾门”三个大字，是一处宝贵的文化遗产。
王士骏松溪县城城门“寅宾门”碑刻
离开松溪之后，王士骏辗转福建各地，还曾出任福清知县，政绩卓著。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仙游一县就摊派到2.4万两，当时又逢旱灾，百姓无力上缴捐税，天怒人怨。福建巡抚考虑到王士骏的人望，1902年初再次任命他为仙游知县。他上书请求减免，但未获批准。当年五月，当地百姓和税局的矛盾突然激化，闽浙总督派军队镇压，许多无辜百姓受到伤害，这就是仙游历史上著名的“抗税暴乱”。为推卸责任，知府反诬王士骏处理不当。这年秋天，王士骏被免职，并充军至张家口。
从光绪六年（1880）六月开始，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福建任职23年，王士骏历任漳州平和、福安、闽县、仙游、松溪、福清等地知县十任，政绩斐然。每到一地，民众公认称他为“王青天”，王舟瑶《赠王吉人大令叙》文中称王世骏为“古循吏”。王咏霓也曾在《道西斋尺牍·与王吉人大令》中称他治闽有“青天”之谣。
谪戍豪杰，痛失故友
光绪二十九年（1903），王士骏因事充军张家口，这次处分，对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来说，是触及灵魂的。或许从此时起，他对自己奉献了毕生精力的封建王朝产生了怀疑，认识到这个王朝已经腐朽不可救药。在被押送张家口的路上，他在日记中写道：“癸卯因事遣戍燕北，旅次有感，因题以志意。逊荒老人玺云氏书。”
充军期间，王士骏带着一批苦役选地、备料、盖房，管他人的劳保用品和薪水发放，办厂生产各类生活用品，采办织造机、印刷机等。张家口现有的织造厂、印刷厂、家具厂、玻璃厂，如果可以追溯到1904年，那么其创始人就是王士骏这批当年大清囚徒。
与此同时，当年在朝廷军机处的领班章京，俗称小军机的同乡好友王彦威一直在努力为他平反。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十三日，王彦威终于给他带来好消息，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兴奋地写下了《得弢兄书通知恩诏减免书》。然而，还没等到正式批文传来，五月十三日，王士骏就接到了同乡好友俞棣笙的急件称王彦威一病不起。这个消息让王士骏急得手足无措，匆匆从张家口赶到京城王彦威府邸，与众多乡人一起料理王彦威后事。
王士骏和王彦威曾在这年春天时约定，一起勒马收帆，回老家安享晚年。如今王彦威与世长辞，羁于远道的孤臣“歌谁和、泣谁问，缓急谁为援手”，王士骏心中之痛又能与谁说。
平反昭雪，课子育孙
光绪三十年（1904），王士骏平反昭雪，光绪皇帝御批赦令，这份赦令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回家前，王士骏拜访了福州人金台书院掌教、五城学堂总教习林纾。林纾告诉他15年前从京都回到福建家乡，听当地父老乡亲传诵他治闽政绩，并从邻居高耕云那里知道他当年“断案、题捐、试士”等往事，羡慕了10年，苦不相识，终于机缘巧合相得一见，深为感动。王士骏的斐然政绩，由此可见一斑。
66岁的他终于回到了离开30多年的故乡，后来在双桂巷王宅书房——“抱冬心馆”作了一首七律《正觉寺消夏》，录呈给临海葛咏裳（逸仙），请他指正。这幅行书表达了他晚年颐养天年、诗酒怡园的心志，至今，手札仍然存世——“大千世界半尘嚣，溽暑终输佛地消。老树枝疏藤补荫，小园秋至菊生苗。主人诗思无元白，座客豪情比札侨。独有江郎才思尽，不将桃李报琼瑶。”
王士骏行书手札七律古诗
据黄岩第二高级中学王永清老师撰文叙述，王士骏晚年过上了“课子弄孙”的幸福生活。西方列强先进的科学技术给王士骏带来了强大的震憾，他认为只有科技才能振兴中华，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鼓励子孙学习列强的科学技术以报效祖国。在他的影响下，儿子王琎、王珽，孙子王启东，孙女王宝琳，外孙柯俊等人都曾在外国求学，学业有成。
情系桑梓，吉人天相
王士骏回到黄岩课子育孙之余，仍然心系桑梓，全力创办学校、备警禁烟、振兴实业，甚至与其他众多乡绅一起维护当地文脉。在清末民初的《王秉辰日记》中，他多次以“王士骏老伯”出现在文中。
现在的黄岩百年老校——锦江小学，1904年由喻长霖、王舟瑶、王士骏、柯逵等创立。原名黄岩公学，借用文昌祠，由王士骏主持学务。
1906年，王士骏受聘清献中学堂监督，在一年的时期内，他聘请专家和名师到校任教，增加了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改革旧式教学方法，对黄岩中学影响深远。
1915年，王士骏带头聚资重修杜范墓。至今，记载《重修杜清献公墓记》碑拓仍然存在临海市博物馆。1916年，王士骏去世，享年78岁。
参考文献：王棻《柔桥文钞》、民国《黄岩县新志》、《永宁逸秀——近代黄岩乡贤书画碑拓古籍文献》、《王士骏日记》
原文链接： https://tzapp.taizhou.com.cn/webDetails/news?id=3492322&tenantId=64&uid=658bfbcabf15a449329ad77d
黄岩双桂巷王士骏故居，位于巷口北侧，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古宅原为双台门、横三透、三天井结构，是城内现存比较完整的古建筑群。东接卢洛平宅“安易庐”、南临双桂巷、西沿天长南路（原支河）、北邻黄岩区招待所（原王舟瑶“后凋草堂”）。古宅坐北朝南，临巷台门门额“朝议第”。
近日，笔者经过黄岩天长南路，看到2013年被列为黄岩区文保单位的王士骏故居正在全力修复当中，不禁为之庆幸。感慨之余，用粗浅的笔墨，以时间顺序梳理了他的学宦生涯。
仗义乡绅，蒙冤入狱
王士骏，清道光十八年（1838）五月初二吉时出生于宁溪横街，取字吉人。王士骏从小在父亲的严加督学下，跟从孔亦常（讳桂冬)等黄岩众多塾师学习，打下了扎实的科举学业基础。考中秀才成亲后，育有二子。父母去世后，他继承了几亩土地与一间小当铺，打算就在宁溪做个有些声望的乡绅度过一生。
年轻的王士骏正直又热心，经常主动站出来处置一些家族纷争。当时，宁溪有乡豪与沙埠岐田寨义兵作对，岐田寨义兵焚烧了乡豪的豪宅。乡豪迁怒于调解纠纷劝阻械斗的王士骏，认为是他从中作祟，烧了他家房屋，劫了他家当铺。王士骏到黄岩县衙、台州府申诉，但一直没有得到公正审理。
清同治三年（1864），乡豪兄长被岐田寨义兵杀害，乡豪怀疑王士骏是幕后主使，向台州知府刘璈谗言。刘璈对岐田寨起义恨之入骨，听信一面之词，未加详审就将他关入大牢。王士骏在狱中得知家中的房屋和当铺都已不在，只好断了经商的念想，开始发奋苦读，寄希望于通过科举考取功名寻找出路。他坚持每天晚睡早起狱中读书，这种迎难而上的求学精神感动了狱卒和后任知县陈宝善。同治四年（1865），其冤案终于得到复审，定为错案后，他被无罪释放。
苦学成才，赴闽上任
王士骏平安出狱，但他的嫡母李太宜人却因担忧他的案情而一病不起。他悲痛之余，反复思考，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于是立志考取功名，才有机会为官一方为民伸冤。他的好朋友王西垣骑尉非常器重他，长期不断资助他读书，才使他能专注于学习。
同治十二年（1873），35岁的王士骏到台州府城参加十二年一次的拔贡考试，高中榜首。次年，王士骏北上入都求学，期间与众多名士作《消夏集》，倡和往复诗篇众多，在京城名声大噪，但最后朝考未中，只得返回家乡。
王士骏深受黄岩知县孙憙赏识，当孙憙担任鄞县知县时聘请他为记室，帮助他校刻《求古录》《逊志斋集》，文笔精审，至今辑有《求古录礼说校勘记》存世。孙憙调任东塘同知后，邀请他一起前往共事。期间，山西、河南两省连年发生灾荒，黄岩众多绅士参与赈灾。王士骏的族叔鹤轩（江若幹岳父）在当地比较有声望，他汇集不愿领奖绅士的三千奖金，用来资助他。他与同知孙憙和太史朱桂卿商量后，将奖金入赀赈局使用。
清光绪六年（1880）六月，王士骏由浙江的几位上司共同举荐到福建发审局任职。上任途经闽地分水关、福鼎县、白林、福安镇、大王岭等地，他将沿途所见人文景观，作诗记录在《南征日记》中。如《分水关》：“分水岭头旧设关，浙疆尽处见桐山。南来心事知多少，第一关神引路难。”再如《福鼎县（大危城）》写道：“分水关头据上游，山居非屋水非舟。儿郎半逐潮生活，老死何曾识首丘。”
十任知县，闽域青天
王士骏到福建后，首先在发审局工作，光绪七年（1881）八月，他被任命为漳州平和知县。那时当地民风彪悍，百姓常常械斗。他上任不久，就募集壮士缉捕前犯。他按事实剖决曲直，对过错方予以惩罚，对有理方颁发公告并张贴广而告之。处理完毕，他立即打道回府，不收任何费用。因处理得当，械斗发生前就解决的纠纷占了九成左右，其余纠纷最终也都能得到解决，消除了百姓的许多无妄之灾。
王士骏高度重视司法公正。他将诉讼案件分为三等，涉及全村合族的作为第一等重要，一接到状纸立即批准开审；双方争讼坟山林地的作为第二等重要，限期半个月判决完毕；其他的每月例行处置。任上三月，为两个死囚平反，平息了三起到京上访大案，陈年积案基本公正处理完毕。
光绪十九年（1893）冬，王士骏调任松溪知县，这时他已在福建第五个县任知县了。松溪县地处武夷山脉中间，十年九灾，经济落后。王士骏到任后设立劝耕教织所多处，带领百姓勤劳致富。松溪县城被水冲坍，他悉心谋划加以设计，历时三年修筑城墙，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竣工。时至今日，松溪县城城墙仍存1982米，城门上仍存他题的“寅宾门”三个大字，是一处宝贵的文化遗产。
离开松溪之后，王士骏辗转福建各地，还曾出任福清知县，政绩卓著。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仙游一县就摊派到2.4万两，当时又逢旱灾，百姓无力上缴捐税，天怒人怨。福建巡抚考虑到王士骏的人望，1902年初再次任命他为仙游知县。他上书请求减免，但未获批准。当年五月，当地百姓和税局的矛盾突然激化，闽浙总督派军队镇压，许多无辜百姓受到伤害，这就是仙游历史上著名的“抗税暴乱”。为推卸责任，知府反诬王士骏处理不当。这年秋天，王士骏被免职，并充军至张家口。
从光绪六年（1880）六月开始，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福建任职23年，王士骏历任漳州平和、福安、闽县、仙游、松溪、福清等地知县十任，政绩斐然。每到一地，民众公认称他为“王青天”，王舟瑶《赠王吉人大令叙》文中称王世骏为“古循吏”。王咏霓也曾在《道西斋尺牍·与王吉人大令》中称他治闽有“青天”之谣。
谪戍豪杰，痛失故友
光绪二十九年（1903），王士骏因事充军张家口，这次处分，对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来说，是触及灵魂的。或许从此时起，他对自己奉献了毕生精力的封建王朝产生了怀疑，认识到这个王朝已经腐朽不可救药。在被押送张家口的路上，他在日记中写道：“癸卯因事遣戍燕北，旅次有感，因题以志意。逊荒老人玺云氏书。”
充军期间，王士骏带着一批苦役选地、备料、盖房，管他人的劳保用品和薪水发放，办厂生产各类生活用品，采办织造机、印刷机等。张家口现有的织造厂、印刷厂、家具厂、玻璃厂，如果可以追溯到1904年，那么其创始人就是王士骏这批当年大清囚徒。
与此同时，当年在朝廷军机处的领班章京，俗称小军机的同乡好友王彦威一直在努力为他平反。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十三日，王彦威终于给他带来好消息，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兴奋地写下了《得弢兄书通知恩诏减免书》。然而，还没等到正式批文传来，五月十三日，王士骏就接到了同乡好友俞棣笙的急件称王彦威一病不起。这个消息让王士骏急得手足无措，匆匆从张家口赶到京城王彦威府邸，与众多乡人一起料理王彦威后事。
王士骏和王彦威曾在这年春天时约定，一起勒马收帆，回老家安享晚年。如今王彦威与世长辞，羁于远道的孤臣“歌谁和、泣谁问，缓急谁为援手”，王士骏心中之痛又能与谁说。
平反昭雪，课子育孙
光绪三十年（1904），王士骏平反昭雪，光绪皇帝御批赦令，这份赦令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回家前，王士骏拜访了福州人金台书院掌教、五城学堂总教习林纾。林纾告诉他15年前从京都回到福建家乡，听当地父老乡亲传诵他治闽政绩，并从邻居高耕云那里知道他当年“断案、题捐、试士”等往事，羡慕了10年，苦不相识，终于机缘巧合相得一见，深为感动。王士骏的斐然政绩，由此可见一斑。
66岁的他终于回到了离开30多年的故乡，后来在双桂巷王宅书房——“抱冬心馆”作了一首七律《正觉寺消夏》，录呈给临海葛咏裳（逸仙），请他指正。这幅行书表达了他晚年颐养天年、诗酒怡园的心志，至今，手札仍然存世——“大千世界半尘嚣，溽暑终输佛地消。老树枝疏藤补荫，小园秋至菊生苗。主人诗思无元白，座客豪情比札侨。独有江郎才思尽，不将桃李报琼瑶。”
据黄岩第二高级中学王永清老师撰文叙述，王士骏晚年过上了“课子弄孙”的幸福生活。西方列强先进的科学技术给王士骏带来了强大的震憾，他认为只有科技才能振兴中华，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鼓励子孙学习列强的科学技术以报效祖国。在他的影响下，儿子王琎、王珽，孙子王启东，孙女王宝琳，外孙柯俊等人都曾在外国求学，学业有成。
情系桑梓，吉人天相
王士骏回到黄岩课子育孙之余，仍然心系桑梓，全力创办学校、备警禁烟、振兴实业，甚至与其他众多乡绅一起维护当地文脉。在清末民初的《王秉辰日记》中，他多次以“王士骏老伯”出现在文中。
现在的黄岩百年老校——锦江小学，1904年由喻长霖、王舟瑶、王士骏、柯逵等创立。原名黄岩公学，借用文昌祠，由王士骏主持学务。
1906年，王士骏受聘清献中学堂监督，在一年的时期内，他聘请专家和名师到校任教，增加了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改革旧式教学方法，对黄岩中学影响深远。
1915年，王士骏带头聚资重修杜范墓。至今，记载《重修杜清献公墓记》碑拓仍然存在临海市博物馆。1916年，王士骏去世，享年78岁。
参考文献：王棻《柔桥文钞》、民国《黄岩县新志》、《永宁逸秀——近代黄岩乡贤书画碑拓古籍文献》、《王士骏日记》
原文链接： https://tzapp.taizhou.com.cn/webDetails/news?id=3492322&tenantId=64&uid=658bfbcabf15a449329ad7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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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骏是王启东先生的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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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了！爸爸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年了，难忘您的笑容，难忘您的身影，难忘您的谆谆教导，难忘您对我们的爱。
往事又一幕幕的浮现：回想起来，您总是笑咪咪的，似乎从来没有烦恼。您遭遇了这么多的变故和磨难，但从来没有将苦难和挫折在我们面前抱怨过。您总是教导我们要乐观，要积极向上。
在学习上，您和妈妈总是给予我们最大的支持，只要是学习需要，不论多少费用，都从没有二话的。您们还多方面的培养我们，从小就教我们学游泳，学骑车…。
您努力，认真，刻苦，非常优秀。但从来没有给我们压力，一定要我们怎样做。是您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着我们，让我们都成为了有用之材。
您总是正面的教育我们，以理服人，从来没有体罚过我，我犯了错。您总是耐心的开导我，给我指出问题，让我去改正。
记得您曾带着我去寻师，记得您在百忙中帮我修改文章，记得您在我迷茫，困难时给我的安慰和鼓励，记得您给予我的一切，一切……。爸爸真的好想你啊！
全家照
往事又一幕幕的浮现：回想起来，您总是笑咪咪的，似乎从来没有烦恼。您遭遇了这么多的变故和磨难，但从来没有将苦难和挫折在我们面前抱怨过。您总是教导我们要乐观，要积极向上。
在学习上，您和妈妈总是给予我们最大的支持，只要是学习需要，不论多少费用，都从没有二话的。您们还多方面的培养我们，从小就教我们学游泳，学骑车…。
您努力，认真，刻苦，非常优秀。但从来没有给我们压力，一定要我们怎样做。是您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着我们，让我们都成为了有用之材。
您总是正面的教育我们，以理服人，从来没有体罚过我，我犯了错。您总是耐心的开导我，给我指出问题，让我去改正。
记得您曾带着我去寻师，记得您在百忙中帮我修改文章，记得您在我迷茫，困难时给我的安慰和鼓励，记得您给予我的一切，一切……。爸爸真的好想你啊！
🙏🙏🙏💖💖💖😭😭😭
妈妈的爱心
07/01/2024
宪聆 2024年6月
马上就要7月1日了，妈妈的生日到了。今年是妈妈100岁生日。小妹前几天写了一篇文章记念妈妈，她鼓励我们也再写些。回忆妈妈的点点滴滴，脑海里又浮现出一些往事：
妈妈对家人很关心和爱护。记得我大约6～7岁时，每逢周日，妈妈就会带着我去探望住在城里的外婆，记得当时外婆带着我的几个表哥与小舅舅，小舅妈住在酱园弄，印象中挺远的，坐公交车后还要走好长一段路。妈妈顶着烈日，冒的严寒，风雨无阻的去探望。妈妈不仅对外婆和表哥们嘘寒问暖，还给予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后来小舅舅，舅妈去外地工作了，妈妈为了方便照顾，就在我们家附近租了房子，让外婆和表哥们住。妈妈在烦忙的工作之余经常抽空去看望外婆和表哥们，帮助处理和解决各种问题。外婆身体不舒服，妈妈就请医生出诊，上门去医治。妈妈对表哥们的学业和工作都很关心，表哥们有什么计划和决策也会找妈妈来商量。
摄于1974年，妈妈与小阿姨和大表姐
文革前，妈妈在农科院工作的三姐由于在写的论文上没有让领导署名，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扣上莫需有的罪名送去劳改。妈妈对她的孩子给予了许多的关心，经常去探望。文革后，妈妈爸爸多方奔走和上访，使错案得以平反，使得三阿姨的晚年生活得以保证。妈妈的二姐夫在50年代被冤枉而杀，其妻子也被剥夺医生工作，遣返乡下，他们的孩子留在杭州，妈妈给予了许许多多的照顾和呵护。妈妈兄弟姐妹共有10人，平时他们都经常互通信件，互相关心，妈妈只要知道谁生活困难，总会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妈妈对娘家人的各种帮助，照顾都得到爸爸的支持和理解。
摄于1996年，妈妈与二姨妈和三姨妈
文革后，妈妈每周都会与姐姐们相聚，唠唠家常，嘘寒问暖，去西湖边走走，去植物园逛逛，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还记得有许多表哥，表姐们来杭看望妈妈爸爸和相聚。
摄于1976年左右，妈妈，爸爸，小妹和我的表兄妹们
妈妈热心公益。妈妈退休后很关心社区的治安，她与几个好友，不论严寒酷暑几乎是天天在小区里溜达，看见有外人，总会上前去询问一番，热心的为人指路；若来人神色不对，妈妈就会及时的与片警们联系；若看见有小朋友做不好的事情，她都会去制止，以致后来小朋友们只要远远看见妈妈，都会大叫：“王奶奶来啦！”让一些原本想欺负人或做坏事的小朋友一哄而散。妈妈年年都被社区评为先进。妈妈在70年代末就退休了，当时社会上对退休人员还不太关注。记得妈妈和一些朋友多次给学校，社区写报告，要求创办退休人员活动中心，以丰富退休人员的生活；要求设立养老中心和老年病房，对老年人有更好的关心和帮助。妈妈也被推选为退休人员生活委员会的委员。妈妈的建议逐渐被采纳和实施。现在来看，妈妈真的是很有超前意识和爱心🩷
妈妈乐于助人。还记得爸爸教研组有位老师，因夫人在县城工作，他一人带着幼小的孩子，挺辛苦的，妈妈知道后就经常去帮助接送孩子。当老师去外地公干时，妈妈就会将孩子接到家里来生活。妈妈深受老师们的尊敬和爱戴。
妈妈治家有方。爸爸工作繁忙，妈妈是家里一把手，妈妈除了干好本职工作外，还将家里打理的井井有条。她不仅照顾好我们的生活，学习，还关心我们成长的一点一滴，她将我们每次拍的照片都按时间顺序整理成相册，我们每人有每人的相册，从出生开始，从没间断，为我们回忆过往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攝于2011年 我们全家
妈妈离开我们己十一年了。难忘妈妈的英容笑貌，一举一动。妈妈没有很多的说教，但她的一言一行，都在潜移默化着我们，感谢妈妈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有来世的话，我还要做您的女儿。
马上就要7月1日了，妈妈的生日到了。今年是妈妈100岁生日。小妹前几天写了一篇文章记念妈妈，她鼓励我们也再写些。回忆妈妈的点点滴滴，脑海里又浮现出一些往事：
妈妈对家人很关心和爱护。记得我大约6～7岁时，每逢周日，妈妈就会带着我去探望住在城里的外婆，记得当时外婆带着我的几个表哥与小舅舅，小舅妈住在酱园弄，印象中挺远的，坐公交车后还要走好长一段路。妈妈顶着烈日，冒的严寒，风雨无阻的去探望。妈妈不仅对外婆和表哥们嘘寒问暖，还给予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后来小舅舅，舅妈去外地工作了，妈妈为了方便照顾，就在我们家附近租了房子，让外婆和表哥们住。妈妈在烦忙的工作之余经常抽空去看望外婆和表哥们，帮助处理和解决各种问题。外婆身体不舒服，妈妈就请医生出诊，上门去医治。妈妈对表哥们的学业和工作都很关心，表哥们有什么计划和决策也会找妈妈来商量。
文革前，妈妈在农科院工作的三姐由于在写的论文上没有让领导署名，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扣上莫需有的罪名送去劳改。妈妈对她的孩子给予了许多的关心，经常去探望。文革后，妈妈爸爸多方奔走和上访，使错案得以平反，使得三阿姨的晚年生活得以保证。妈妈的二姐夫在50年代被冤枉而杀，其妻子也被剥夺医生工作，遣返乡下，他们的孩子留在杭州，妈妈给予了许许多多的照顾和呵护。妈妈兄弟姐妹共有10人，平时他们都经常互通信件，互相关心，妈妈只要知道谁生活困难，总会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妈妈对娘家人的各种帮助，照顾都得到爸爸的支持和理解。
文革后，妈妈每周都会与姐姐们相聚，唠唠家常，嘘寒问暖，去西湖边走走，去植物园逛逛，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还记得有许多表哥，表姐们来杭看望妈妈爸爸和相聚。
妈妈热心公益。妈妈退休后很关心社区的治安，她与几个好友，不论严寒酷暑几乎是天天在小区里溜达，看见有外人，总会上前去询问一番，热心的为人指路；若来人神色不对，妈妈就会及时的与片警们联系；若看见有小朋友做不好的事情，她都会去制止，以致后来小朋友们只要远远看见妈妈，都会大叫：“王奶奶来啦！”让一些原本想欺负人或做坏事的小朋友一哄而散。妈妈年年都被社区评为先进。妈妈在70年代末就退休了，当时社会上对退休人员还不太关注。记得妈妈和一些朋友多次给学校，社区写报告，要求创办退休人员活动中心，以丰富退休人员的生活；要求设立养老中心和老年病房，对老年人有更好的关心和帮助。妈妈也被推选为退休人员生活委员会的委员。妈妈的建议逐渐被采纳和实施。现在来看，妈妈真的是很有超前意识和爱心🩷
妈妈乐于助人。还记得爸爸教研组有位老师，因夫人在县城工作，他一人带着幼小的孩子，挺辛苦的，妈妈知道后就经常去帮助接送孩子。当老师去外地公干时，妈妈就会将孩子接到家里来生活。妈妈深受老师们的尊敬和爱戴。
妈妈治家有方。爸爸工作繁忙，妈妈是家里一把手，妈妈除了干好本职工作外，还将家里打理的井井有条。她不仅照顾好我们的生活，学习，还关心我们成长的一点一滴，她将我们每次拍的照片都按时间顺序整理成相册，我们每人有每人的相册，从出生开始，从没间断，为我们回忆过往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妈妈离开我们己十一年了。难忘妈妈的英容笑貌，一举一动。妈妈没有很多的说教，但她的一言一行，都在潜移默化着我们，感谢妈妈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有来世的话，我还要做您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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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们的妈妈一百岁生日。感谢姐姐写的这篇《妈妈的爱心》，详细地描述了妈妈的热心和助人精神。
妈妈是一个活得很通透的人。她很爱我们，但从不溺爱。小时候，她对我们的要求十分严格：坐有坐像，吃有吃相，待人要有礼貌。她教我们要会做家务、要有眼力见、要尊老爱幼、要学会独立。
妈妈平时也不宠我们。好的玩具只有周末才能玩几小时，这让我们特别珍惜玩玩具的时光。现在想想，这或许是培养孩子性格的一种好方法，降低物欲，提高幸福感。哈哈。
妈妈是个有大爱的人， 但是她也因此学会了适可而止。 记得曾经有一位同事常常向妈妈借钱。那时正值文革后期，我们家自己也不富裕。但当妈妈知道同事家孩子多、经济拮据时，每个月都会借一些钱给那位同事， 帮助他们一家度过困境。后来我们家有急需用钱，同事迟迟不还，这让彼此都很尴尬。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升米恩，斗米仇”吧。生活往往是最好的教科书。
我真的觉得妈妈是一个很会把握轻重的人。她只教我们做人做事的原则，其他的东西让我们自己在生活中领悟、从犯错中学习。
外婆
06/24/2024
张迪 著于2013年6月
‘The most powerful moral influence is example’ -Huston Smith
2009年7月外公王启东， 外婆张苏澄和张迪小朋友， 还有姐姐张彦， 舅舅王宇平的合影
To me, Grandma is a great influence, and I have many great memories of her. She influences me in three aspects; to exercise daily, to be patriotic to the country, and to love properly.
In spring of 2005, when I was around 4 years old, my father took me to visit China. We went to Hangzhou to visit my mother’s parents. My grandmother took my father and I to see the sights. My grandmother led us on a journey to the famous Yue Fen(岳坟). Even though she was already eighty years old, she walked the six miles to and from Yue Fen with us in the humid weather. I realize that this task was difficult for a person of her age; reflecting back on it, I see that her perseverance and she will to exercise as influential in molding me to become the athlete that I am today. Learning to be perseverant like her, I now force myself to swim everyday despite the cold weather, the 6:00 AM wake up times, or the strenuous practices because I know that exercise is essential to keeping fit and being healthy like my grandmother.
Yue Feng is a grave site to the famous Chinese general Yue Fei(岳飞). One story was that he was arrested by Qin Hui(秦侩)and charged with treason. In order to save himself, Yue Fei took off his shirt and showed the court the tattoo on his back scripted with “Serve the country with utmost loyalty”. Yue Fei was immediately cleared of all charges. Later in his life, Yue Fei returned to the capital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but Qin Hui and his men ambushed and killed Yue Fei .My grandmother took me to this historical site because she wanted me to be loyal to my country. Since I am an American Born Chinese, I have learned to be loyal to both my countries. While I live in America and take in American culture, I eat Chinese food, lear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istory in order to preserve my Chinese heritage and the connection to my family in China.
Even though it took every ounce of strength she had to get to Yue Feng, she still did it for me because she loved me. It is a cherished memory of mine. While I was there, tired and frustrated with the blistering heat, I begged and pleaded for a soda. My grandmother informed me of the unhealthy risks of soda, and I got a bottle of water instead. In addition to the ice cold water, my grandmother also bought me a Jin Gu Bang(金箍棒)that I had coveted for the entirety of the trip making us both content. I had received a pretty toy and she had stopped me from making an unhealthy decision. After I came back to America, I remember playing with the Jin Gu Bang constantly pretending I was Sun Wu Kong(孙悟空)while drinking plenty of water.
My grandmother taught me perseverance, loyalty, and the necessity of making wise decisions; all traits that I will hold onto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These traits will not only make me a better person, but I will know to pass these onto my children so they can be as much of a person as my grandmother is. I thank her for teaching me thes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and I deeply cherish the lasting impression she has made upon me.
‘The most powerful moral influence is example’ -Huston Smith
To me, Grandma is a great influence, and I have many great memories of her. She influences me in three aspects; to exercise daily, to be patriotic to the country, and to love properly.
In spring of 2005, when I was around 4 years old, my father took me to visit China. We went to Hangzhou to visit my mother’s parents. My grandmother took my father and I to see the sights. My grandmother led us on a journey to the famous Yue Fen(岳坟). Even though she was already eighty years old, she walked the six miles to and from Yue Fen with us in the humid weather. I realize that this task was difficult for a person of her age; reflecting back on it, I see that her perseverance and she will to exercise as influential in molding me to become the athlete that I am today. Learning to be perseverant like her, I now force myself to swim everyday despite the cold weather, the 6:00 AM wake up times, or the strenuous practices because I know that exercise is essential to keeping fit and being healthy like my grandmother.
Yue Feng is a grave site to the famous Chinese general Yue Fei(岳飞). One story was that he was arrested by Qin Hui(秦侩)and charged with treason. In order to save himself, Yue Fei took off his shirt and showed the court the tattoo on his back scripted with “Serve the country with utmost loyalty”. Yue Fei was immediately cleared of all charges. Later in his life, Yue Fei returned to the capital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but Qin Hui and his men ambushed and killed Yue Fei .My grandmother took me to this historical site because she wanted me to be loyal to my country. Since I am an American Born Chinese, I have learned to be loyal to both my countries. While I live in America and take in American culture, I eat Chinese food, lear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istory in order to preserve my Chinese heritage and the connection to my family in China.
Even though it took every ounce of strength she had to get to Yue Feng, she still did it for me because she loved me. It is a cherished memory of mine. While I was there, tired and frustrated with the blistering heat, I begged and pleaded for a soda. My grandmother informed me of the unhealthy risks of soda, and I got a bottle of water instead. In addition to the ice cold water, my grandmother also bought me a Jin Gu Bang(金箍棒)that I had coveted for the entirety of the trip making us both content. I had received a pretty toy and she had stopped me from making an unhealthy decision. After I came back to America, I remember playing with the Jin Gu Bang constantly pretending I was Sun Wu Kong(孙悟空)while drinking plenty of water.
My grandmother taught me perseverance, loyalty, and the necessity of making wise decisions; all traits that I will hold onto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These traits will not only make me a better person, but I will know to pass these onto my children so they can be as much of a person as my grandmother is. I thank her for teaching me thes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and I deeply cherish the lasting impression she has made upon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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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24日是我们的妈妈张苏澄女士过世11周年纪念。 在翻看纪念物的时候， 找出了我儿子张迪2013年6月24日我妈妈过世时写的悼念外婆的文章。 他和外婆的交集并不是很多， 但是每次回国， 我的妈妈(他外婆)除了带他去好玩的地方， 给他做好吃的， 也常常给他讲一些中国的历史故事， 教他如何做个善良，忠诚并有责任心的人。
我爱您， 妈妈
05/20/2024
王宇舫 2024年5月20 著于美国加州
今天是5月20日， 人们口中常说的520=我爱您。 写一篇小作文纪念我平凡而又美丽的妈妈张苏澄
妈妈张苏澄
我们的母亲是一位美丽而平凡的女性。她的美不仅仅体现在外貌上，更体现在她那颗善良、温暖的心。她的美丽如同经过岁月打磨的珍珠，带着生活的印记，却依然光彩照人。她的笑容如春日的阳光，温暖而明亮，总能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我们带来无尽的安慰和鼓励。她的眼眸清澈如秋水，里面闪烁着智慧与慈爱的光芒。
母亲的坚强是我们心中永恒的榜样。她的不屈不挠在生活的风风雨雨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还记得那次新安江防洪抢险， 母亲硬是和男人们一起抢运木材，奋力拼搏，毫不退缩。虽然那次劳累使她落下了腰病，但她从未抱怨，总是像个女汉子一样，抢收抢种冲在前面， 野营拉练不甘落后， 和新中国的劳动妇女们撑起半边天。她的坚韧与毅力，成为我们心中最深刻的记忆， 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母亲的勤俭持家是一种美德。她就像一位精打细算的生活艺术家，懂得节约每一分钱，用有限的资源为我们打造一个温馨的家园。她总是自己动手，做美味的饭菜，妈妈的虾油鸡， 至今想起依然口齿留香。 妈妈改制的衣裙，是世界上最美衣衫，在梦中能让我们翩翩起舞。 妈妈在就能让我们感受到家中浓浓的爱意和温暖和爱。教会了我们珍惜每一份拥有， 也让我们学会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小时候的我们和父母在一起
母亲对家庭的爱更是无以言表。她把家庭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无论每天工作多么疲惫，她总是把家打点的一尘不染。 我们小时候， 她总是等我们都睡了以后， 开始拖地擦桌， 让全家人早上起床有一个美好的新开始。 妈妈总是为我们遮风挡雨。她的爱无私而伟大，为了我们，她甘愿付出一切。她的爱是那样深沉，那样无怨无悔，只求我们平安、幸福。妈妈会在我们遇到困难时给予最有力的支持，在我们取得成绩时给予最真诚的鼓励。她是我们的避风港湾，给了我们无限的力量和勇气。
母亲的品格，正如那首《You Raise Me Up》所唱的每一句，她用她的美丽、坚强、刻苦、勤俭和无私的爱，托起了我们的未来。她不仅是我们的母亲，更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导师和朋友。母亲啊，我们爱你，胜过爱世界上的一切。你是我们心中永远的骄傲和依靠。
感恩
今天是5月20日， 人们口中常说的520=我爱您。 写一篇小作文纪念我平凡而又美丽的妈妈张苏澄
我们的母亲是一位美丽而平凡的女性。她的美不仅仅体现在外貌上，更体现在她那颗善良、温暖的心。她的美丽如同经过岁月打磨的珍珠，带着生活的印记，却依然光彩照人。她的笑容如春日的阳光，温暖而明亮，总能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我们带来无尽的安慰和鼓励。她的眼眸清澈如秋水，里面闪烁着智慧与慈爱的光芒。
母亲的坚强是我们心中永恒的榜样。她的不屈不挠在生活的风风雨雨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还记得那次新安江防洪抢险， 母亲硬是和男人们一起抢运木材，奋力拼搏，毫不退缩。虽然那次劳累使她落下了腰病，但她从未抱怨，总是像个女汉子一样，抢收抢种冲在前面， 野营拉练不甘落后， 和新中国的劳动妇女们撑起半边天。她的坚韧与毅力，成为我们心中最深刻的记忆， 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母亲的勤俭持家是一种美德。她就像一位精打细算的生活艺术家，懂得节约每一分钱，用有限的资源为我们打造一个温馨的家园。她总是自己动手，做美味的饭菜，妈妈的虾油鸡， 至今想起依然口齿留香。 妈妈改制的衣裙，是世界上最美衣衫，在梦中能让我们翩翩起舞。 妈妈在就能让我们感受到家中浓浓的爱意和温暖和爱。教会了我们珍惜每一份拥有， 也让我们学会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母亲对家庭的爱更是无以言表。她把家庭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无论每天工作多么疲惫，她总是把家打点的一尘不染。 我们小时候， 她总是等我们都睡了以后， 开始拖地擦桌， 让全家人早上起床有一个美好的新开始。 妈妈总是为我们遮风挡雨。她的爱无私而伟大，为了我们，她甘愿付出一切。她的爱是那样深沉，那样无怨无悔，只求我们平安、幸福。妈妈会在我们遇到困难时给予最有力的支持，在我们取得成绩时给予最真诚的鼓励。她是我们的避风港湾，给了我们无限的力量和勇气。
母亲的品格，正如那首《You Raise Me Up》所唱的每一句，她用她的美丽、坚强、刻苦、勤俭和无私的爱，托起了我们的未来。她不仅是我们的母亲，更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导师和朋友。母亲啊，我们爱你，胜过爱世界上的一切。你是我们心中永远的骄傲和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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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送给母亲的歌
今天是母亲节，一首“You raise me up”献给远在天堂的妈妈和爸爸，感谢您们的养育之恩，感谢您们对我的爱和奉献！想念您们，怀念您们！
https://static-play.kg.qq.com/node/gn9QsSiyX8/play_v2?s=YLQSyLYfuaYr3YwI&shareuid=669f9485232c378a33&abtype=13&shareDescABType=1&topsource=&chain_share_id=k3A26pgLGEvaNAwYZMqmadFbD3aKPVSG7huldJ4GNqg&pageId=details_of_creations
今天是母亲节，一首“You raise me up”献给远在天堂的妈妈和爸爸，感谢您们的养育之恩，感谢您们对我的爱和奉献！想念您们，怀念您们！
https://static-play.kg.qq.com/node/gn9QsSiyX8/play_v2?s=YLQSyLYfuaYr3YwI&shareuid=669f9485232c378a33&abtype=13&shareDescABType=1&topsource=&chain_share_id=k3A26pgLGEvaNAwYZMqmadFbD3aKPVSG7huldJ4GNqg&pageId=details_of_creations
Lyrics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while with me.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Source: Musixmatch
严师慈母德梦铁
04/29/2024
作者 王文中 2015-10-20
伯母德梦铁对教学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对学生一腔热情，视学生如自己的孩子，因此也受到学生从心里发出的热爱。
这是前几天我收到的电子邮件：
伯母德梦铁的学生王文卿的儿子，王珏来电:
家父王文卿，江西鄱阳人，1954年俄语专业毕业。在校求学期间，我爷爷过世，奶奶是家庭妇女，没有经济来源，父亲是长子，下面有弟弟妹妹7人，生活立、刻陷入困境，父亲因此打算退学；先生知道后坚持不允，给予生活上的支持，并给予我父亲勤工俭学的机会，使得我父亲不但不再需要家里的经济支持，反而能寄钱回家帮助家庭度过困境。江西老家的亲戚至今都把先生当成家里的恩人，今年5.1劳动节我回江西，亲戚们还提及此事。
父亲毕业后分配在江苏师范学院（现在的苏州大学），一直在苏州大学任教至退休，已于今年2月病逝，享年84岁。
附上6张家中找到的老照片，年代久远，不太清晰，照片中个子最高的就是我父亲。
我全家一直都在苏州生活，母亲健在，当年也多次见过德梦铁先生，最后一次是和我父亲一起在文革初期去杭州见先生，后来我父母均被打成苏修特务，被关押审查，后来先生就过世了。
情人桥上一家人
大樟树下
伯母德梦铁对教学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对学生一腔热情，视学生如自己的孩子，因此也受到学生从心里发出的热爱。
这是前几天我收到的电子邮件：
伯母德梦铁的学生王文卿的儿子，王珏来电:
家父王文卿，江西鄱阳人，1954年俄语专业毕业。在校求学期间，我爷爷过世，奶奶是家庭妇女，没有经济来源，父亲是长子，下面有弟弟妹妹7人，生活立、刻陷入困境，父亲因此打算退学；先生知道后坚持不允，给予生活上的支持，并给予我父亲勤工俭学的机会，使得我父亲不但不再需要家里的经济支持，反而能寄钱回家帮助家庭度过困境。江西老家的亲戚至今都把先生当成家里的恩人，今年5.1劳动节我回江西，亲戚们还提及此事。
父亲毕业后分配在江苏师范学院（现在的苏州大学），一直在苏州大学任教至退休，已于今年2月病逝，享年84岁。
附上6张家中找到的老照片，年代久远，不太清晰，照片中个子最高的就是我父亲。
我全家一直都在苏州生活，母亲健在，当年也多次见过德梦铁先生，最后一次是和我父亲一起在文革初期去杭州见先生，后来我父母均被打成苏修特务，被关押审查，后来先生就过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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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梦铁 -- 浙江大学俄语学科奠基人
德梦铁（俄文姓名：Ольга С.Демант,1903-1969），拉脱维亚人。浙江大学俄语学科奠基人，为浙江大学俄语专业及整个外语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浙江大学工作30年，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
她视中国为自己的祖国，为中国教育事业和浙大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中文名： 德梦铁
外文名： Ольга С.Демант
国 籍： 中国
精通语言：俄语、希伯莱语、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拉丁语 [2]
主要成就： 创办浙江大学俄语系
出生日期1903年2月
逝世日期1969年
人物生平
中文名： 德梦铁
外文名： Ольга С.Демант
国 籍： 中国
精通语言：俄语、希伯莱语、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拉丁语 [2]
主要成就： 创办浙江大学俄语系
出生日期1903年2月
逝世日期1969年
人物生平
德梦铁，俄文全名叫做奥里格·燮妙诺夫娜。1903年2月出生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市，犹太人。 毕业于里加大学， 早年攻读文学、戏剧。通晓多国语言，除了俄语和希伯莱语是母语外，还精通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拉丁语。
德梦铁的父母和弟弟在集中营中被德国法西斯军队燃放煤气杀害。20世纪30年代中期， 她随一拉脱维亚皮货商当翻译来到中国，到过东北、天津、上海和遵义。
1937年抵达长沙。随着战事的升级，皮货商人不久回国。然而此时，希特勒在欧洲疯狂迫害犹太人，身为犹太人的德梦铁有家难回，在长沙的军官外语学校任教。国民党政府向西南撤退后，该校迁至遵义，与同期迁来的浙江大学成为邻校。由于德梦铁外语能力强，精通七种语言，引起浙大外语系教授的注意，随即受聘到浙大外语系任教，开始教授工科学生的德语。
1942年，她被调到设在湄潭的浙江大学外文系教授英语、德语和法语。她和许多教授一起住在湄江饭店，与化学系王琎教授比邻而居。作为中国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王琎不仅专业精深，而且英语十分流利，同时还具有十分深厚的国学素养，当时他是浙大教授组织的诗社《湄江吟社》的成员。德梦铁则十分喜爱中国古典诗词及其他文学经典作品。她有意翻译这些作品，为此时常向王琎请教，他们谈得最多的是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共同的志趣爱好、无障碍的交流、心灵的碰撞成就了美好的跨国姻缘。《红楼梦》打通了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隔墙，邻居变成了夫妻。
1946年王琎先生和徳梦铁先生喜结连理
1949年，德梦铁创办俄语专业。 [3]德梦铁先生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俄语毕业生，手把手地带出了一个个优秀的俄语教师。
1954年6月，德梦铁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得到国家内务部的批准。
1954年秋，德梦铁夫妇调到浙江师范学院，她教俄语和德语两门课，一周有20多节课，教课极端负责，负担又重，曾多次受到学校表扬和嘉奖。
1966年文化大革命，德梦铁受到严重打击。 德梦铁先生被污蔑为“反动学术权威”和“祖师婆”备受非人折磨，后因所谓“国际间谍”问题受到隔离审查和强迫劳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66年“祖师爷”王琎先生死于非命后，她备感凄凉无助。身患高血压的德先生得不到应有的药物和看护，抱憾谢世。
王琎先生和徳梦铁先生晚年在杭大道古桥宿舍窗前
教学风格
德梦铁在浙江大学工作了30年， [2]她忘我工作，主要教授二外德语和专业俄语，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
德梦铁十分关注中国教育事业，爱我中华，而且非常爱护学生，视若亲人，教学工作严谨。
德梦铁讲授的德语课，常穿插诗歌，使同学们多能牢记。 在学生们的回忆中，大家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德梦铁先生独特的教学法。
浙大1947届化学系毕业生、中科院原秘书长顾以健先生对此记忆犹新：“抗战时期，1943年，我们理学院在贵州湄潭，那是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山城，生活极清苦，德先生是唯一的外国人。她教我们德文，十分认真，很喜欢我们这些年轻人。她教过的海涅的诗《莱茵河畔的罗雷莱》，我至今能背，当年她在课堂上朗读时，十分投入，动情，我印象很深。”
1952届俄语毕业生姚越秀在毕业50多年后仍能流利地背诵德先生教的绕口令。她对德先生的教学法钦佩不已。因为她教俄语，学生不必“刻意去死记硬背”，那些内容会在“不知不觉中印入了脑海”，令学生“终生不忘”。她如此描绘德先生声情并茂的讲课：“开始上课时，她用英语讲解，她记忆力极好，教过的每个俄语，上课时都能用上，不许我们忘记，不到一个月就都用俄文讲解了。教读诗篇时，她把全班分为四个声部，……朗诵声此起彼伏，十分有趣，德先生十分投入地带领我们朗读时的丰富表情感染我们，使我们一下子进入了诗的境地……”
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朱国英回忆起当年德先生给他们上二外德语课时的情景，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她绘声绘色地说：“德先生上课简直像演戏，表情丰富极了。她自编教材，编得非常好。她曾编写过一篇讲一个老人和他先后的五个太太的故事，实际上就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得精彩，教得更生动，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德梦铁先生的教学秘诀正是以情感人。她让学生关注的不是语言的外形，而是外形中包含的丰富而生动的内涵。文字中流淌的真挚情感、字母编制成的动人故事就这样跨越了语言的障碍拨动着每个学生的心弦。学生面对的不再是枯燥繁复的语法规则，而是俄罗斯民族的灵魂、德意志人民的感情。他们在富有韵律的朗诵声中，同俄罗斯与德意志文化进行着心灵的交流，为跳动着永恒生命的篇章所感动。此时，人不必刻意去记忆语言，而是语言自动走入人的心灵。
参考资料
1浙大校友网．浙大校友网．2021-01-21 [引用日期2021-01-21]
2德梦铁．浙江大学．2012-09-01 [引用日期2021-01-21]
3光辉竹帛永流芳 ——怀念我的导师德梦铁教授．宁海新闻网 [引用日期2012-12-10]
4浙大校友网．浙大校友网．2021-01-21 [引用日期2021-01-21]
5浙大校友网．浙江大学．2021-01-20 [引用日期2021-01-20]
6我童年的家园：建德村-杭州新闻中心-杭州网．杭州网．2020-12-14 [引用日期2021-01-21]
7科学网—化学担当．科学网．2016-11-14 [引用日期2021-01-21]
原文链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B7%E6%A2%A6%E9%93%81/675214#reference-6
教学风格
德梦铁在浙江大学工作了30年， [2]她忘我工作，主要教授二外德语和专业俄语，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
德梦铁十分关注中国教育事业，爱我中华，而且非常爱护学生，视若亲人，教学工作严谨。
德梦铁讲授的德语课，常穿插诗歌，使同学们多能牢记。 在学生们的回忆中，大家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德梦铁先生独特的教学法。
浙大1947届化学系毕业生、中科院原秘书长顾以健先生对此记忆犹新：“抗战时期，1943年，我们理学院在贵州湄潭，那是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山城，生活极清苦，德先生是唯一的外国人。她教我们德文，十分认真，很喜欢我们这些年轻人。她教过的海涅的诗《莱茵河畔的罗雷莱》，我至今能背，当年她在课堂上朗读时，十分投入，动情，我印象很深。”
1952届俄语毕业生姚越秀在毕业50多年后仍能流利地背诵德先生教的绕口令。她对德先生的教学法钦佩不已。因为她教俄语，学生不必“刻意去死记硬背”，那些内容会在“不知不觉中印入了脑海”，令学生“终生不忘”。她如此描绘德先生声情并茂的讲课：“开始上课时，她用英语讲解，她记忆力极好，教过的每个俄语，上课时都能用上，不许我们忘记，不到一个月就都用俄文讲解了。教读诗篇时，她把全班分为四个声部，……朗诵声此起彼伏，十分有趣，德先生十分投入地带领我们朗读时的丰富表情感染我们，使我们一下子进入了诗的境地……”
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朱国英回忆起当年德先生给他们上二外德语课时的情景，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她绘声绘色地说：“德先生上课简直像演戏，表情丰富极了。她自编教材，编得非常好。她曾编写过一篇讲一个老人和他先后的五个太太的故事，实际上就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得精彩，教得更生动，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德梦铁先生的教学秘诀正是以情感人。她让学生关注的不是语言的外形，而是外形中包含的丰富而生动的内涵。文字中流淌的真挚情感、字母编制成的动人故事就这样跨越了语言的障碍拨动着每个学生的心弦。学生面对的不再是枯燥繁复的语法规则，而是俄罗斯民族的灵魂、德意志人民的感情。他们在富有韵律的朗诵声中，同俄罗斯与德意志文化进行着心灵的交流，为跳动着永恒生命的篇章所感动。此时，人不必刻意去记忆语言，而是语言自动走入人的心灵。
参考资料
1浙大校友网．浙大校友网．2021-01-21 [引用日期2021-01-21]
2德梦铁．浙江大学．2012-09-01 [引用日期2021-01-21]
3光辉竹帛永流芳 ——怀念我的导师德梦铁教授．宁海新闻网 [引用日期2012-12-10]
4浙大校友网．浙大校友网．2021-01-21 [引用日期2021-01-21]
5浙大校友网．浙江大学．2021-01-20 [引用日期2021-01-20]
6我童年的家园：建德村-杭州新闻中心-杭州网．杭州网．2020-12-14 [引用日期2021-01-21]
7科学网—化学担当．科学网．2016-11-14 [引用日期2021-01-21]
原文链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B7%E6%A2%A6%E9%93%81/675214#reference-6
六幢的苏联妈妈
德梦铁先生，1954年加入中国籍，杭州大学俄语学科奠基人
“苏联妈妈”是一众小孩子对德梦铁先生的称谓。德先生是白种人，高高大大的，说不上特别漂亮。大约前苏联女人都有这一特点：做姑娘时婀娜多姿，变成妇人就横向发展。
德先生是前苏联拉脱维亚犹太人，二战时六位亲人被德国法西斯杀害，只身来到中国。她嫁给了著名化学家王琎先生，1949年后成为第一批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德先生精通多国语言，在浙大、浙师院、杭大教授外语。
杭大宿舍平面图， 徳梦铁先生家住六幢
蒋遂曾看到德先生早年学生写的一篇记实性小说，对德先生刻画得入木三分。德先生显然没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温良恭俭让”的熏陶，上课时，对没听懂又理解不了的学生大吼大叫，恨不得生吞活剥。下课了，学生眼泪汪汪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十八层地狱，她却没事人似的一把抱着，吹着热气在耳边说：“孩子，你咋滴啦？”休息日，她把学生请到家，做一桌丰盛的异国大餐，跳起奔放的吉卜赛舞蹈。
德先生对中国情有独钟、对故国又念念不忘。她把中国的国粹古典诗词翻译成俄语，架起了一条友谊的纽带。
当年杭大宿舍徳外观
说起德先生，不得不说她的夫婿王琎先生。王先生是1909年第一批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生，中国化学史和分析化学研究的开拓者。
可是，这样一位在杭大新村，乃至全国闻名的泰斗级学者，却在1966年12月份惨遭劫难！
那天德先生与保姆因事出门，留王先生独自在家。一位凶狠的劫匪闯进来，残忍地杀害了王先生，洗劫一空后又迅速逃离现场。半年后，劫匪出售赃物（一枚欧米迦手表）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劫匪竟然是浙江农业大学的学生。
王先生的不幸离世，给无忧无虑的杭大新村留下了巨大的、深深的阴影。
今日杭大宿舍已经成为历史建筑
原文链接：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6832089064171110923/?wid=1714967291194
“苏联妈妈”是一众小孩子对德梦铁先生的称谓。德先生是白种人，高高大大的，说不上特别漂亮。大约前苏联女人都有这一特点：做姑娘时婀娜多姿，变成妇人就横向发展。
德先生是前苏联拉脱维亚犹太人，二战时六位亲人被德国法西斯杀害，只身来到中国。她嫁给了著名化学家王琎先生，1949年后成为第一批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德先生精通多国语言，在浙大、浙师院、杭大教授外语。
蒋遂曾看到德先生早年学生写的一篇记实性小说，对德先生刻画得入木三分。德先生显然没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温良恭俭让”的熏陶，上课时，对没听懂又理解不了的学生大吼大叫，恨不得生吞活剥。下课了，学生眼泪汪汪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十八层地狱，她却没事人似的一把抱着，吹着热气在耳边说：“孩子，你咋滴啦？”休息日，她把学生请到家，做一桌丰盛的异国大餐，跳起奔放的吉卜赛舞蹈。
德先生对中国情有独钟、对故国又念念不忘。她把中国的国粹古典诗词翻译成俄语，架起了一条友谊的纽带。
说起德先生，不得不说她的夫婿王琎先生。王先生是1909年第一批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生，中国化学史和分析化学研究的开拓者。
可是，这样一位在杭大新村，乃至全国闻名的泰斗级学者，却在1966年12月份惨遭劫难！
那天德先生与保姆因事出门，留王先生独自在家。一位凶狠的劫匪闯进来，残忍地杀害了王先生，洗劫一空后又迅速逃离现场。半年后，劫匪出售赃物（一枚欧米迦手表）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劫匪竟然是浙江农业大学的学生。
王先生的不幸离世，给无忧无虑的杭大新村留下了巨大的、深深的阴影。
原文链接：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6832089064171110923/?wid=1714967291194
伯母孙多薏
03/29/2024
作者： 王文中 （王启东先生的堂弟）
王启东先生的生母孙多薏女士
孙多薏，字珍如，伯父的第二任妻子。一九三七年，因爱女得腥红热住院，为救爱女，日夜陪护，操劳过度，爱女痊愈，而母亲却染腥红热而亡。伯父中年二次丧妻，其痛楚之深是我们无法相象的。以下是伯父的悼念诗词：
一九三七年七月五日
忆珍如．
自沪往杭州访浙江大学旧友竺可桢校长，
夜宿湖滨饭店，曾与珍如同游西湖有感。
湖山无恙景依然，双浆前游事足怜；
尤忆笋舆灵隐路，不堪回首沪滨天。
廿年欢笑为春梦，一世辛勤已息肩；
嗟我远游成薄幸，相看儿女泪涔涟。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忆珍如辞世六周年
何处堪为载酒歌，与君林下舞婆娑；
百年俱是红尘客，万事频看绿水波。
已傍雕栏栽紫药，拟归曲院看风荷；
乍晴乍雨枇杷熟，待荐冰盘意若何。
*冰盘即玻璃盘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367f901000bse.html
孙多薏，字珍如，伯父的第二任妻子。一九三七年，因爱女得腥红热住院，为救爱女，日夜陪护，操劳过度，爱女痊愈，而母亲却染腥红热而亡。伯父中年二次丧妻，其痛楚之深是我们无法相象的。以下是伯父的悼念诗词：
一九三七年七月五日
忆珍如．
自沪往杭州访浙江大学旧友竺可桢校长，
夜宿湖滨饭店，曾与珍如同游西湖有感。
湖山无恙景依然，双浆前游事足怜；
尤忆笋舆灵隐路，不堪回首沪滨天。
廿年欢笑为春梦，一世辛勤已息肩；
嗟我远游成薄幸，相看儿女泪涔涟。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忆珍如辞世六周年
何处堪为载酒歌，与君林下舞婆娑；
百年俱是红尘客，万事频看绿水波。
已傍雕栏栽紫药，拟归曲院看风荷；
乍晴乍雨枇杷熟，待荐冰盘意若何。
*冰盘即玻璃盘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367f901000b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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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多薏（孙珍如，1894年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1937年4月5日）。是王启东先生的母亲。 孙家鼐侄子孙莞斋的女儿，王琎夫人，上海务本女中毕业。王天骏父亲王秉忱的继母。王秉忱七岁丧母，八岁时由孙多薏从黄岩接到南京抚养成人。
王启东先生在是这样描述他的母亲孙多薏的：1894年出生于安徽寿县孙家大院。年少时受到了很好的传统教育。后来随父母迁居上海，她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子中学，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进修儿童心理学与儿童教育学.并在南京，上海多所小学任教师。母亲热情善良，知书达礼，很重视小叔王曰玮, 堂兄姐与自己的子女的家庭教育，很重视传统的爱国与道德伦理的教育，在每天晚上临睡前，总要讲些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等抗敌救国的故事，使我们从小就受卫国爱国情怀的熏陶。并以大爱教育子女。无论家中那个得病，她总尽力护理。1937年春，姐姐王宝琳染上猩红热隔离在上海传染病医院，她自己去医院请求当护理员，帮助护理姐姐与同室病人。在姐姐危险期过后，她要回家看望家人，为了保证猩红热病菌不带给其他家人，要求医院给她注射医治猩红热的血清，医生未做皮试就给她打了一支血清。对血清的强烈过敏反应令她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她把短暂的一生中的爱和充沛的精力完全奉献给了家庭与社会。正是因为母亲的呵护关爱与教育，我童年与少年时期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在我们的眼里，她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我的堂兄姐们都认为我的母亲待他们比他们自己的亲妈妈还要好。
1924年王琎和孙多薏夫妇携全家
王启东先生在是这样描述他的母亲孙多薏的：1894年出生于安徽寿县孙家大院。年少时受到了很好的传统教育。后来随父母迁居上海，她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子中学，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进修儿童心理学与儿童教育学.并在南京，上海多所小学任教师。母亲热情善良，知书达礼，很重视小叔王曰玮, 堂兄姐与自己的子女的家庭教育，很重视传统的爱国与道德伦理的教育，在每天晚上临睡前，总要讲些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等抗敌救国的故事，使我们从小就受卫国爱国情怀的熏陶。并以大爱教育子女。无论家中那个得病，她总尽力护理。1937年春，姐姐王宝琳染上猩红热隔离在上海传染病医院，她自己去医院请求当护理员，帮助护理姐姐与同室病人。在姐姐危险期过后，她要回家看望家人，为了保证猩红热病菌不带给其他家人，要求医院给她注射医治猩红热的血清，医生未做皮试就给她打了一支血清。对血清的强烈过敏反应令她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她把短暂的一生中的爱和充沛的精力完全奉献给了家庭与社会。正是因为母亲的呵护关爱与教育，我童年与少年时期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在我们的眼里，她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我的堂兄姐们都认为我的母亲待他们比他们自己的亲妈妈还要好。
春节祭祖
02/29/2024
最近在我们家族群里流传着一篇关于我们妈妈张苏澄家前辈的传说， 把它放在这里做一留念。
近日，浙江省政府公布了第七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名街区名单，黄岩区有2处历史文化街区上榜，其中之一就是司厅巷历史文化街区。司厅巷地处闹市，商贾云集，人文荟萃。其中住在司厅巷东口张濬和二子张仲丹、三子张季庸，“一门三知县”的故事传为美谈，至今被人提起。
山东栖霞县知县张濬
张濬，家谱名问明，字子远，出生于清道光壬寅年（1842）四月，于民国十年（1921）三月去世，享寿80岁，从祀九峰乡贤祠。张濬先后担任九峰、清献、宁海缑城书院山长（校长），祖籍黄岩南城土屿，居住黄岩东城四厅巷东口2号张宅，从司厅巷直到道义巷（青年路），位于原黄岩新华书店至原黄岩饭店。
张濬从小喜欢阅读经史，在路桥龙头王村徐湘泉家当私塾老师。徐公富而好学，藏书万卷，张濬阅读了大量的古籍，知识更加渊博。徐公很欣赏他，将家中的小女儿许配给他为妻，并将家中的20亩良田作为嫁妆，有了稳定的家庭收入，才安心做学问。后来，有幸得到学使徐存义的眷顾，远赴杭州诂经精舍学习，肄业后跟从德清俞曲园（俞樾）游学，深得真传，功力渐长。直到后来，张濬和王棻并称“浙东经师”，传为佳话。
张濬19岁时为庠生，戊辰年（1868）为廪膳生，乙酉年（1885）以优贡身份参加朝廷考试，以成绩一等选作知县分发山东。其间，校勘丛书很多，修正《戚继光年谱》6卷，在山东刊发。期间，他针对时弊提出建议交给巡抚李秉衡，直到就任山东栖霞县知县。
在任期间，他扬长避短，以经学推动当地行政事务管理。他重视发挥教化作用，减少刑罚。如对已多次诉讼没有处理结果的案件，经他劝导后，上诉者心存惭愧感到内疚，主动息讼。在任一年多时间内，因为监狱内没有囚犯而长了青草。任期满后离任，当地父老走出长街前来送行，有当地百姓甚至脱掉去他的靴子留作纪念。
他担任郓城盐厘期间，正逢黄河决堤，千里汪洋一片。他带头献出俸禄，全额赈灾，购买衣物粮食施舍给灾民。从而以一带百，救活了许多难民。后来，由于时事变化，国外势力不断干预国事，张子远感叹“张翰莼鲈秋风起矣！不可久负故园松菊。且吾党狂简，曷归乎？”从此，挂冠故里，再也不复出任职。
张濬59九岁时回到黄岩，重新担任九峰书院山长，教授子弟，其间编写《九峰名山阁书目》。九峰书院的兴废，对黄岩文化振兴起到关键作用。他主讲书院期间，律身诲人，以德服人，倡导开明学风，春风化雨般为后辈教学达数十年。虽然世事变化，九峰书院屡有变迁，但连续担任山长岿然不动，冠绝浙东。
清代自从张濬和王棻、王咏霓三位先生先后主讲九峰书院后，黄岩学子争相砥砺学习，门下出了众多名儒达士，如喻长霖、陈瑞畴、王舟瑶、黄方庆、管世骏等。也有许多弟子身登仕途，如江若幹、朱谦、朱劼成、许元颖等名士。他们讲求秦汉文章，精研钟王之法，提倡朱程之学，迥异流俗，相互切磋，相互敦勉。
张濬晚年在主讲九峰书院闲暇之余，经常和两位白发满头的弟弟一起游憩林泉为乐，晚景悠游怡然。长子伯梅、次子仲丹、季子季庸都是清庠生，人称“河东三凤”。张伯梅，任会稽道署科员，娶妻砚池进士林丙修长女。张仲丹，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曾于民国十三年（1924）署浙江云和县知事。张季庸，优级师范及日本法科大学毕业，民国十一年（1922）署江苏江阴县知事。长女嫁给坦田廪生陈祖荫，次女嫁给爱徒朱劼成，其为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署广西提法司提法使。有孙子9人，孙女12人。
张濬一生著书立说，曾在柔桥著书数百卷，认为太多为累赘，没有刊印而被众弟子争相珍藏，以至散佚民间各地。他去世后留有《戚继光年谱》《宁海县志》，还有张季庸整理刊印珍贵的《熔经室集》四卷，存在黄岩区博物馆。在光绪二年（1876）七修《台州黄岩土屿张氏宗谱》时，张子远担任宗谱的校正之职，收集资料和历史记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文化遗产。
浙江云和县知事张仲丹
张宗华，字仲丹，以字行世，张濬仲子。他宣统二年（1910），由附生署广西高等检察厅主簿。宣统三年（1911），升署广西高等检察厅检察官，民国二年（1913）从浙江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法律别科毕业，署浙江丽水地方法院检察官三年。后来历任安徽第四区烟酒专卖局局长、浙江武康县统计局局长。
张仲丹曾荣获大总统颁发的七等嘉禾勋章，应三届县知事考试及格，民国十三年（1924）署浙江云和县知事。主政云和期间，国内军阀混战，战事频繁。军阀军队两次过境云和县，由于他事先筹划，并极力周全，致使云和县未伤一卒，未折一木。
当时各县由于军阀大兵过境，用去招待费三五万不等，但云和县由于他及早统筹安排，没有出现浪费现象，统计的招待费只有六七千元左右。福建闽军过境，向各县提款好几万，唯有张仲丹婉言谢绝。但他积极支持革命军队，竭力筹措款项，云和县虽然贫瘠，竟然奉上10500元巨款。云和县地理位置偏僻，新学理念灌输比较迟，经常集中当地青年，为他们讲解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通过举例说明深入浅出，弘扬革命精神。
张仲丹主政云和县一年多时间的善政事例，不胜枚举。首先，建造了白水堤，至今仍令百姓称道。云和县位于箬溪白水下游，由于水灾频繁，良田多次受淹。如果遇到山洪暴发，那城内的老百姓就会成为鱼鳖，境况堪忧。历任主政的父母官都想筑堤，解决心腹大患，可是终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耽搁了下来。张仲丹毅然募集款项，兴筑白水堤，从前一年的正月开始动工，到腊月的时候竣工。白水堤底部宽二丈，堤面宽一丈，长六七百丈，整条河堤全部用石头筑成，石料坚固。云和县城得到了保障，良田不再受淹，功在千秋，泽及万代，得到了四方民众的交相称颂。
其次，张仲丹还破冰式创办云和图书馆，当时的云和教育缺少自我改革精神，尤其是社会教育更加缺乏人才振臂高呼去提倡。他认为灌输民众的知识、开启民众的智慧，必须首先高度重视社会教育。随即从商议会中存下来的款项，创办了云和图书馆，修葺了馆舍房屋六七楹，购买了新旧书籍 2000 余种，从3月间开办，到11月开始阅读、出台管理外借的方法，仿照欧洲当时的图书馆图书管理办法进行管理。从此之后来图书馆学习的人们与日俱增，耳目为之一新。
再次，张仲丹还创设云和林区。云和县林业资源丰富，但缺少保护和管理，张仲丹认为当地百姓靠山吃山，林业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关系到民众的生计。于是，将全县划分为“八大林区”。成立董事会，劝导种植置林，并且成立了森林警卫，防止盗窃焚烧树木。还开设了苗圃，培养树秧，用来及时补绿。一年之间，成绩斐然。
另外，张仲丹还创办了云和县公米局和民食保安局。云和县山多地少，经常缺粮，贫民闹饥荒习以为常，前一年青黄不接的时候，他预先筹集公款，委任乡绅到乐清、松阳采办稻谷粮食，用常价采购回来。到了六七月间，由于先水后旱，秋收的粮食大大减少，又召集富裕殷实的人家成立民食保安局，一年以来没有闹过饥荒。
张仲丹还体恤百姓，谨慎处理监狱诉讼。云和县以前羁押的囚犯向来动则三四十人，他主政期间，对于一些重要案件无不亲自审讯，案件从无积压，监狱管理正常开展，并且从没有滥捕一人。所以一年以来，监狱和看守所两个地方的犯人，少的时候只有六七人，多的时候也无非十三四人。直到离任这一年，云和全县境内一半地方没有命案、盗窃案件发生，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些都是他慎重防范，率先示范，感化民众的成效体现，人们纷纷仿效这些善举。
除此以外，他还整顿小学补助费，从而让教育的精神奋发。捉拿赌博的花会师，从而让押花会的陋习绝迹。他还解决民生问题，如募捐款项，抚恤受灾民众，建设桥梁道路。并且敬重当地乡贤，时而馈赠酒肉。这些都有据可查，并非信口开河。
贤惠的县令自古难求，尤其是在兵荒马乱的民国时期，更为难得。但是，拗不过时世的捉弄，当局以啼笑皆非的理由，让张仲丹不幸解职归田。当地民众深感惋惜，相互联络，奔走相告，争相挽留，许多人为他离任痛哭流涕。云和县乡贤徐鸣等还联合呈文上报省政府，希望能够安排张仲丹继续留任，继续造福一方。
张仲丹不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且热心桑梓，关心当地公益事业。 民国二十年（1931），他的弟弟张季庸《黄岩土屿张氏宗谱》重修谱序中，张季庸提到了二哥张仲丹：“余久之宦迹他乡，有志未逮，尔幸居多暇，偕兄仲丹、剑吾、鸣皋、鉴蓉，聚族之父老昆弟而议之，并愿出资以为之倡，群韪余兄弟言，设局开办，并推举贤能分任其事。于是仲丹、鉴蓉、楚林掌会计……余亦忝主任之责……”。
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国庆节期间，椒江收藏学会有一副从司厅巷收购去的红绢（宽91.5厘米，长67.5厘米），上面有1944年庆祝许蟠云母亲八十二生辰时黄岩26位耆彦的题名。画面上方及左右装饰墨梅，下款林求仁，绢首还有小序。这26位耆彦中，有24位是黄岩名乡贤，其中就有张仲丹。
江苏江阴县知事张季庸
张濬季子张若松，名宗峄，字季庸，以字行。生于光绪戊子年（1888），于1949年7月去世。张季庸娶妻柯心斋小女儿柯氏，共有子女10人。长子张君毅，“君毅中学”即以他命名。次子张亨、三子张永锡、四子张广建、幼子张柏青。长女张佩玉、次女张兰芬、三女张雅云、四女张苏澄、幼女张春申。他从小聪颖好学，“自幼日待镕经公（张濬）左右，习闻经史百家微言奥旨，辄能上下古今议论，故公甚爱之”。18岁开始进入浙江优级师范学校史地科学习，宣统二年（1910）毕业。
张季庸宣统三年（1911）在清献中学堂执教，1912年7月至12月担任清献中学堂学监，同年被选为省议会议员。在黄岩中学校史上，张季庸一家上下值得称道，可以说一家三代为黄岩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张季庸的父亲张濬曾经担任清献书院山长，他的长女张佩玉嫁给金清复旦大学毕业生吴文（吴孟文）。1947年8月至1949年7月期间，吴文曾担任黄岩县立中学校长，至今留有张佩玉为丈夫编印的《吴文诗文集》存世。
张季庸曾在清末《公管浚河案》中，慷慨陈述委羽山下三余闸权益，指陈利弊，官河水利才得到疏浚。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汇集黄岩有志之士创办城防，黄城得到保护，被选为县议员，其间业绩贡献很大。在张濬71岁高龄之际，得了肠痹病连续好几个月医治没有效果，许多医生束手无策。他日夜想办法为父治疗，有一天自创润肠方法，“以指细剔硬者，灌胆汁，病竟豁然”。父亲转危为安，他才安心出国深造。
他1913年留学日本，后毕业于日本大学政治科。1915年参加四届县知事考试，取列甲等，分发江苏。1922年署江苏江阴县知事，历任江苏闵行税所长、上新河兼镇江木厘局长、下关税所长、津浦南段货捐局长、南北和平会议参议厅参议省公署及财政厅咨议等差，总统徐世昌特给五等嘉禾章，并由江苏省省长王瑚特保简任职。
在任职江阴县知事期间，由于江阴地处长江要塞，卧虎藏龙，难以治理。他清慎勤勉，亲自处理政务，刑明法度，让各方豪强心悦诚服。黄山要塞驻兵侵害百姓利益，他出面交涉，周全百姓利益。当时北关在河两岸集市，交通不便，他建造“普惠桥”通行两岸，方便集市。长江有夹江叫南夹，面积达数千公顷，在江潮淤塞的时候，被当地百姓争相围垦，作为私田，与大自然争地，酿成水灾。他出台规定，严禁开垦，将当时假公济私的“福利公司”封闭，严厉处罚，让沿江的百姓感恩戴德。
这时，刚好战事频繁，过境的军阀士兵有七八万，沿途敲诈索取并扰民。并且强拉壮丁入伍，老百姓怨声载道。他开始兼任当地军法官，亲自坐镇北关20个昼夜。虽然为过往军队提供粮草经费，但与卢姓悍将据理力争，最后达成一致，仅供钱粮，谢绝抓壮丁服役，终于让老百姓吃下定心丸。
随着军阀混战愈演愈烈，张季庸厌倦战乱，于是挂冠故里，年仅31岁。回到家乡黄岩后，他一开始不问世事，修葺宗祠，奖励张姓氏族优秀子弟学习。1920年，黄岩出现饥荒，他首先异地采购稻米数千石平粜给当地民众。1921年，又购买粮食300担，为土屿贫乏家庭赈灾，同时恢复西江上游的下浦坝。土屿各村村民感激不已，民众代表60人公献“惠我田畴”匾额歌颂他，现存《惠我田畴》序文。
另外，他还组织民众打击奸商，平息东南乡抢盐事件，避免了当地民众一场战事，并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创办了上海君毅中学黄岩分校，出任校董。1930年，张季庸拿出家里的巨资和兄长张仲丹一起，邀请张氏家族中的德高望重人士，重修《台州黄岩张氏家谱》29卷31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张季庸居住在寺后巷“庸庐”，寓所以字命名，也是自谦之语。庸庐位于现橘都大酒店，现在只留下司厅巷内的一处后门了。从张季庸的孙子张文旰发来的旧照看，建筑相当精美，位于寺后巷的灰雕台门恢弘大气，庸庐内西侧的月楼造型别致，与旁边不远处的古樟相映成趣。土改时政府曾将他们全家都改到了司厅巷2号旧居，庸庐后来成了黄岩县人武部驻地。
近日，浙江省政府公布了第七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名街区名单，黄岩区有2处历史文化街区上榜，其中之一就是司厅巷历史文化街区。司厅巷地处闹市，商贾云集，人文荟萃。其中住在司厅巷东口张濬和二子张仲丹、三子张季庸，“一门三知县”的故事传为美谈，至今被人提起。
山东栖霞县知县张濬
张濬，家谱名问明，字子远，出生于清道光壬寅年（1842）四月，于民国十年（1921）三月去世，享寿80岁，从祀九峰乡贤祠。张濬先后担任九峰、清献、宁海缑城书院山长（校长），祖籍黄岩南城土屿，居住黄岩东城四厅巷东口2号张宅，从司厅巷直到道义巷（青年路），位于原黄岩新华书店至原黄岩饭店。
张濬从小喜欢阅读经史，在路桥龙头王村徐湘泉家当私塾老师。徐公富而好学，藏书万卷，张濬阅读了大量的古籍，知识更加渊博。徐公很欣赏他，将家中的小女儿许配给他为妻，并将家中的20亩良田作为嫁妆，有了稳定的家庭收入，才安心做学问。后来，有幸得到学使徐存义的眷顾，远赴杭州诂经精舍学习，肄业后跟从德清俞曲园（俞樾）游学，深得真传，功力渐长。直到后来，张濬和王棻并称“浙东经师”，传为佳话。
张濬19岁时为庠生，戊辰年（1868）为廪膳生，乙酉年（1885）以优贡身份参加朝廷考试，以成绩一等选作知县分发山东。其间，校勘丛书很多，修正《戚继光年谱》6卷，在山东刊发。期间，他针对时弊提出建议交给巡抚李秉衡，直到就任山东栖霞县知县。
在任期间，他扬长避短，以经学推动当地行政事务管理。他重视发挥教化作用，减少刑罚。如对已多次诉讼没有处理结果的案件，经他劝导后，上诉者心存惭愧感到内疚，主动息讼。在任一年多时间内，因为监狱内没有囚犯而长了青草。任期满后离任，当地父老走出长街前来送行，有当地百姓甚至脱掉去他的靴子留作纪念。
他担任郓城盐厘期间，正逢黄河决堤，千里汪洋一片。他带头献出俸禄，全额赈灾，购买衣物粮食施舍给灾民。从而以一带百，救活了许多难民。后来，由于时事变化，国外势力不断干预国事，张子远感叹“张翰莼鲈秋风起矣！不可久负故园松菊。且吾党狂简，曷归乎？”从此，挂冠故里，再也不复出任职。
张濬59九岁时回到黄岩，重新担任九峰书院山长，教授子弟，其间编写《九峰名山阁书目》。九峰书院的兴废，对黄岩文化振兴起到关键作用。他主讲书院期间，律身诲人，以德服人，倡导开明学风，春风化雨般为后辈教学达数十年。虽然世事变化，九峰书院屡有变迁，但连续担任山长岿然不动，冠绝浙东。
清代自从张濬和王棻、王咏霓三位先生先后主讲九峰书院后，黄岩学子争相砥砺学习，门下出了众多名儒达士，如喻长霖、陈瑞畴、王舟瑶、黄方庆、管世骏等。也有许多弟子身登仕途，如江若幹、朱谦、朱劼成、许元颖等名士。他们讲求秦汉文章，精研钟王之法，提倡朱程之学，迥异流俗，相互切磋，相互敦勉。
张濬晚年在主讲九峰书院闲暇之余，经常和两位白发满头的弟弟一起游憩林泉为乐，晚景悠游怡然。长子伯梅、次子仲丹、季子季庸都是清庠生，人称“河东三凤”。张伯梅，任会稽道署科员，娶妻砚池进士林丙修长女。张仲丹，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曾于民国十三年（1924）署浙江云和县知事。张季庸，优级师范及日本法科大学毕业，民国十一年（1922）署江苏江阴县知事。长女嫁给坦田廪生陈祖荫，次女嫁给爱徒朱劼成，其为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署广西提法司提法使。有孙子9人，孙女12人。
张濬一生著书立说，曾在柔桥著书数百卷，认为太多为累赘，没有刊印而被众弟子争相珍藏，以至散佚民间各地。他去世后留有《戚继光年谱》《宁海县志》，还有张季庸整理刊印珍贵的《熔经室集》四卷，存在黄岩区博物馆。在光绪二年（1876）七修《台州黄岩土屿张氏宗谱》时，张子远担任宗谱的校正之职，收集资料和历史记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文化遗产。
浙江云和县知事张仲丹
张宗华，字仲丹，以字行世，张濬仲子。他宣统二年（1910），由附生署广西高等检察厅主簿。宣统三年（1911），升署广西高等检察厅检察官，民国二年（1913）从浙江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法律别科毕业，署浙江丽水地方法院检察官三年。后来历任安徽第四区烟酒专卖局局长、浙江武康县统计局局长。
张仲丹曾荣获大总统颁发的七等嘉禾勋章，应三届县知事考试及格，民国十三年（1924）署浙江云和县知事。主政云和期间，国内军阀混战，战事频繁。军阀军队两次过境云和县，由于他事先筹划，并极力周全，致使云和县未伤一卒，未折一木。
当时各县由于军阀大兵过境，用去招待费三五万不等，但云和县由于他及早统筹安排，没有出现浪费现象，统计的招待费只有六七千元左右。福建闽军过境，向各县提款好几万，唯有张仲丹婉言谢绝。但他积极支持革命军队，竭力筹措款项，云和县虽然贫瘠，竟然奉上10500元巨款。云和县地理位置偏僻，新学理念灌输比较迟，经常集中当地青年，为他们讲解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通过举例说明深入浅出，弘扬革命精神。
张仲丹主政云和县一年多时间的善政事例，不胜枚举。首先，建造了白水堤，至今仍令百姓称道。云和县位于箬溪白水下游，由于水灾频繁，良田多次受淹。如果遇到山洪暴发，那城内的老百姓就会成为鱼鳖，境况堪忧。历任主政的父母官都想筑堤，解决心腹大患，可是终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耽搁了下来。张仲丹毅然募集款项，兴筑白水堤，从前一年的正月开始动工，到腊月的时候竣工。白水堤底部宽二丈，堤面宽一丈，长六七百丈，整条河堤全部用石头筑成，石料坚固。云和县城得到了保障，良田不再受淹，功在千秋，泽及万代，得到了四方民众的交相称颂。
其次，张仲丹还破冰式创办云和图书馆，当时的云和教育缺少自我改革精神，尤其是社会教育更加缺乏人才振臂高呼去提倡。他认为灌输民众的知识、开启民众的智慧，必须首先高度重视社会教育。随即从商议会中存下来的款项，创办了云和图书馆，修葺了馆舍房屋六七楹，购买了新旧书籍 2000 余种，从3月间开办，到11月开始阅读、出台管理外借的方法，仿照欧洲当时的图书馆图书管理办法进行管理。从此之后来图书馆学习的人们与日俱增，耳目为之一新。
再次，张仲丹还创设云和林区。云和县林业资源丰富，但缺少保护和管理，张仲丹认为当地百姓靠山吃山，林业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关系到民众的生计。于是，将全县划分为“八大林区”。成立董事会，劝导种植置林，并且成立了森林警卫，防止盗窃焚烧树木。还开设了苗圃，培养树秧，用来及时补绿。一年之间，成绩斐然。
另外，张仲丹还创办了云和县公米局和民食保安局。云和县山多地少，经常缺粮，贫民闹饥荒习以为常，前一年青黄不接的时候，他预先筹集公款，委任乡绅到乐清、松阳采办稻谷粮食，用常价采购回来。到了六七月间，由于先水后旱，秋收的粮食大大减少，又召集富裕殷实的人家成立民食保安局，一年以来没有闹过饥荒。
张仲丹还体恤百姓，谨慎处理监狱诉讼。云和县以前羁押的囚犯向来动则三四十人，他主政期间，对于一些重要案件无不亲自审讯，案件从无积压，监狱管理正常开展，并且从没有滥捕一人。所以一年以来，监狱和看守所两个地方的犯人，少的时候只有六七人，多的时候也无非十三四人。直到离任这一年，云和全县境内一半地方没有命案、盗窃案件发生，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些都是他慎重防范，率先示范，感化民众的成效体现，人们纷纷仿效这些善举。
除此以外，他还整顿小学补助费，从而让教育的精神奋发。捉拿赌博的花会师，从而让押花会的陋习绝迹。他还解决民生问题，如募捐款项，抚恤受灾民众，建设桥梁道路。并且敬重当地乡贤，时而馈赠酒肉。这些都有据可查，并非信口开河。
贤惠的县令自古难求，尤其是在兵荒马乱的民国时期，更为难得。但是，拗不过时世的捉弄，当局以啼笑皆非的理由，让张仲丹不幸解职归田。当地民众深感惋惜，相互联络，奔走相告，争相挽留，许多人为他离任痛哭流涕。云和县乡贤徐鸣等还联合呈文上报省政府，希望能够安排张仲丹继续留任，继续造福一方。
张仲丹不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且热心桑梓，关心当地公益事业。 民国二十年（1931），他的弟弟张季庸《黄岩土屿张氏宗谱》重修谱序中，张季庸提到了二哥张仲丹：“余久之宦迹他乡，有志未逮，尔幸居多暇，偕兄仲丹、剑吾、鸣皋、鉴蓉，聚族之父老昆弟而议之，并愿出资以为之倡，群韪余兄弟言，设局开办，并推举贤能分任其事。于是仲丹、鉴蓉、楚林掌会计……余亦忝主任之责……”。
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国庆节期间，椒江收藏学会有一副从司厅巷收购去的红绢（宽91.5厘米，长67.5厘米），上面有1944年庆祝许蟠云母亲八十二生辰时黄岩26位耆彦的题名。画面上方及左右装饰墨梅，下款林求仁，绢首还有小序。这26位耆彦中，有24位是黄岩名乡贤，其中就有张仲丹。
江苏江阴县知事张季庸
张濬季子张若松，名宗峄，字季庸，以字行。生于光绪戊子年（1888），于1949年7月去世。张季庸娶妻柯心斋小女儿柯氏，共有子女10人。长子张君毅，“君毅中学”即以他命名。次子张亨、三子张永锡、四子张广建、幼子张柏青。长女张佩玉、次女张兰芬、三女张雅云、四女张苏澄、幼女张春申。他从小聪颖好学，“自幼日待镕经公（张濬）左右，习闻经史百家微言奥旨，辄能上下古今议论，故公甚爱之”。18岁开始进入浙江优级师范学校史地科学习，宣统二年（1910）毕业。
张季庸宣统三年（1911）在清献中学堂执教，1912年7月至12月担任清献中学堂学监，同年被选为省议会议员。在黄岩中学校史上，张季庸一家上下值得称道，可以说一家三代为黄岩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张季庸的父亲张濬曾经担任清献书院山长，他的长女张佩玉嫁给金清复旦大学毕业生吴文（吴孟文）。1947年8月至1949年7月期间，吴文曾担任黄岩县立中学校长，至今留有张佩玉为丈夫编印的《吴文诗文集》存世。
张季庸曾在清末《公管浚河案》中，慷慨陈述委羽山下三余闸权益，指陈利弊，官河水利才得到疏浚。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汇集黄岩有志之士创办城防，黄城得到保护，被选为县议员，其间业绩贡献很大。在张濬71岁高龄之际，得了肠痹病连续好几个月医治没有效果，许多医生束手无策。他日夜想办法为父治疗，有一天自创润肠方法，“以指细剔硬者，灌胆汁，病竟豁然”。父亲转危为安，他才安心出国深造。
他1913年留学日本，后毕业于日本大学政治科。1915年参加四届县知事考试，取列甲等，分发江苏。1922年署江苏江阴县知事，历任江苏闵行税所长、上新河兼镇江木厘局长、下关税所长、津浦南段货捐局长、南北和平会议参议厅参议省公署及财政厅咨议等差，总统徐世昌特给五等嘉禾章，并由江苏省省长王瑚特保简任职。
在任职江阴县知事期间，由于江阴地处长江要塞，卧虎藏龙，难以治理。他清慎勤勉，亲自处理政务，刑明法度，让各方豪强心悦诚服。黄山要塞驻兵侵害百姓利益，他出面交涉，周全百姓利益。当时北关在河两岸集市，交通不便，他建造“普惠桥”通行两岸，方便集市。长江有夹江叫南夹，面积达数千公顷，在江潮淤塞的时候，被当地百姓争相围垦，作为私田，与大自然争地，酿成水灾。他出台规定，严禁开垦，将当时假公济私的“福利公司”封闭，严厉处罚，让沿江的百姓感恩戴德。
这时，刚好战事频繁，过境的军阀士兵有七八万，沿途敲诈索取并扰民。并且强拉壮丁入伍，老百姓怨声载道。他开始兼任当地军法官，亲自坐镇北关20个昼夜。虽然为过往军队提供粮草经费，但与卢姓悍将据理力争，最后达成一致，仅供钱粮，谢绝抓壮丁服役，终于让老百姓吃下定心丸。
随着军阀混战愈演愈烈，张季庸厌倦战乱，于是挂冠故里，年仅31岁。回到家乡黄岩后，他一开始不问世事，修葺宗祠，奖励张姓氏族优秀子弟学习。1920年，黄岩出现饥荒，他首先异地采购稻米数千石平粜给当地民众。1921年，又购买粮食300担，为土屿贫乏家庭赈灾，同时恢复西江上游的下浦坝。土屿各村村民感激不已，民众代表60人公献“惠我田畴”匾额歌颂他，现存《惠我田畴》序文。
另外，他还组织民众打击奸商，平息东南乡抢盐事件，避免了当地民众一场战事，并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创办了上海君毅中学黄岩分校，出任校董。1930年，张季庸拿出家里的巨资和兄长张仲丹一起，邀请张氏家族中的德高望重人士，重修《台州黄岩张氏家谱》29卷31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张季庸居住在寺后巷“庸庐”，寓所以字命名，也是自谦之语。庸庐位于现橘都大酒店，现在只留下司厅巷内的一处后门了。从张季庸的孙子张文旰发来的旧照看，建筑相当精美，位于寺后巷的灰雕台门恢弘大气，庸庐内西侧的月楼造型别致，与旁边不远处的古樟相映成趣。土改时政府曾将他们全家都改到了司厅巷2号旧居，庸庐后来成了黄岩县人武部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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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黄岩] 司厅巷走出的“一门三知县”
近日，浙江省政府公布了第七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名街区名单，黄岩区有2处历史文化街区上榜，其中之一就是司厅巷历史文化街区。司厅巷地处闹市，商贾云集，人文荟萃。其中住在司厅巷2号的张濬和二子张仲丹、三子张季庸，“一门三知县”至今传为美谈。
司厅巷2号张濬故居，从司厅巷直到道义巷（青年路），位于天长南路黄岩原新华书店至原黄岩饭店。原有坐北朝南的临街灰雕台门和院墙，走进临街台门，是长方形的天井。天井西边朝南有二重台门，进二重台门是第一进四合院，天井东南角有口方水井，正房东西各二间；过中堂又是一长方形天井，天井东西都有一间房子，西厢房即张濬书房——镕经室。第二进四合院天井有通向后院的灰雕台门至今存在，门额上的司厅巷2号门牌让人颇感亲切；第三进四合院东面分给大儿子张伯梅，西面分给二儿子张仲丹，过中堂就是张仲丹花园假山和小洋楼。后院东面朝天长街原有台门进出，严格来说后院东面不是司厅巷2号，因为门牌按天长街编号。
解放后，司厅巷2号曾办过黄岩渔网厂，期间张家人搬到司厅巷16号“张千总”家居住，直到1961年搬回司厅巷2号居住，从司厅巷4号出入。司厅巷2号又曾成为城关幼儿园，直到后来拆迁建成天长南路黄岩新华书店。
现司厅巷掠影
山东栖霞县知县张濬
张濬，字子远，出生于清道光壬寅年（1842）四月，于民国十年（1921）三月去世，享年80岁，从祀九峰乡贤祠。张濬先后担任九峰、清献、宁海缑城书院山长（校长），祖籍黄岩南城土屿，居住司厅巷东口2号。
张濬从小喜欢阅读经史，年轻时在路桥龙头王徐湘泉家当私塾先生。徐公富而好学，藏书万卷，张濬阅读了大量的古籍，知识更加渊博。徐公欣赏他的才华，将家中的小女儿许配给他为妻，并将家中的20亩良田作为嫁妆，意在让他有稳定的家庭收入，得以安心做学问。
后来，他有幸得到黄岩学使徐存义的眷顾，远赴杭州诂经精舍学习，肄业后跟从俞樾游学，深得真传。“道既通从游者日众，公乃益自淬厉。于书无所不观，博纵百家之言而尤肆力于训诂。其为学务求事物本源，不屑浮华浅薄之论投人耳目。游其门者则得厚植基，各以所长鸣于世”，人称“浙东经师”。
太外公张濬（子远）存照
张濬光绪十一年（1885）以优贡朝考一等分发山东，任期内受知于张襄勤主掌书局十多年，不慕荣利，校勘丛书很多，修正《戚继光年谱》6卷，在山东刊发。任内他还针对时弊提出建议交给巡抚李秉衡，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秉衡推荐他担任山东栖霞县知县。在任期间，他扬长避短，以经学推动当地行政事务管理。重视发挥教化作用，减少刑罚，如对已多次诉讼没有处理结果的案件，经他劝导后，上诉者心存惭愧感到内疚，主动息讼。一年多时间内，因为监狱内没有囚犯而长了青草，有“冷署花红，空囹草绿”之句被人传诵。离任之际，当地父老走出长街前来送行，依依惜别，甚至有当地百姓脱去他的靴子留作纪念。他曾作有《别栖霞父老在郊设饯攀舆脱靴感赋一律》：
摸钱岩下水如酥，可有乌纱夜到无。
且看春塍骑竹马，不因秋思动莼鲈。
瓜期已及心何恋，菜蒂尝来口尚腴。
留得青氊风味在，不教故我换新吾。
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濬担任郓城盐厘期间，正逢黄河决堤，千里汪洋一片。他带头捐出俸禄全额赈灾，购买衣物粮食施舍给灾民，以一带百，救活了许多难民。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国变”，张濬感叹“张翰莼鲈秋风起矣！不可久负故园松菊。且吾党狂简，曷归乎？” 59岁的他回到黄岩，重新担任九峰书院山长，教授子弟，其间编写《九峰名山阁书目》。九峰书院的兴废，对黄岩文化振兴起到关键作用。他主讲书院期间，律己诲人，以德服人，倡导开明学风，春风化雨般为后辈教学达数十年。虽然世事变化，九峰书院屡有变迁，惟有张濬岿然灵光，经学名冠浙东。
清末民国时期，张濬和王棻、王咏霓3人并称“二王一张”，成了黄岩宋学南湖学派嫡系传人，是黄岩文化复兴的代表人物，他们培养了众多贤达名士。自从张濬和王棻、王咏霓三位先生先后主讲九峰书院后，黄岩学子争相砥砺学习，门下出了众多名儒达士，如喻长霖、陈瑞畴、王舟瑶、黄方庆、管世骏、孙漱泉、江青等。也有许多弟子身登仕途，如江若幹、朱谦、朱劼成、许元颖、柯廉希等。他们讲求秦汉文章，精研钟王之法，提倡朱程之学，迥异流俗，相互切磋，相互敦勉，经学在黄岩到了全盛时期。众弟子在《张公子远从祀九峰吴公祠公呈》中称他“出为循史，处为经师，固后进之典型，实乡邦之文献”。
张濬晚年在主讲九峰书院闲暇之余，常与两位胞弟一起游憩林泉为乐，晚景悠游怡然。读他的《三月九峰精舍书怀》深以为然。
其一
春色随人老，频年住九峰。
从游七十子，强酒两三钟。
发已愁中白，颜犹醉后红。
烽烟正未已，极目望辽东。
其二
山色晴初媚，滩声雨后凶。
檐眉疏竹翠，屋角小桃红。
当午摊书便，逢庚话旧慵。
出门见孤塔，兀立短樯东。
张濬很少论诗，但他为管世骏撰《书荼簃吟草后》谈到：“近世诗学有两大病，讲声律，矜格调，侈然以为唐也、晋也、汉魏也；饰林泉，绘月露，栩栩然以为温也、李也、王摩诘陆放翁也！其病源异，其为诗之病则同，不知诗所以言志。一人有一人之志，即一人有一人之诗。时代不同，假出处不可缪，议论不可袭，景物不可移，读其诗即可想见其人之时、之事、之志。此孟子所谓“读其诗论其世也！”如此精彩的诗歌评论出自经学家之口，让时人耳目一新。
张濬《镕经室集》
张濬长子伯梅、次子仲丹、季子季庸都是清庠生，人称“河东三凤”。张伯梅，任会稽道署科员，娶妻砚池进士林丙修长女。张仲丹，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曾于民国十三年（1924）署浙江云和县知事。张季庸，优级师范及日本法科大学毕业，民国十一年（1922）署江苏江阴县知事。长女嫁给坦田廪生陈祖荫，次女嫁给爱徒朱劼成。
张濬常说“士当多读书，不当轻言著书”，所述作随手散弃。民国六年（1917）张季庸搜拾剩稿得到《经说》28篇，附上札记33篇、杂文10篇、诗44首，编印《熔经室集》4卷刊行。
据民国六年（1917）喻长霖撰《熔经室集序》载：“黄岩一县尤盛考据之学，于浙东别树一帜。二王研精文学，著作等身，故二王身名噪遐尔。先生则惟主讲里闬，专力裁成乡里后进……先生以扼于下位不能施其救世之志于天下，而一意讲学，裁成后生，台山多士实利赖之。此先生济世之志亦庶几政事之学矣！”
浙江云和县知事张仲丹
张宗华，字仲丹，以字行世，张濬仲子。宣统二年（1910），由附生署广西高等检察厅主簿。宣统三年（1911），升任广西高等检察厅检察官，民国二年（1913）从浙江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法律本科毕业，任浙江丽水地方法院检察官三年。历任安徽第四区烟酒专卖局局长、浙江武康县统计局局长。
曾荣获大总统颁发七等嘉禾勋章，应三届县知事考试及格，民国十三年（1924）任浙江云和县知事。主政云和县期间，国内军阀混战，战事频繁。军阀军队两次过境云和县，他事先筹划、极力周全，云和县城内未伤一卒、未折一木。
当时各县军阀大兵过境，用去招待费三五万不等，但云和县因为及早统筹安排，招待费只有六七千元左右，开支精减。福建闽军过境，向各县提款好几万，唯有张仲丹婉言谢绝。但他积极支持革命军队，竭力筹措款项，云和县虽然贫瘠，财政困难，竟然奉上10500元巨款。云和县地理位置偏僻，新学理念灌输比较迟，张仲丹经常集中当地青年，亲自为他们讲解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通过举例说明深入浅出讲解，竭力弘扬革命精神。
张仲丹主政云和县一年多时间的善政事例，不胜枚举。如：建造了白水堤，至今仍令百姓称道；创办云和图书馆，仿照欧洲图书馆图书管理办法进行管理，从此之后来图书馆学习的民众与日俱增；创设云和林区，成立董事会，劝导种植置林；成立森林警卫，防止盗窃焚烧树木；开设苗圃，培育树秧及时补绿；还创办云和县公米局和民食保安局，任内没有闹过饥荒；体恤百姓，谨慎处理监狱诉讼，主政期间云和全县境内一半地方没有命案、盗窃案件发生。
贤令自古难求，尤其是在兵荒马乱的民国时期，更为难得。但是，拗不过时世的捉弄，当局以啼笑皆非的理由，让张仲丹不幸解职归田。当地民众深感惋惜，相互联络，奔走相告，争相挽留，许多人为他离任痛哭流涕。云和县乡贤徐鸣等还联合呈文上报省政府，希望能够安排张仲丹继续留任，继续造福一方。
张仲丹不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且回到黄岩之后热心桑梓，关心当地公益事业，是一位有名的士绅。 民国二十年（1931），他的弟弟张季庸《黄岩土屿张氏宗谱》重修谱序中，张季庸提到了二哥张仲丹：“余久之宦迹他乡，有志未逮，尔幸居多暇，偕兄仲丹、剑吾、鸣皋、鉴蓉，聚族之父老昆弟而议之，并愿出资以为之倡，群韪余兄弟言，设局开办，并推举贤能分任其事。于是仲丹、鉴蓉、楚林掌会计……余亦忝主任之责……”。
江苏江阴县知事张季庸
外公张季庸
张濬季子张若松，名宗峄，字季庸。于光绪戊子年（1888）出生，于1949年7月去世。张季庸娶妻柯心斋小女儿柯氏，共有子女10人。长子张君毅，“君毅中学”即以他命名。次子张亨、三子张永锡、四子张广建、幼子张柏青。长女张佩玉、次女张兰芬、三女张雅云、四女张苏澄、幼女张春申。他从小聪颖好学，“自幼日待镕经公（张濬）左右，习闻经史百家微言奥旨，辄能上下古今议论，故公甚爱之”。他18岁开始进入浙江优级师范学校史地科学习，宣统二年（1910）毕业。宣统三年（1911）在清献中学堂执教，1912年7月至12月担任清献中学堂学监，同年被选为省议会议员。
张季庸曾在清末《公管浚河案》中，慷慨陈述委羽山下三馀闸权益，指陈利弊，南官河和中泾河才得到疏浚。辛亥革命时期，他汇集黄岩有志之士创办城防，黄城得到保护，被选为县议员，其间业绩突出、贡献很大。张濬71岁高龄之际，得了肠痹病连续好几个月医治没有效果，许多医生束手无策。他日夜想办法为父治疗，有一天自创润肠方法，“以指细剔硬者，灌胆汁，病竟豁然”，直到父亲转危为安。
张季庸民国二年（1913）留学日本，后毕业于日本大学政治科。民国四年（1915）参加第四届县知事考试，取列甲等分发江苏。民国十一年（1922）任江苏江阴县知事，历任江苏闵行税所长、上新河兼镇江木厘局长、下关税所长、津浦南段货捐局长、南北和平会议参议厅参议省公署及财政厅咨议等差，总统徐世昌特给五等嘉禾章，并由江苏省省长王瑚特保简任职。
在任职江阴县知事期间，由于江阴地处长江要塞，卧虎藏龙，难以治理。他清慎勤勉，亲自处理政务，刑明法度，让各方豪强心悦诚服。黄山要塞驻兵侵害百姓利益，他出面交涉，周全百姓利益。当时北关在河两岸集市，交通不便，他建造“普惠桥”通行两岸，方便集市。长江有夹江叫南夹，面积达数千公顷，在江潮淤塞的时候，被当地百姓争相围垦，作为私田，与大自然争地，酿成水灾。他出台规定，严禁开垦，将当时假公济私的“福利公司”封闭，严厉处罚，让沿江的百姓感恩戴德。
由于战事频繁，过境的军阀士兵有七八万，沿途敲诈索取并扰民。并且强拉壮丁入伍，老百姓怨声载道。他开始兼任当地军法官，亲自坐镇北关20个昼夜。虽然为过往军队提供粮草经费，但与卢姓悍将据理力争，最后达成一致，仅供钱粮，谢绝抓壮丁服役，终于让老百姓吃下定心丸。
随着军阀混战愈演愈烈，张季庸厌倦战乱，于是挂冠故里，年仅31岁。回到家乡黄岩后，他一开始不问世事，修葺宗祠，奖励张姓氏族优秀子弟学习。民国九年（1920），黄岩出现饥荒，他首先异地采购稻米数千石平粜给当地民众。民国十年（1921），又购买粮食300担，为土屿贫困家庭赈灾，同时恢复西江上游的下浦坝。南乡各村村民感激不已，民众代表60人公献“惠我田畴”牌匾送到庸庐，现存《惠我田畴》序文。
另外，他还组织民众打击奸商，平息东南乡抢盐事件，避免了当地民众一场战事。并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创办了“上海君毅中学黄岩分校”，出任校董。民国廿一年（1930），张季庸拿出家里的巨资和兄长张仲丹一起，邀请张氏家族中的德高望重人士，重修《台州黄岩张氏家谱》29卷31本。
张季庸居住在寺后巷“庸庐”，寓所以字命名，也是自谦之语。庸庐位于现橘都大酒店，从张季庸的孙子张文旰发来的旧照看，建筑相当精美，位于寺后巷的灰雕台门恢弘大气，庸庐内西侧的月楼造型别致，与旁边不远处的古樟相映成趣。现存司厅巷3号券门，门额上还有浮雕印记，是庸庐通往司厅巷的后门出口。土改时政府曾将他们全家都改到了司厅巷2号旧居，庸庐后来成了黄岩县人武部驻地。
张濬一家不但是历史上的“一门三知县”，而且还是黄岩中学“一门三校长”。在黄岩中学校史上，一家三代为黄岩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样值得后人称道。张濬曾担任萃华书院山长，张季庸曾担任清献中学堂学监，长女张佩玉嫁给金清复旦大学毕业生吴汶，吴汶曾担任黄岩县立中学校长。现有张佩玉为丈夫吴汶编印的《吴汶诗词集》存世，也是黄岩文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
近日，浙江省政府公布了第七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名街区名单，黄岩区有2处历史文化街区上榜，其中之一就是司厅巷历史文化街区。司厅巷地处闹市，商贾云集，人文荟萃。其中住在司厅巷2号的张濬和二子张仲丹、三子张季庸，“一门三知县”至今传为美谈。
司厅巷2号张濬故居，从司厅巷直到道义巷（青年路），位于天长南路黄岩原新华书店至原黄岩饭店。原有坐北朝南的临街灰雕台门和院墙，走进临街台门，是长方形的天井。天井西边朝南有二重台门，进二重台门是第一进四合院，天井东南角有口方水井，正房东西各二间；过中堂又是一长方形天井，天井东西都有一间房子，西厢房即张濬书房——镕经室。第二进四合院天井有通向后院的灰雕台门至今存在，门额上的司厅巷2号门牌让人颇感亲切；第三进四合院东面分给大儿子张伯梅，西面分给二儿子张仲丹，过中堂就是张仲丹花园假山和小洋楼。后院东面朝天长街原有台门进出，严格来说后院东面不是司厅巷2号，因为门牌按天长街编号。
解放后，司厅巷2号曾办过黄岩渔网厂，期间张家人搬到司厅巷16号“张千总”家居住，直到1961年搬回司厅巷2号居住，从司厅巷4号出入。司厅巷2号又曾成为城关幼儿园，直到后来拆迁建成天长南路黄岩新华书店。
山东栖霞县知县张濬
张濬，字子远，出生于清道光壬寅年（1842）四月，于民国十年（1921）三月去世，享年80岁，从祀九峰乡贤祠。张濬先后担任九峰、清献、宁海缑城书院山长（校长），祖籍黄岩南城土屿，居住司厅巷东口2号。
张濬从小喜欢阅读经史，年轻时在路桥龙头王徐湘泉家当私塾先生。徐公富而好学，藏书万卷，张濬阅读了大量的古籍，知识更加渊博。徐公欣赏他的才华，将家中的小女儿许配给他为妻，并将家中的20亩良田作为嫁妆，意在让他有稳定的家庭收入，得以安心做学问。
后来，他有幸得到黄岩学使徐存义的眷顾，远赴杭州诂经精舍学习，肄业后跟从俞樾游学，深得真传。“道既通从游者日众，公乃益自淬厉。于书无所不观，博纵百家之言而尤肆力于训诂。其为学务求事物本源，不屑浮华浅薄之论投人耳目。游其门者则得厚植基，各以所长鸣于世”，人称“浙东经师”。
张濬光绪十一年（1885）以优贡朝考一等分发山东，任期内受知于张襄勤主掌书局十多年，不慕荣利，校勘丛书很多，修正《戚继光年谱》6卷，在山东刊发。任内他还针对时弊提出建议交给巡抚李秉衡，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秉衡推荐他担任山东栖霞县知县。在任期间，他扬长避短，以经学推动当地行政事务管理。重视发挥教化作用，减少刑罚，如对已多次诉讼没有处理结果的案件，经他劝导后，上诉者心存惭愧感到内疚，主动息讼。一年多时间内，因为监狱内没有囚犯而长了青草，有“冷署花红，空囹草绿”之句被人传诵。离任之际，当地父老走出长街前来送行，依依惜别，甚至有当地百姓脱去他的靴子留作纪念。他曾作有《别栖霞父老在郊设饯攀舆脱靴感赋一律》：
摸钱岩下水如酥，可有乌纱夜到无。
且看春塍骑竹马，不因秋思动莼鲈。
瓜期已及心何恋，菜蒂尝来口尚腴。
留得青氊风味在，不教故我换新吾。
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濬担任郓城盐厘期间，正逢黄河决堤，千里汪洋一片。他带头捐出俸禄全额赈灾，购买衣物粮食施舍给灾民，以一带百，救活了许多难民。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国变”，张濬感叹“张翰莼鲈秋风起矣！不可久负故园松菊。且吾党狂简，曷归乎？” 59岁的他回到黄岩，重新担任九峰书院山长，教授子弟，其间编写《九峰名山阁书目》。九峰书院的兴废，对黄岩文化振兴起到关键作用。他主讲书院期间，律己诲人，以德服人，倡导开明学风，春风化雨般为后辈教学达数十年。虽然世事变化，九峰书院屡有变迁，惟有张濬岿然灵光，经学名冠浙东。
清末民国时期，张濬和王棻、王咏霓3人并称“二王一张”，成了黄岩宋学南湖学派嫡系传人，是黄岩文化复兴的代表人物，他们培养了众多贤达名士。自从张濬和王棻、王咏霓三位先生先后主讲九峰书院后，黄岩学子争相砥砺学习，门下出了众多名儒达士，如喻长霖、陈瑞畴、王舟瑶、黄方庆、管世骏、孙漱泉、江青等。也有许多弟子身登仕途，如江若幹、朱谦、朱劼成、许元颖、柯廉希等。他们讲求秦汉文章，精研钟王之法，提倡朱程之学，迥异流俗，相互切磋，相互敦勉，经学在黄岩到了全盛时期。众弟子在《张公子远从祀九峰吴公祠公呈》中称他“出为循史，处为经师，固后进之典型，实乡邦之文献”。
张濬晚年在主讲九峰书院闲暇之余，常与两位胞弟一起游憩林泉为乐，晚景悠游怡然。读他的《三月九峰精舍书怀》深以为然。
其一
春色随人老，频年住九峰。
从游七十子，强酒两三钟。
发已愁中白，颜犹醉后红。
烽烟正未已，极目望辽东。
其二
山色晴初媚，滩声雨后凶。
檐眉疏竹翠，屋角小桃红。
当午摊书便，逢庚话旧慵。
出门见孤塔，兀立短樯东。
张濬很少论诗，但他为管世骏撰《书荼簃吟草后》谈到：“近世诗学有两大病，讲声律，矜格调，侈然以为唐也、晋也、汉魏也；饰林泉，绘月露，栩栩然以为温也、李也、王摩诘陆放翁也！其病源异，其为诗之病则同，不知诗所以言志。一人有一人之志，即一人有一人之诗。时代不同，假出处不可缪，议论不可袭，景物不可移，读其诗即可想见其人之时、之事、之志。此孟子所谓“读其诗论其世也！”如此精彩的诗歌评论出自经学家之口，让时人耳目一新。
张濬长子伯梅、次子仲丹、季子季庸都是清庠生，人称“河东三凤”。张伯梅，任会稽道署科员，娶妻砚池进士林丙修长女。张仲丹，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曾于民国十三年（1924）署浙江云和县知事。张季庸，优级师范及日本法科大学毕业，民国十一年（1922）署江苏江阴县知事。长女嫁给坦田廪生陈祖荫，次女嫁给爱徒朱劼成。
张濬常说“士当多读书，不当轻言著书”，所述作随手散弃。民国六年（1917）张季庸搜拾剩稿得到《经说》28篇，附上札记33篇、杂文10篇、诗44首，编印《熔经室集》4卷刊行。
据民国六年（1917）喻长霖撰《熔经室集序》载：“黄岩一县尤盛考据之学，于浙东别树一帜。二王研精文学，著作等身，故二王身名噪遐尔。先生则惟主讲里闬，专力裁成乡里后进……先生以扼于下位不能施其救世之志于天下，而一意讲学，裁成后生，台山多士实利赖之。此先生济世之志亦庶几政事之学矣！”
浙江云和县知事张仲丹
张宗华，字仲丹，以字行世，张濬仲子。宣统二年（1910），由附生署广西高等检察厅主簿。宣统三年（1911），升任广西高等检察厅检察官，民国二年（1913）从浙江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法律本科毕业，任浙江丽水地方法院检察官三年。历任安徽第四区烟酒专卖局局长、浙江武康县统计局局长。
曾荣获大总统颁发七等嘉禾勋章，应三届县知事考试及格，民国十三年（1924）任浙江云和县知事。主政云和县期间，国内军阀混战，战事频繁。军阀军队两次过境云和县，他事先筹划、极力周全，云和县城内未伤一卒、未折一木。
当时各县军阀大兵过境，用去招待费三五万不等，但云和县因为及早统筹安排，招待费只有六七千元左右，开支精减。福建闽军过境，向各县提款好几万，唯有张仲丹婉言谢绝。但他积极支持革命军队，竭力筹措款项，云和县虽然贫瘠，财政困难，竟然奉上10500元巨款。云和县地理位置偏僻，新学理念灌输比较迟，张仲丹经常集中当地青年，亲自为他们讲解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通过举例说明深入浅出讲解，竭力弘扬革命精神。
张仲丹主政云和县一年多时间的善政事例，不胜枚举。如：建造了白水堤，至今仍令百姓称道；创办云和图书馆，仿照欧洲图书馆图书管理办法进行管理，从此之后来图书馆学习的民众与日俱增；创设云和林区，成立董事会，劝导种植置林；成立森林警卫，防止盗窃焚烧树木；开设苗圃，培育树秧及时补绿；还创办云和县公米局和民食保安局，任内没有闹过饥荒；体恤百姓，谨慎处理监狱诉讼，主政期间云和全县境内一半地方没有命案、盗窃案件发生。
贤令自古难求，尤其是在兵荒马乱的民国时期，更为难得。但是，拗不过时世的捉弄，当局以啼笑皆非的理由，让张仲丹不幸解职归田。当地民众深感惋惜，相互联络，奔走相告，争相挽留，许多人为他离任痛哭流涕。云和县乡贤徐鸣等还联合呈文上报省政府，希望能够安排张仲丹继续留任，继续造福一方。
张仲丹不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且回到黄岩之后热心桑梓，关心当地公益事业，是一位有名的士绅。 民国二十年（1931），他的弟弟张季庸《黄岩土屿张氏宗谱》重修谱序中，张季庸提到了二哥张仲丹：“余久之宦迹他乡，有志未逮，尔幸居多暇，偕兄仲丹、剑吾、鸣皋、鉴蓉，聚族之父老昆弟而议之，并愿出资以为之倡，群韪余兄弟言，设局开办，并推举贤能分任其事。于是仲丹、鉴蓉、楚林掌会计……余亦忝主任之责……”。
江苏江阴县知事张季庸
张濬季子张若松，名宗峄，字季庸。于光绪戊子年（1888）出生，于1949年7月去世。张季庸娶妻柯心斋小女儿柯氏，共有子女10人。长子张君毅，“君毅中学”即以他命名。次子张亨、三子张永锡、四子张广建、幼子张柏青。长女张佩玉、次女张兰芬、三女张雅云、四女张苏澄、幼女张春申。他从小聪颖好学，“自幼日待镕经公（张濬）左右，习闻经史百家微言奥旨，辄能上下古今议论，故公甚爱之”。他18岁开始进入浙江优级师范学校史地科学习，宣统二年（1910）毕业。宣统三年（1911）在清献中学堂执教，1912年7月至12月担任清献中学堂学监，同年被选为省议会议员。
张季庸曾在清末《公管浚河案》中，慷慨陈述委羽山下三馀闸权益，指陈利弊，南官河和中泾河才得到疏浚。辛亥革命时期，他汇集黄岩有志之士创办城防，黄城得到保护，被选为县议员，其间业绩突出、贡献很大。张濬71岁高龄之际，得了肠痹病连续好几个月医治没有效果，许多医生束手无策。他日夜想办法为父治疗，有一天自创润肠方法，“以指细剔硬者，灌胆汁，病竟豁然”，直到父亲转危为安。
张季庸民国二年（1913）留学日本，后毕业于日本大学政治科。民国四年（1915）参加第四届县知事考试，取列甲等分发江苏。民国十一年（1922）任江苏江阴县知事，历任江苏闵行税所长、上新河兼镇江木厘局长、下关税所长、津浦南段货捐局长、南北和平会议参议厅参议省公署及财政厅咨议等差，总统徐世昌特给五等嘉禾章，并由江苏省省长王瑚特保简任职。
在任职江阴县知事期间，由于江阴地处长江要塞，卧虎藏龙，难以治理。他清慎勤勉，亲自处理政务，刑明法度，让各方豪强心悦诚服。黄山要塞驻兵侵害百姓利益，他出面交涉，周全百姓利益。当时北关在河两岸集市，交通不便，他建造“普惠桥”通行两岸，方便集市。长江有夹江叫南夹，面积达数千公顷，在江潮淤塞的时候，被当地百姓争相围垦，作为私田，与大自然争地，酿成水灾。他出台规定，严禁开垦，将当时假公济私的“福利公司”封闭，严厉处罚，让沿江的百姓感恩戴德。
由于战事频繁，过境的军阀士兵有七八万，沿途敲诈索取并扰民。并且强拉壮丁入伍，老百姓怨声载道。他开始兼任当地军法官，亲自坐镇北关20个昼夜。虽然为过往军队提供粮草经费，但与卢姓悍将据理力争，最后达成一致，仅供钱粮，谢绝抓壮丁服役，终于让老百姓吃下定心丸。
随着军阀混战愈演愈烈，张季庸厌倦战乱，于是挂冠故里，年仅31岁。回到家乡黄岩后，他一开始不问世事，修葺宗祠，奖励张姓氏族优秀子弟学习。民国九年（1920），黄岩出现饥荒，他首先异地采购稻米数千石平粜给当地民众。民国十年（1921），又购买粮食300担，为土屿贫困家庭赈灾，同时恢复西江上游的下浦坝。南乡各村村民感激不已，民众代表60人公献“惠我田畴”牌匾送到庸庐，现存《惠我田畴》序文。
另外，他还组织民众打击奸商，平息东南乡抢盐事件，避免了当地民众一场战事。并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创办了“上海君毅中学黄岩分校”，出任校董。民国廿一年（1930），张季庸拿出家里的巨资和兄长张仲丹一起，邀请张氏家族中的德高望重人士，重修《台州黄岩张氏家谱》29卷31本。
张季庸居住在寺后巷“庸庐”，寓所以字命名，也是自谦之语。庸庐位于现橘都大酒店，从张季庸的孙子张文旰发来的旧照看，建筑相当精美，位于寺后巷的灰雕台门恢弘大气，庸庐内西侧的月楼造型别致，与旁边不远处的古樟相映成趣。现存司厅巷3号券门，门额上还有浮雕印记，是庸庐通往司厅巷的后门出口。土改时政府曾将他们全家都改到了司厅巷2号旧居，庸庐后来成了黄岩县人武部驻地。
张濬一家不但是历史上的“一门三知县”，而且还是黄岩中学“一门三校长”。在黄岩中学校史上，一家三代为黄岩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样值得后人称道。张濬曾担任萃华书院山长，张季庸曾担任清献中学堂学监，长女张佩玉嫁给金清复旦大学毕业生吴汶，吴汶曾担任黄岩县立中学校长。现有张佩玉为丈夫吴汶编印的《吴汶诗词集》存世，也是黄岩文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
王琎：半世纪的化学人生 一辈子的科学追寻
01/29/2024
来源：九三学社浙江省委
人物简介：
王琎，字季梁，浙江黄岩人，1888年出生于福建闽侯县，化学史家和分析化学家。曾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浙江大学教授。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授，是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政协浙江省二、三届委员会副主席，九三学社杭州分社三届委员会副主委。1966年去世。
导语：
真正的学者，思想家，科学家，没有一个不希望中国急起直追，去利用文明新利器——科学，来解决她自身的困难。——王琎
1992年8月，中国科学技术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隆重举行。受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的委托，剑桥大学教授何丙郁专门在致词中对三位已故中国教授予以了充分肯定，其中之一便是王琎先生。此时，距他辞世已有二十余年了。斯人已逝、幽思长存，了解他毕生追求“科学救国”的经历，对于我们现阶段探求“科学强国”之路是有深厚意义的。
从私塾中走出来的求知者
王琎出生于风雨飘摇的晚清，跟那个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走科举之路是唯一的选择。动荡混乱的时局带给他的不仅是思想上的困惑，更有人生上的抉择，是像父亲那样做个小官，一辈子宦海沉浮呢，还是勇于走出书斋，放眼世界。正当王琎迷茫之际，1907年的一天，几位青年朋友登门拜访，见他埋头经史之中，不无讥讽地说：“这堆废纸，读它何用?不如统统烧掉，免得害人!”寥寥数语带给王琎的是当头棒喝，使他猛然意识到，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只有科学才能救国。他毅然远离家乡，考进了北京京师译学馆学习英语。1909年，他考取了第一批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生，与梅贻琦等46位同学一道登上了赴美的轮船。由于数理化基础太差，王琎未能直接上大学（升入大学的仅3人），被安排补习高中课程。所幸王琎倍加努力，终于闯过难关。1911年，王琎考入美国里海大学攻读化学工程。他学习刻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利用假期深入化工厂车间一线，虚心向工人请教，获益匪浅。
1916年，王琎毕业回国，并迅速在化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引起了蔡元培先生的注意，邀请他参与创建国立中央研究院，并担任化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王琎上任后，亲自组建了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等多个小组，并赴江苏宜兴作陶业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就面前，王琎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1934年，他再次跨出国门“充电”，进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习。在深入钻研的基础上，他撰写论文首次解释了铂、金、银在不同的电解质溶液中不同抗腐蚀能力的原因，受到校评试委员的一致好评，授予他科学硕士学位。“做到老，学到老”是王琎一生的座右铭，科研学习中的心得体会，他都记在日记里，数十年寒暑从不间断，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科学财富。
化学研究教育领域的开拓者
自负笈求学于大洋彼岸起，王琎从事化学研究、教育的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开创了中国化学史研究的新方法。化学史是一门多科性的边缘学科。它涉及工、农、医、地质、物理、化学等诸多学科领域，还需要精通古文、历史、地理等知识，并运用现代化学分析实验等手段，才能顺利进行研究。因此，当时很少有学者愿意涉足这一领域。王琎在认真研读《齐民要术》等古文献的基础上，开创了将科学分析手段与古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新方法，先进行实验分析，测定大量数据，而后又与历史记载、文献考据结合起来比较研究，最终得出准确可靠的结论。比如中国古代的五铢钱，有汉五铢、隋五铢等多种，时间跨度七八百年，如单凭重量、外形、篆法来考究，很难正确判断五铢钱的年代。1923年，王琎发表了《五铢钱化学成分及古代应用铅、锡、锌、躐考》一文，他独辟蹊径，先测定各朝代五铢钱合金中的化学成分，再结合外观、重量等直观因素分析，从而正确判断出了五铢钱生产使用的确切年代，这一成果震动了当时全国知识界。
二是开创了中国近代的分析化学。早在20世纪20年代，王琎就发表过以铜合金的系统精确分析为依据的系列研究论文。他注重学以致用，充分运用化学分析的方法为祖国建设服务。1925年，王琎对江苏凤凰山铁矿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分析。详细分析了其中不溶物的含量，为合理利用资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27年，他用的方法，对南京水源进行了化学分析，并提出了研究报告——《南京之饮水问题》，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水质分析的研究报告。他还结合浙江黄铁矿资料作过“关于浙江黄铁矿的主要成分及其含铁量以及黄铁矿系统分析方法”的研究和“均相沉淀”的研究，为浙江省黄铁矿的开采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三是培养了大批化学人才。1916年，王琎学成归来即执掌起了教鞭，先后在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等校任教，并在浙江高等工业学校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化学工程系。1936年，王琎第二次留学回国，先后任教于四川大学、浙江大学。1937年，他随浙大西迁，一路上历尽艰辛，始终坚守岗位。有段时期，化学系主任因事离开，竺可桢校长请他暂代主任。他毫不犹豫地挑起了重担；又有一段时期，化学系请不到物理化学老师，竺校长请他代课。虽然他没有教过这门课，还是毫无二话承接下来，一盏油灯伴他备课至深夜，令人感动不已。在数十年的任教生涯中，王琎开设了多门新课，每门都自编讲义，具有鲜明的特色。新中国成立后，他受教育部的委托，还编写了数十万字的高校教学用书《分析化学》。王琎学风笃实，教学认真，逻辑清晰，循序渐进，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化学人才，深受学生的尊敬。
科学精神的终身追寻者
1915年，赵元任等在美国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王琎是积极的响应者。“中国科学社”是中国近代科学史上最早和影响最大的科学社团，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成为了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的先导。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后，王琎担任了《科学》杂志的董事和编辑部主任。他严谨务实，除了要组稿外，当资金缺乏时，还要募集资助。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社成员查谦回忆说，“大家当时都很尊敬王琎先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年组织中国科学社、办《科学》杂志，全是尽义务，开会都是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他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更难能可贵的是，王琎虽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坚定追寻者，但他并不像新文化运动的某些激进派那样把科学当成反传统的武器，而是将科学和传统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博采东西文化之精华，这突出反映在他所负责的《科学》杂志的理性文风上，与同时期的《新青年》反传统的激烈言辞形成鲜明的对照。
王琎在《科学》杂志的发刊词中写到：“科学家和发明家，要使人钦仰，不但靠他科学上的贡献，也在乎人格的伟大。”他曾收到过一位杂货铺小青年有关初等数学的来稿，对于这种不够发表条件的稿件，王琎并没有一退了之，而是郑重其事地转到清华大学数学家熊庆来手中。此后，这位小青年一连寄来好几篇稿件，虽然只有一篇发表，但所有来稿都被王琎一一转给了熊教授。小青年在熊教授的悉心培养下迅速成长为我国著名数学家，他就是数学大师华罗庚。因此，有人说，王琎才是发现“数学千里马”的“第一伯乐”！
除了中国科学社的工作之外，王琎还热心于其他社团工作。1932年中国化学会正式成立，他被推选为临时主席。此后，他还担任过中国化学会上海分会、浙江分会理事长等职，为振兴民族化学工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赤胆忠心的爱国者
王琎的大半生在中国近代最为动荡、苦难的时期度过。他曾赴汉口参观工厂，仅仅因为在码头上误走了一条所谓“洋人专用”的道路，就遭到了巡捕的痛打。“为什么中国人的地方中国人不能走！？”满腔的悲愤化了若干年后“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的行动，都说“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王琎却是放下笔去研制烈性炸药，可惜最终因引爆过早，未能伤及日舰。抗战后期．通货膨胀严重，很多人抢购黄金银元以求保值。有人劝王琎也这样做，却被他严词拒绝。他说：“抗战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既不能上前线杀敌，还要在后方扰乱金融么？”从动荡苦难历史中一路走来的王琎，在感受到了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深深为国家、民族重获新生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他本人两度留洋，对国外优越的条件没有半分留恋，学成即回国。不仅他自己回来了，他还写信动员在美国的儿子王启东、女儿王宝琳、女婿林秉南回国效力。王琎的爱国精神深深影响了家人。他的长子王秉忱谢绝随单位迁香港的安排，解放后担任了中南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次女王宝琳是北京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儿子王启东曾任浙江大学副校长、浙江省科协主席；女婿林秉南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都为祖国经济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1964年国庆前夕，王琎在《杭州社讯》头版发表了题为《七十年的回忆，新和旧的对比》的文章，介绍了新旧社会的巨大差异，号召大家积极投身经济社会建设，并附上诗歌一首：回首迷茫七十年，而今拨雾见晴天。衰年也似青年乐，建设声中喜万千。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多党合作事业的践行者
因自己的毕生追求与九三学社“爱国、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完全吻合。1956年9月，在唐愫，王承基的介绍下，年近70的王琎加入了九三学社。他在入社申请书中深刻剖析了自己的思想转变历程。他说：“我虽已是垂老之年，但‘老黄忠’的劲头还是有的，我要跟共产党走，追求科学进步，为社会主义建设多添一砖一瓦。”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入社后，王琎积极参加社组织活动，先后担任过九三学社浙江省工作委员会委员、杭州分社第二届委员会委员。1961年，王琎当选杭州分社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委。由于50年代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当时许多社员情绪紧张，害怕暴露思想。为此，王琎和领导班子成员一起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坚持贯彻“和风细雨、自我教育”的方针，通过“神仙会”等方式，组织社员学习政治、改造世界观，使大家逐渐敞开了心扉；二是贯彻“服务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通过举办岗位竞赛、召开服务交流大会等方式，推动社员在本职岗位上作出更大的成绩，更好地服务社会。在当时的领导班子中，70多岁的王琎是年纪最大的（其他同志均在60岁左右），但他从没有因为身体衰老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认认真真参加每一次的组织活动，兢兢业业完成社组织交办的每一项任务，赢得了大家的尊重。此外，王琎还通过自己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身份，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如声援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军事挑衅；就我空军击落美制国民党U-2间谍飞机发表讲话等，他热情洋溢发言的场面，给许多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琎在政治上积极追求进步，也充分影响到了他的家人，儿子王秉忱、女儿王宝琳是九三学社社员、儿子王启东是民盟浙江省委主委，女婿林秉南是中共党员，他们都为我国民主政治事业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王琎追求“科学救国”之路始于1909年考取第一批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生。当年的47位留美生，在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在认真思考着如何挽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学成后他们全部归国。习近平在主编《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时指出——“时至今日，严复的科学与爱国思想仍不过时。”值得一提的是，这47位留美生中就有严复之侄严家驺。时光荏苒，当年积贫积弱中华民族早已直起了“腰板”，我们更多地是要思考该如何赋予“科学精神”以新的时代价值，变“科学救国”为“科学强国”，以此来应对目前遇到的各种问题，如科技封锁与讹诈等，这才是我们在纪念王琎先生的最大目的和意义之所在。
（陆靖基整理）
参考资料：
1．《浙江九三学社人物专辑》
2．我的祖父王琎—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家的文明梦（王天骏）
3．王琎教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政协浙江省委员会）
4．黄岩文史资料
原文链接: http://www.93.gov.cn/lshm-sszl/7485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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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王琎－－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家的文明梦
王天俊著于2015-12-31
人物名片 王琎（王季梁）（1888－1966），我国第一批庚子赔款留学生。曾任浙江大学化学系主任、理学院及师范学院院长、代理校长等职务。1928年协同蔡元培创建中央研究院，并任化学研究所所长。是我国分析化学与化学史的创史人。1920年后，长期担任中国科学社理事和社长，并担任化学学会会长、《科学》杂志主编。
新文化运动时期，按照我个人的观点，是指1915-1945年之间不到30年的时间。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家，我的祖父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就从我的祖父说起：
我的祖父王琎先生曾在1922-1934年间担任《科学》杂志主编，在1930-1933年间担任中国科学社的社长，在1928-1934年间担任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他也曾是中国化学会的发起人。人们在介绍他的履历时，通常介绍他是1909年第一批庚款留美生，美国里海大学学士和明尼苏达大学硕士，然而人们往往忽略，正是同一个王琎，曾有过十年科举的教育背景。
事实上，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早年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有科举时代受教育的背景。今天的媒体在介绍这一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家时，也常常忽略他们的传统文化教育经历。
其实正是他们在西方留学之前的这段受教育经历，成就了他们的一种特殊知识结构和文化品质，使他们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一代具有新旧兼学、学贯中西的素质的中国人，也决定了他们处理科学和传统的态度。
近年来，我一直在整理王琎日记，使我对他有一个近距离的了解，读王琎日记可以感受到他的人生态度深受儒家传统影响。这里有两段王琎日记中的两段小故事：
王琎的哥哥王珽是早年北京大学毕业、1913年与李四光同期公派留学英国的留学生，回国后不久身患重病，王琎从小和哥哥感情深厚，在看望弥留中的兄长回到家中后，心情十分沉重，在日记中感叹人生苦短，同时也告诫自己，生命越是短，对家对社会的责任越是重，一定要多努力，才能对得起社会、亲友和祖宗。
王琎在日记中，有一段还专门回顾自己四十岁前思想变化的过程，提醒自己要注意修养，要用朱熹在《大学》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修身养性。
事实上，王琎的一生一直是在修齐治平精神追求下忘我的工作。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物理学家查谦，是王琎在二十年代东南大学的老友，也是中国科学社的重要骨干。我曾在文革期间，拜访过当时已经中风的查谦，他在回忆王琎时，曾对我说，我们当时都很尊敬王琎先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年组织中国科学社，办《科学》杂志全是尽义务，而王琎先生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查谦先生还特别指出，当年中国科学社开会都是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
我在王琎日记中也注意到，王琎当年带着他在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的两个助手柳大纲和姚国珣编辑《科学》杂志时，大量的工作时间也都是在晚上进行。
王琎是发现华罗庚的伯乐。 1929年，王琎在收到年轻的华罗庚寄来的稿件后，热情的鼓励他，为他提建议，不但发表了华罗庚的文章，还把他的情况介绍给了中国科学社的老友熊庆来，成就了一个天才的人生。
虽然王琎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但另一方面，王琎从青年时代起，有过七八年海外生活的经历，受过多年西方文明和科学实验的熏陶。
日记中有一天，王琎在做完定性分析实验回到家后，在日记中记录自己当天的实验，他注意到在当天的试验中，硼砂的存在对于某化学反应有不同的结果，一方面思索这个现象是否与复杂化学分解有关[1]，一方面表示还要继续推敲。
王琎回国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一直就是像上面提到的这样，不断坚持自己提出问题，又亲自拿试管做细致周密的分析化学试验。他把自己在美国实验室学到的分析金属成分的方法，用到中国古钱的分析方面，成功的完成了用古金属成分为中国冶金史断代的研究成果，开创了中国分析化学的科学时代。这一成果震动了当时全国知识界。
1925年的中国科学社北京年会上，当时的会长翁文灏就在开幕致辞中，专门提到王琎古钱分析的研究成果。三十年代初期周谷城在他的《中国通史》一书中也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王琎和他的冶金史断代学说，这也是后来王琎被蔡元培和杨杏佛邀请参加创建中央研究院和担任首任化学所所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科学和传统在王琎的事业中水乳相融，相得益彰，这是当时中国科学社前辈们对待科学和传统态度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与当时那些投身五四运动的激进派同龄人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
五四运动的激进派把科学当成摧毁旧世界的大炮和打压传统的武器。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多次大声疾呼：“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从早年《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数以千计的文章中，可以发现，《科学》杂志理性的文风，与同时期的《新青年》反传统的激烈言辞形成鲜明的对照。
早期海归留学生受过系统西方科学的训练，他们明白中国人自古以来缺乏的是一种对待宇宙的进取态度、一种执着求真的心态，一种探索真理的方法、一种科学的精神。这种缺失是精神层面的，不像家里缺把椅子，可以到店里去买一把回来。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把科学仅仅当成实现强国梦和现代化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始终提倡科学精神，坚持用一点一滴渐进的方法改造传统的文明梦。
文明梦和强国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们对待传统的态度。打引号的强国梦是五四运动激进派用来吸引民众的口号。“强国梦”最大的特点是要与传统决裂，因为他们以为家里的旧传统不好，就像是一件旧家具，可以一把火烧掉，以便用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或者是有“普世价值”的“新家具”取而代之，这也就是五四运动时代的一句口头禅：要“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种论调，一言以蔽之，就是“先破后立”。文化革命就是这种逻辑的“强国梦”给中国人带来的结果。
什么是文明梦？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用西方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学问。把自己的文化改造好，又拿西方的文化来辅助，综合成一个新文化（大意）”。这也就是“边改边立”的意思。文明改造好了，国家自然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明梦才是真正的强国梦。
一部中国近代史其实就是文明梦和“强国梦”反复较量的历史。如果说二三十年代《新青年》是“强国梦”的精神代表，《科学》杂志就是文明梦的精神代表。我个人以为，《科学》杂志在中国现代史中的历史地位需要重新评估。
从文明梦联想到获诺奖的屠呦呦，我想在这里，借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这个热门话题，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家的文明梦做一个诠释
科学的发现靠个人的努力和机遇，更需要依靠个人偶然的灵感。然而这种偶然，是一种必然中的偶然。
屠呦呦在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奖后，诚恳地表示自己的成就归功于集体多年的努力。屠呦呦“偶然”成功背后的这个“必然”，就是近百年来几代中国生药学的前辈们怀着文明梦的理想，孜孜不倦地用分析化学的科学方法研究中药遗产的努力和研究氛围。
[1] 日记中原文是： “有用第一铁青酸钾加以盐酸，则试金属第三类时不得铁，其加硝酸者则试得铁 （浓硝酸），惟同时有硼砂存在时，则加硝酸后或试得铁，或试不得铁，结果各异。此现象与复杂游子之分解有关，其原理颇可研究。”
王琎：会通中西科学文化的践行者
■王传超
王琎（1888—1966）
浙江黄岩人，生于福建闽侯（今福州）。分析化学家、化学史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分析化学和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1909年考取首批庚款生赴美留学。1915年美国理海大学化学工程专业毕业后回国，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等校，1928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并任所长，1932—1933年任中国科学社社长，1932年参与发起中国化学会并长期担任常务理事。1934年，再度赴美留学，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任访问研究员，1936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国，先后执教于四川大学、浙江大学。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任教于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九三学社杭州分社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委。
毕生致力于化学学科的高等教育与研究事业，培养了几代科技人才，并在分析化学研究方面有诸多开创性的贡献；撰写了大量化学史论文，创建了以分析实验结果为依据、与历史考据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化学史。
《科学画报》创刊号封面
王琎著作书影
1929年明复图书馆奠基（二排右四为王琎）
1909年首批庚款留美生合影（右一为王琎）。
美国理海大学中国留学生合影（左三为王琎）
尽管从广义上讲，我国古代也创造了丰富而独特的科学文化，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仍是源于西方。直到今天，如何更好地对西方科学文化去粗取精，使之与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有机结合起来，仍是绕不开的主题。因此，历史上那些关于会通中西科学文化的思考与探索，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在近代中西科学交流史上，早期庚款留美生是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大多出生于1890年前后，于辛亥革命前后赴美留学，既对中国传统经典、传统社会结构有较系统的了解，又深入学习过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站在两种文明的交点上，对于会通中西、复兴中华有着天然的优势和极大的热情。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科学文化、科学史研究方面有所建树，中国近代分析化学和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王琎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剪掉的辫子，剪不断的文化
王琎，字季梁，浙江黄岩人，1888年出生于福建闽侯。因父亲长年宦游福建，王琎住在衙署之中，耳濡目染，思想观念深受当时一般官僚士大夫的影响，很早就对科举考试的观念、方法了然于胸。尽管甲午战争后，父亲购置了一些新学书报，但王琎自开蒙起，主要精力就在于学习四书五经，兼及史地、诸子。1900年，他开始学习写作八股文，并于1903年起参加童子试，正式踏上科举之路。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17岁的王琎于这年夏天到北京投考新式学校，入五城中学，次年考入译学馆，得以系统地学习英文及数理化知识。
1909年9月，首次庚款留美生选拔考试举行，最终603名考生中47人被录取。王琎以总分422、排名45的成绩被录取，于1909年10月随团赴美留学。
行前，众人在上海候船期间，同学胡刚复的兄长、1908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胡敦复劝大家剪掉辫子。王琎等人犹豫再三，还是在胡敦复一再鼓励下才决心剪辫。在这辞旧从新的节点上，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场景。
到达美国后，王琎进入宾夕法尼亚科兴学院补习高中课程。1911年，他转入理海大学学习，选择了化学工程专业。在同期的同学当中，王琎在专业选择方面是决断力比较强的。尽管当时国家对工业人才的需求比较高，且明文规定修习理工类专业的学生比例为80%，但早期派出去的几批学生的特质明显与此相悖，在科技知识的储备、留学方向的选择方面所做的准备明显不够充分。1914年留美学生会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提及，“在调查我们同学感兴趣的科目时，许多高年级的同学没有什么明确的方向”。
与其他同学相比，王琎能够放弃自己的个人兴趣，主动学习化学工程，是有所牺牲且难能可贵的。当然，对于这一选择，他在回国后曾有所反思：“在美时未能学纯粹科学及专史地，在个人方面可认为错误，因个人性质实不近工，但以国家有此需要而学习，故生平未能尽所长也。”
文化冲突与思想纠结贯穿了王琎的整个留学岁月。当时美国社会有着浓厚的基督宗教色彩，王琎一度经常参加学校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活动，但他从不盲目反对或听从，而是认真思考，将其与中国传统道德标准及价值观对照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对于西方人的优点，他往往从中国传统中找出相通之处。最终，他稳固了自己的道德观念和处世之道。
他经常和同学们传阅中国古籍，并讨论在异域获得的新体会。1912年的一天，他从胡适那里借到《李恕谷年谱》，读后虽批评谱主迂腐，但对其时时戒惧反思的修身方法极为赞赏，认为不亚于富兰克林的《寡过篇》，值得学习，并由此反思自身的“志气昏惰、学行不检”，立志每日“三省吾身”，且在此后多年一直奉行。
对于科学技术本身，王琎的态度是复杂的，并不奉行一边倒的唯科学主义。科技本身自然有其进步之处，但它给人类带来的并不都是福利，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因为近代多次受到列强坚船利炮的欺凌，难免会有些“技术受害者”的心态。
比如，他于1914年发表过旧体诗《与友人谈空中飞艇有感作歌》，表达了他当时的科技观。这首诗通篇使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故和意象，拉近了读者与陌生事物的距离。他称赞飞艇为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以及对人类视野的拓宽，同时又指出这一新技术可能会用于战争，给人类带来巨大伤害。王琎直接指出了技术的两面性，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当各国政商精英为飞艇在军事上可能大有用武之地而踌躇满志时，他则从人性、伦理的角度出发对此作出批判。
在理海大学学习期间，王琎所学以化学为主，偏重于分析研究。完成学业之余，他写下了大量日记和旧体诗歌，深入展示了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所思所想。与此同时，他和同学们一起关注国内政局，时刻准备着回国效命，曾以诗自述：“坎坷苍海外，弃置如枯萍。闻鸡夜起舞，壮志犹未泯。”
1915年6月8日，王琎参加了理海大学毕业典礼，本拟在美勾留数月，进工厂实习，但听到有组团返国的消息后，随即决定立刻回国。
“把我们好学的民族精神恢复过来”
1915年8月，王琎回到阔别6年的祖国，开始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此后20年间，他兢兢业业，努力担当中国现代科学开路者的使命，在科学教育、科研组织、学术交流、科学研究等方面作出了诸多开创性、基础性的贡献。
王琎先后执教于长沙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办为东南大学）、浙江高等工业学校等校。
他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学院的创建者之一，并创办了化学系，为推动在大学中开设理化课程、举办我国自主的理科高等教育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当时事业草创、白手起家，王琎用了6年时间，才初步建立起化学系的课程体系，并置办了初具规模的实验设备。他编写了定性分析、定量分析、高等分析化学等多门课程，并充分吸收新材料、新观点，融入自己的见解，为每一门课自编教材。
在浙江高等工业学校，他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化学工程系，对我国化工技术人员的培养及相关工作的开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时，王琎应院长蔡元培之邀创办化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他在规划研究所工作范围时，充分考虑了我国当时的研究水平和实际需求，领导创建了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中药研究、纤维素、油脂涂料、陶瓷玻璃等研究单元，对我国化学研究事业的起步和化学工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为后来的很多工作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担任所长的6年里，一直主张就地取材，充分发挥我国本土原料和传统知识的优势，开展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不仅探索以本土原料制造化学药品，还支持赵燏黄等生药学家对中药材进行化学分析，努力探明其中的有效成分及其效用原理。
王琎还积极参加科技社团的活动。从1918年起，他在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介绍西方的科技人物和科技知识，探讨中国科学发展的相关问题。1926年9月起，他担任《科学》杂志编辑部主任，不计资历、奖掖后学。只有初中学历、当时还是杂货铺店员的华罗庚就是在他的支持下，于1929年在《科学》上发表了第一篇科学论文。
王琎热心于中国科学社的社务，努力向社会各界募集资金，用于购置图书、仪器。从1921年起，他多年担任中国科学社董事（或理事），并于1932年至1933年担任社长。在担任社长时，为了把普通科学知识和科学新闻输送到民间，逐步使科学变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他推动创办了科普杂志《科学画报》。
1932年，王琎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化学会，被选为该会会计，并长期担任该会常务理事。
尽管事务繁忙，但他在科学研究上没有放松，一方面开展分析化学研究，其中《南京之饮水问题》是我国最早的水质分析研究报告；另一方面，他努力挖掘中国科技遗产，开拓了以分析实验结果为依据，并与历史考据相结合的化学史研究方法，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其研究对象包括我国古代金属原质、金属化合物、酒精发酵、陶器制造等，尤以对我国古代钱币合金的研究影响最大。
王琎不仅注重科学在工业发展等方面的实用价值，更注重科学本身在“搜求天然真理，维持人类文明”方面的精神价值，认为科学自身之价值“固不在道德、宗教、政治下也”。
正因如此，他努力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的关系，尽管认为相比其伦理价值，中国古代经典在科学方面的价值并不高，但他还是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史，将中西科学加以对比，力图沟通两者，以便更好地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
在他看来，中西科学发展有其相通之处。“科学进化之状况，东西皆循一极相同之轨道。吾国之点金时代与医学时代，与欧洲之点金时代与医学时代，皆遥遥相对，且以成绩相比，未必东劣于西。则当此科学时代，吾国又岂可不起而急追，以冀十数年中可与欧人相媲美哉？”
在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当中，王琎认为传统文化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提倡研究，我们应该有较远大的眼光，要把我们周、秦、汉、唐、宋好学的民族精神恢复过来，方能够有结果。”他的科学教育工作和科学史研究，都是围绕这一目的开展的。
1934年夏，王琎由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辞职，再赴美国，到明尼苏达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一切事业以国防为中心”
1936年夏天，王琎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随后取道欧洲归国，途中赴英国、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国考察相关大学、研究机构及工业部门。回国后，他应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之邀，担任该校化学系主任。次年又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转至浙大任教。
此后不久，全面抗战爆发，浙大被迫西迁，几经辗转，最终得以在贵州湄潭落脚办学。王琎随校行动，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开展研究和教学工作。据学生回忆，当时王琎住在湄江饭店隔街斜对面的木结构民房一楼内，师生们曾看到他在炎炎夏日一早挟着草席走向湄江边去洗刷。
王琎曾说，在国难之中，“一切事业以国防为中心”。对于科学与战争的关系，他向来关注。早在一战时期，他就感叹“科学之昌明，虽足以增进人类之幸福，然亦每足以加厉人类之苦痛”，认为将毒气用于战争太无人道，“足见人类之残忍，而数百年之所谓新文明者，但关于物质有进步，而关于道德初无进步”。
当然，他也没有走向极端，完全反对将技术作为战争手段。对于使用新技术尽快结束战争以减少死伤，他是赞成的：“若战争而不用毒气，则德国之失败，则不若是之速，战祸之延长，正不知何时可止，死伤必更多，则此弥漫之恶气，未尝非剧战中之一曙光也。”
抗战期间，王琎主张科技可以用于反抗强权、反制侵略，也看到危难背后的机遇，认为我国应当化压力为动力，努力发展科学技术，用以反抗侵略、建设国家。“一国学术之发展虽有赖于承平之时，然人才之造成与磨炼，则多事之秋反胜于无事之际；一国实业之兴盛虽多表现于民丰物阜之时，但对于此种事业真正需要之认识，及进行时筹划之缜密、推行之努力、奋斗之勤劳，则战争状态每为促进之媒介。远征诸古人多难兴邦之言，近观诸欧美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于学术及工业之收获，益觉吾人在抗战时期中责任之巨大与机会之良好。”
王琎绝非空言，身体力行、做好本职工作，为抗战尽最大心力。
据学生回忆，王琎给学生上化学分析课的时候采用图解方式，“既精简了教学内容，又能使学生一目了然，大大加深了理解和记忆，且容易记课堂笔记，深得学生的赞赏”。化学是实验学科，湄潭僻处一隅，一切只能因陋就简，王琎却依然想尽办法，搜罗仪器设备，坚持实验教学，并严格要求，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此外，王琎还开设为期一年的化学史课程，回顾了中国古代相关工作和成就，“无形中向师生们进行了最为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且“启发师生如何做学问，怎样从事科学研究，如何通过实践做到举一反三……真正令师生们终生不忘”。
王琎还多次作公开演讲，向学生讲修养与实践、学术的本体和应用，以及中国化学界的过去与未来，努力将传统文化和科学精神传递给学生，鼓励学生不忘国难、长存匡济天下之志。
1938年，浙江大学创办师范学院，王琎担任理化系系主任，次年又担任院长。他认为师范教育事关全局全国，至关重要，因此付出了很多精力，并研究中学化学教学方法及化学史教材的写作。
抗战期间，王琎身兼多职，行政工作占去了很多精力，但他依然尽力开展研究工作。在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过程中，他越来越重视道家的作用，并给自己起了“雪灯道人”的道号。这一点与对道家情有独钟的英国学者李约瑟不谋而合。李约瑟于1944年到湄潭访问浙大期间与王琎颇有交集，了解了他在化学史和冶金史方面的工作，并将此事写入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当中，直到晚年仍在关于中国科技史的国际研讨会上表彰王琎的贡献。
王琎在湄潭听了李约瑟所作的《中国科学史与西方之比较观察》演讲后，于讨论时讲述了中国炼丹术的起源及其代表人物，并指出其所用术语与阿拉伯、西欧全同，展示出宏大的学术视野。王琎的科学观与李约瑟所主张的“百川归海”图景，即世界各民族各自发展科学知识，最终合流，形成“世界科学”这一整体有异曲同工之妙。
“亦有未了之责”
抗战胜利后，王琎随浙大回杭州，继续执教。此时国家动荡、政府腐败，社会上普遍对国民政府不满，期盼新时代的到来。
为响应中共中央于1948年发布的“五一口号”，科技界决定筹办全国性的科学会议（后定名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1949年6月至7月，王琎作为筹备委员赴北平参加筹备会议，见到科学界的诸多老朋友，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式和对待科学事业的态度。在他的热情鼓励和教导下，他在美国留学的子女放弃舒适的生活和优厚的收入，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后，他经常自勉并教导学生：“生也有涯，知也无涯，要努力学习，边学习、边研究，尽力为新中国多做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后，王琎一直任教于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更名为杭州大学），1956年被定为一级教授。执教期间，王琎在教学工作中讲授过多门课程，每一门他都自己编写教材，融会科学新知与中国特色，留下了大量讲义手稿。
他对教学工作极为认真负责，有时甚至要验算每一道习题。在教学过程中，他延续了之前理论与实验并重的作风，不断更新知识和设备，坚持走在学科发展前沿。浙江师范学院用于购置设备的经费有限，但王琎精打细算，还是添置了较为先进的仪器用于教学。
王琎向来重视榜样的作用，不仅时时以大科学家的学行、人格、美德打动学生，还以身作则，虚心好学、严以律己，为学生及家中后辈做好表率。他自留美时期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每天反省自己在工作、生活、待人接物方面的所作所为，50多年从不间断，留下了数百册心得笔记。
他秉持“活到老、学到老”的原则，虚心好学、老而弥笃，直到晚年仍思维敏锐，努力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日常生活中，他淡泊简朴，总是布衣便服，为人毫无傲气，待家中旧仆如亲族长辈，身边之人无不叹服。
新中国成立后，在学术研究方面，王琎除编写《分析化学》相关教材外，还继续开展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内容涉及化学、冶金、本草学、炼丹术、矿物学、青瓷发展等。在“文革”当中，曾有人攻击他的化学史研究是“厚古薄今”，使他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但他仍义正词严地表示，“中国总是有其历史的。不讲历史，我想不通”。有价值的工作终会得到认可，最终，他的研究成果和所开创的研究方法使后辈学者受益无穷，也使他成为中国化学史研究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之一。
1957年，王琎被增选为特邀全国政协委员，此后连任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6年12月28日，他于家中被入室抢劫的暴徒所害。在遇害时，他尚在伏案撰写《中国化学工艺史》。
王琎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尚存者，亦有未了之责，岂可存失望之心。”如今，斯人早已逝去，他的“未了之责”自当由后来人继续完成。
会通中西，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文化，使科学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多艰辛的努力。在此过程中，王琎等老一辈科学家所创建的宏大科学史图景和会通中西的文化雄心，将一直激励我们前行。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中国科学报》 (2023-11-10 第4版 印刻)
原文链接： https://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23/11/377043.shtm
■王传超
浙江黄岩人，生于福建闽侯（今福州）。分析化学家、化学史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分析化学和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1909年考取首批庚款生赴美留学。1915年美国理海大学化学工程专业毕业后回国，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等校，1928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并任所长，1932—1933年任中国科学社社长，1932年参与发起中国化学会并长期担任常务理事。1934年，再度赴美留学，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任访问研究员，1936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国，先后执教于四川大学、浙江大学。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任教于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九三学社杭州分社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委。
毕生致力于化学学科的高等教育与研究事业，培养了几代科技人才，并在分析化学研究方面有诸多开创性的贡献；撰写了大量化学史论文，创建了以分析实验结果为依据、与历史考据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化学史。
尽管从广义上讲，我国古代也创造了丰富而独特的科学文化，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仍是源于西方。直到今天，如何更好地对西方科学文化去粗取精，使之与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有机结合起来，仍是绕不开的主题。因此，历史上那些关于会通中西科学文化的思考与探索，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在近代中西科学交流史上，早期庚款留美生是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大多出生于1890年前后，于辛亥革命前后赴美留学，既对中国传统经典、传统社会结构有较系统的了解，又深入学习过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站在两种文明的交点上，对于会通中西、复兴中华有着天然的优势和极大的热情。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科学文化、科学史研究方面有所建树，中国近代分析化学和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王琎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剪掉的辫子，剪不断的文化
王琎，字季梁，浙江黄岩人，1888年出生于福建闽侯。因父亲长年宦游福建，王琎住在衙署之中，耳濡目染，思想观念深受当时一般官僚士大夫的影响，很早就对科举考试的观念、方法了然于胸。尽管甲午战争后，父亲购置了一些新学书报，但王琎自开蒙起，主要精力就在于学习四书五经，兼及史地、诸子。1900年，他开始学习写作八股文，并于1903年起参加童子试，正式踏上科举之路。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17岁的王琎于这年夏天到北京投考新式学校，入五城中学，次年考入译学馆，得以系统地学习英文及数理化知识。
1909年9月，首次庚款留美生选拔考试举行，最终603名考生中47人被录取。王琎以总分422、排名45的成绩被录取，于1909年10月随团赴美留学。
行前，众人在上海候船期间，同学胡刚复的兄长、1908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胡敦复劝大家剪掉辫子。王琎等人犹豫再三，还是在胡敦复一再鼓励下才决心剪辫。在这辞旧从新的节点上，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场景。
到达美国后，王琎进入宾夕法尼亚科兴学院补习高中课程。1911年，他转入理海大学学习，选择了化学工程专业。在同期的同学当中，王琎在专业选择方面是决断力比较强的。尽管当时国家对工业人才的需求比较高，且明文规定修习理工类专业的学生比例为80%，但早期派出去的几批学生的特质明显与此相悖，在科技知识的储备、留学方向的选择方面所做的准备明显不够充分。1914年留美学生会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提及，“在调查我们同学感兴趣的科目时，许多高年级的同学没有什么明确的方向”。
与其他同学相比，王琎能够放弃自己的个人兴趣，主动学习化学工程，是有所牺牲且难能可贵的。当然，对于这一选择，他在回国后曾有所反思：“在美时未能学纯粹科学及专史地，在个人方面可认为错误，因个人性质实不近工，但以国家有此需要而学习，故生平未能尽所长也。”
文化冲突与思想纠结贯穿了王琎的整个留学岁月。当时美国社会有着浓厚的基督宗教色彩，王琎一度经常参加学校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活动，但他从不盲目反对或听从，而是认真思考，将其与中国传统道德标准及价值观对照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对于西方人的优点，他往往从中国传统中找出相通之处。最终，他稳固了自己的道德观念和处世之道。
他经常和同学们传阅中国古籍，并讨论在异域获得的新体会。1912年的一天，他从胡适那里借到《李恕谷年谱》，读后虽批评谱主迂腐，但对其时时戒惧反思的修身方法极为赞赏，认为不亚于富兰克林的《寡过篇》，值得学习，并由此反思自身的“志气昏惰、学行不检”，立志每日“三省吾身”，且在此后多年一直奉行。
对于科学技术本身，王琎的态度是复杂的，并不奉行一边倒的唯科学主义。科技本身自然有其进步之处，但它给人类带来的并不都是福利，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因为近代多次受到列强坚船利炮的欺凌，难免会有些“技术受害者”的心态。
比如，他于1914年发表过旧体诗《与友人谈空中飞艇有感作歌》，表达了他当时的科技观。这首诗通篇使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故和意象，拉近了读者与陌生事物的距离。他称赞飞艇为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以及对人类视野的拓宽，同时又指出这一新技术可能会用于战争，给人类带来巨大伤害。王琎直接指出了技术的两面性，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当各国政商精英为飞艇在军事上可能大有用武之地而踌躇满志时，他则从人性、伦理的角度出发对此作出批判。
在理海大学学习期间，王琎所学以化学为主，偏重于分析研究。完成学业之余，他写下了大量日记和旧体诗歌，深入展示了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所思所想。与此同时，他和同学们一起关注国内政局，时刻准备着回国效命，曾以诗自述：“坎坷苍海外，弃置如枯萍。闻鸡夜起舞，壮志犹未泯。”
1915年6月8日，王琎参加了理海大学毕业典礼，本拟在美勾留数月，进工厂实习，但听到有组团返国的消息后，随即决定立刻回国。
“把我们好学的民族精神恢复过来”
1915年8月，王琎回到阔别6年的祖国，开始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此后20年间，他兢兢业业，努力担当中国现代科学开路者的使命，在科学教育、科研组织、学术交流、科学研究等方面作出了诸多开创性、基础性的贡献。
王琎先后执教于长沙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办为东南大学）、浙江高等工业学校等校。
他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学院的创建者之一，并创办了化学系，为推动在大学中开设理化课程、举办我国自主的理科高等教育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当时事业草创、白手起家，王琎用了6年时间，才初步建立起化学系的课程体系，并置办了初具规模的实验设备。他编写了定性分析、定量分析、高等分析化学等多门课程，并充分吸收新材料、新观点，融入自己的见解，为每一门课自编教材。
在浙江高等工业学校，他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化学工程系，对我国化工技术人员的培养及相关工作的开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时，王琎应院长蔡元培之邀创办化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他在规划研究所工作范围时，充分考虑了我国当时的研究水平和实际需求，领导创建了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中药研究、纤维素、油脂涂料、陶瓷玻璃等研究单元，对我国化学研究事业的起步和化学工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为后来的很多工作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担任所长的6年里，一直主张就地取材，充分发挥我国本土原料和传统知识的优势，开展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不仅探索以本土原料制造化学药品，还支持赵燏黄等生药学家对中药材进行化学分析，努力探明其中的有效成分及其效用原理。
王琎还积极参加科技社团的活动。从1918年起，他在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介绍西方的科技人物和科技知识，探讨中国科学发展的相关问题。1926年9月起，他担任《科学》杂志编辑部主任，不计资历、奖掖后学。只有初中学历、当时还是杂货铺店员的华罗庚就是在他的支持下，于1929年在《科学》上发表了第一篇科学论文。
王琎热心于中国科学社的社务，努力向社会各界募集资金，用于购置图书、仪器。从1921年起，他多年担任中国科学社董事（或理事），并于1932年至1933年担任社长。在担任社长时，为了把普通科学知识和科学新闻输送到民间，逐步使科学变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他推动创办了科普杂志《科学画报》。
1932年，王琎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化学会，被选为该会会计，并长期担任该会常务理事。
尽管事务繁忙，但他在科学研究上没有放松，一方面开展分析化学研究，其中《南京之饮水问题》是我国最早的水质分析研究报告；另一方面，他努力挖掘中国科技遗产，开拓了以分析实验结果为依据，并与历史考据相结合的化学史研究方法，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其研究对象包括我国古代金属原质、金属化合物、酒精发酵、陶器制造等，尤以对我国古代钱币合金的研究影响最大。
王琎不仅注重科学在工业发展等方面的实用价值，更注重科学本身在“搜求天然真理，维持人类文明”方面的精神价值，认为科学自身之价值“固不在道德、宗教、政治下也”。
正因如此，他努力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的关系，尽管认为相比其伦理价值，中国古代经典在科学方面的价值并不高，但他还是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史，将中西科学加以对比，力图沟通两者，以便更好地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
在他看来，中西科学发展有其相通之处。“科学进化之状况，东西皆循一极相同之轨道。吾国之点金时代与医学时代，与欧洲之点金时代与医学时代，皆遥遥相对，且以成绩相比，未必东劣于西。则当此科学时代，吾国又岂可不起而急追，以冀十数年中可与欧人相媲美哉？”
在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当中，王琎认为传统文化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提倡研究，我们应该有较远大的眼光，要把我们周、秦、汉、唐、宋好学的民族精神恢复过来，方能够有结果。”他的科学教育工作和科学史研究，都是围绕这一目的开展的。
1934年夏，王琎由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辞职，再赴美国，到明尼苏达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一切事业以国防为中心”
1936年夏天，王琎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随后取道欧洲归国，途中赴英国、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国考察相关大学、研究机构及工业部门。回国后，他应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之邀，担任该校化学系主任。次年又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转至浙大任教。
此后不久，全面抗战爆发，浙大被迫西迁，几经辗转，最终得以在贵州湄潭落脚办学。王琎随校行动，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开展研究和教学工作。据学生回忆，当时王琎住在湄江饭店隔街斜对面的木结构民房一楼内，师生们曾看到他在炎炎夏日一早挟着草席走向湄江边去洗刷。
王琎曾说，在国难之中，“一切事业以国防为中心”。对于科学与战争的关系，他向来关注。早在一战时期，他就感叹“科学之昌明，虽足以增进人类之幸福，然亦每足以加厉人类之苦痛”，认为将毒气用于战争太无人道，“足见人类之残忍，而数百年之所谓新文明者，但关于物质有进步，而关于道德初无进步”。
当然，他也没有走向极端，完全反对将技术作为战争手段。对于使用新技术尽快结束战争以减少死伤，他是赞成的：“若战争而不用毒气，则德国之失败，则不若是之速，战祸之延长，正不知何时可止，死伤必更多，则此弥漫之恶气，未尝非剧战中之一曙光也。”
抗战期间，王琎主张科技可以用于反抗强权、反制侵略，也看到危难背后的机遇，认为我国应当化压力为动力，努力发展科学技术，用以反抗侵略、建设国家。“一国学术之发展虽有赖于承平之时，然人才之造成与磨炼，则多事之秋反胜于无事之际；一国实业之兴盛虽多表现于民丰物阜之时，但对于此种事业真正需要之认识，及进行时筹划之缜密、推行之努力、奋斗之勤劳，则战争状态每为促进之媒介。远征诸古人多难兴邦之言，近观诸欧美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于学术及工业之收获，益觉吾人在抗战时期中责任之巨大与机会之良好。”
王琎绝非空言，身体力行、做好本职工作，为抗战尽最大心力。
据学生回忆，王琎给学生上化学分析课的时候采用图解方式，“既精简了教学内容，又能使学生一目了然，大大加深了理解和记忆，且容易记课堂笔记，深得学生的赞赏”。化学是实验学科，湄潭僻处一隅，一切只能因陋就简，王琎却依然想尽办法，搜罗仪器设备，坚持实验教学，并严格要求，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此外，王琎还开设为期一年的化学史课程，回顾了中国古代相关工作和成就，“无形中向师生们进行了最为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且“启发师生如何做学问，怎样从事科学研究，如何通过实践做到举一反三……真正令师生们终生不忘”。
王琎还多次作公开演讲，向学生讲修养与实践、学术的本体和应用，以及中国化学界的过去与未来，努力将传统文化和科学精神传递给学生，鼓励学生不忘国难、长存匡济天下之志。
1938年，浙江大学创办师范学院，王琎担任理化系系主任，次年又担任院长。他认为师范教育事关全局全国，至关重要，因此付出了很多精力，并研究中学化学教学方法及化学史教材的写作。
抗战期间，王琎身兼多职，行政工作占去了很多精力，但他依然尽力开展研究工作。在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过程中，他越来越重视道家的作用，并给自己起了“雪灯道人”的道号。这一点与对道家情有独钟的英国学者李约瑟不谋而合。李约瑟于1944年到湄潭访问浙大期间与王琎颇有交集，了解了他在化学史和冶金史方面的工作，并将此事写入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当中，直到晚年仍在关于中国科技史的国际研讨会上表彰王琎的贡献。
王琎在湄潭听了李约瑟所作的《中国科学史与西方之比较观察》演讲后，于讨论时讲述了中国炼丹术的起源及其代表人物，并指出其所用术语与阿拉伯、西欧全同，展示出宏大的学术视野。王琎的科学观与李约瑟所主张的“百川归海”图景，即世界各民族各自发展科学知识，最终合流，形成“世界科学”这一整体有异曲同工之妙。
“亦有未了之责”
抗战胜利后，王琎随浙大回杭州，继续执教。此时国家动荡、政府腐败，社会上普遍对国民政府不满，期盼新时代的到来。
为响应中共中央于1948年发布的“五一口号”，科技界决定筹办全国性的科学会议（后定名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1949年6月至7月，王琎作为筹备委员赴北平参加筹备会议，见到科学界的诸多老朋友，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式和对待科学事业的态度。在他的热情鼓励和教导下，他在美国留学的子女放弃舒适的生活和优厚的收入，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后，他经常自勉并教导学生：“生也有涯，知也无涯，要努力学习，边学习、边研究，尽力为新中国多做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后，王琎一直任教于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更名为杭州大学），1956年被定为一级教授。执教期间，王琎在教学工作中讲授过多门课程，每一门他都自己编写教材，融会科学新知与中国特色，留下了大量讲义手稿。
他对教学工作极为认真负责，有时甚至要验算每一道习题。在教学过程中，他延续了之前理论与实验并重的作风，不断更新知识和设备，坚持走在学科发展前沿。浙江师范学院用于购置设备的经费有限，但王琎精打细算，还是添置了较为先进的仪器用于教学。
王琎向来重视榜样的作用，不仅时时以大科学家的学行、人格、美德打动学生，还以身作则，虚心好学、严以律己，为学生及家中后辈做好表率。他自留美时期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每天反省自己在工作、生活、待人接物方面的所作所为，50多年从不间断，留下了数百册心得笔记。
他秉持“活到老、学到老”的原则，虚心好学、老而弥笃，直到晚年仍思维敏锐，努力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日常生活中，他淡泊简朴，总是布衣便服，为人毫无傲气，待家中旧仆如亲族长辈，身边之人无不叹服。
新中国成立后，在学术研究方面，王琎除编写《分析化学》相关教材外，还继续开展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内容涉及化学、冶金、本草学、炼丹术、矿物学、青瓷发展等。在“文革”当中，曾有人攻击他的化学史研究是“厚古薄今”，使他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但他仍义正词严地表示，“中国总是有其历史的。不讲历史，我想不通”。有价值的工作终会得到认可，最终，他的研究成果和所开创的研究方法使后辈学者受益无穷，也使他成为中国化学史研究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之一。
1957年，王琎被增选为特邀全国政协委员，此后连任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6年12月28日，他于家中被入室抢劫的暴徒所害。在遇害时，他尚在伏案撰写《中国化学工艺史》。
王琎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尚存者，亦有未了之责，岂可存失望之心。”如今，斯人早已逝去，他的“未了之责”自当由后来人继续完成。
会通中西，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文化，使科学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多艰辛的努力。在此过程中，王琎等老一辈科学家所创建的宏大科学史图景和会通中西的文化雄心，将一直激励我们前行。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中国科学报》 (2023-11-10 第4版 印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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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琎
王琎先生简介
王琎（1888年—1966年），字季梁，黄岩宁溪人，中国化学史与分析化学研究的开拓者。毕生致力研究中国化学史，擅长经典微量分析。用古钱分析研究中国古代冶金史，解决正确区分汉、三国、晋、隋五铢钱，中国用锌的起源与进化，镴的化学成分与铅、锡、锌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争议，是中国化学史与分析化学的开拓者之一。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浙江省政协第二、三届副主席，九三学社杭州分社副主任委员，中国化学学会理事、浙江分会理事长。主要著作有《五铢钱的化学成分》、《古代应用铅锌锡考》、《中国古代金属化学》、《丹金术》等。
人物生平
王琎（1888年～1966年），字季梁，浙江黄岩（今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出生于福建闽侯县。著名化学史家和分析化学家，是中国化学史研究和近代分析化学的开拓者之一。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入北京译学馆习英文。宣统元年（1909），参加清廷“赔款学生”①考试，600余考生按标准录取39人，留学美国柯兴学院、理海大学攻读化工，获化学工程学士学位。1914年与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秉志、相铨、竺可桢等成立中国科学社。民国4年（1915）毕业回国，先后任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数理化学部教授、化学系主任，中央大学教授、理学院院长，中国科学社论文讲演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社董事，《科学》杂志编辑部部长。20世纪20年代末，应蔡元培之邀，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1932年参加发起成立中国化学会，任上海分会理事长。1934年8月，再赴美留学，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任访问研究员，1936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后，任四川大学化学系教授。1937年起任浙江大学化学系系主任、师范学院院长、理学院代理院长等职。1952年院系调整后，先到浙江师范学院执教，后为杭州大学一级教授。
王琎致力研究中国化学史，擅长经典微量分析。用古钱分析研究中国古代冶金史，解决五铢钱和的化学成份、中国用锌的起源与进化，以及铅、锡和锌之间关系问题的争议，成为中国化学史和分析化学的开拓者之一。撰写与翻译大量中国化学史论文、国外科学史资料、分析化学教科书和科学家传记。从事化学科研和教育数十年，讲授分析化学、矿物学和化学史，培养大批化学科技人才。
王琎是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浙江省政协二、三届副主席，九三学社杭州分社副主任委员，中国化学会浙江分会理事长。1966年12月卒，终年79岁。主要著作有《五铢钱的化学成份》、《古代应用铅锌锡考》、《中国古代金属化学》、《丹金术》等。
①“赔款学生”，1906年，美国退还1900年“庚子赔款”（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攻陷北京，赔款辱国），以示“亲善”。并用赔款资送留美学生，以示“关心中国”，作为“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录取学生于1910年赴美就读。
人物事迹
科学救国
——两度出国求学
王琎的父亲王士骏，字吉人，经三考拔贡后委任福建闽侯、福清、松溪、仙游等地县令达30年之久。王琎幼受庭训，稍长后又在私塾接受经史教育，习作八股文并以童生名义参加过一次乡试，对中学经史诸科有一定基础，对日后写作颇有裨益。
闽侯县是清末政治家、曾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及翻译家林琴南的故乡，多少年来，林则徐抗英禁烟(鸦片)的英雄业绩家喻户晓，被后人传为佳话并引以自豪。鸦片战争失败，西方列强不断入侵，林则徐等一些先进的国人开始觉醒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与道路。林则徐放眼世界，提出向西方学习，陆续引进了一些西方的军火和民用工业设施。可是由于清廷继续奉行闭关锁国之策，收效甚微。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溃败，堂堂“天朝大国”竟被倭寇小国所打败，并割地赔款，全国震惊，人民愤怒，因此，反对守旧，要求改革的维新派迅速崛起。1895年康有为等在北京会同各省300名应试举人发起“公车上书”，要求变法强国，废除科举，认为洋务派改革不彻底，主张“西学体用”，开办新式学堂。在维新派推动下，全国各地新式学堂陆续涌现出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挽救民族危亡。虽然维新派受到顽固势力的镇压，然而坚冰终究打破，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关心国事的人日益增多，有些清廷官员的心灵也受到震撼并开始觉醒。王琎之父在闽侯任上，虽对西方传教士操纵的丧权辱国的“领土裁判权”深恶痛绝，但也逐渐领悟西方国家的强大自有其科技文化上的原因，同时，多少受到林则徐、林琴南等先进思潮的影响，深感朝廷的昏庸腐败，也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尽快改变“闭关锁国”政策，引进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培养合乎近代需要的有用人才。但很可惜直至晚年，王吉人仍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教育后辈上，仍强调攻读圣贤典籍，加强中学基础。
1905年，推行千余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废除，年轻的王琎面临人生的抉择。在维新思潮及林琴南的影响下，王吉人有所松动，王琎也有所触动。1907年的一天，有几位青年朋友登门家访，见王琎埋头伏案经书，就语带讥讽地说：“这堆废纸，读它何用？不如统统烧掉，免得害人！”听罢，王琎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于是他决心走“科学救国”之路，远离家乡，考进北京京师译学馆学习英语，其目的是为了娴习外语，以利沟通中西文化。在学习期间，王琎结识了几位主张改革和出洋留学的青年，其中有位同学之父在清廷做大官，但思想较开明。他常去请教，获益良多。1909年，适遇第一届庚子赔款留学美国考试，这几个同学约王琎应试。第一榜考中英文，他高居第二名；第二榜考数理化，他仅是副榜题名，两榜平均，他幸运地被录取了。是年，王琎新婚，家中经济状况欠佳，其父望他毕业后做个小官，以便撑起中落的一家之天。王琎正在犹豫之际，那位清廷大员力劝他与其子一同留洋。男儿志在四方，远洋学习科学与工程，将来为国效劳，必能顺应潮流。经过一番新旧思想的激烈冲撞，王琎毅然奋起，决心克服旧的传统和习惯，远涉重洋去吸一口异国的新鲜空气。他先到上海购制西服，剪去长辫，后回家乡向父母妻子告别，并与梅贻琦、胡刚复、秉志等一起登上海轮赴美，成了庚子赔款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创办前的早期留学学生。
王琎到美国后，由于他要学习化学工程，而数理化基础太差，未能直接上大学，他被分配在科兴学院补习高中课程，同时学些西洋礼仪，还要为同学做些服务工作，经受独立生活的全面锻炼。学习中，开始时对数理课程十分困难，但立志工程，数理必须学好。于是，在课余倍加用功，终于闯过难关。他中英文基础好，文史科目都能应对自如，逻辑与口才都好，多次演说比赛获得奖牌。他一直将一枚演说得来的金牌挂在表链上，直到抗战胜利后改用手表才取下珍藏箧中。
1911年，王琎考入美国里海大学攻读化学工程。他对美国大学重视实验和实习的基本训练、理论联系实际和师生务实的精神，十分赞赏。他在里海大学习期间，曾连续两个暑假到化工厂去，下车间劳动，向工人们学习实践经验，并体验他们的生活，从中获得不少实际知识。他推崇美国大中学校的体育运动，认为这是有关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大事，因而自己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特别苦练跑步与游泳，日后更鼓励下辈积极参加体育运动。
王琎学习刻苦，兼收并蓄，祛除偏见，择善而从。这是他在四面袭来的西方文化中能较快适应环境并吸收其精华的超越思想和学识基础。
20世纪初时，我国化学人才奇缺。为了早日把国家的化学事业发展起来，同时为了缓解家中经济上的困境，王琎放弃了进入研究院继续深造的机会，于1916年回国后，先后在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任教授兼化学系系主任。20世纪20年代末，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邀请王琎担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首任所长。他上任后，结合当时国家化学学科现状和科技发展规划，组建了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中药、纤维素、油脂、油漆涂料、陶瓷玻璃等小组进行工作，并结合中国化学资源开展化学研究，都取得较大成绩，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934年，王琎见留学人员多已回国效力，人才多了起来。他审时度势，乘机再出国门，进入美国明尼苏达研究院任研究员，师从著名物理化学家、分析化学家LW．Kolthoff继续深造。他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与研究机会，利用优良的实验条件，于1936年5月提出了《铂、金、银在不同电解质溶液中的电极电位》论文，首次解释了铂、金、银在不同的电解质溶液中不同抗腐蚀能力的原因。他的论文受评试委员们一致好评，授予科学硕士学位，圆满结束了异国学习与研究的生涯。在归国途中，他绕道欧洲到英、法、意、德诸国著名大学及研究院参观学习以提高自己的理论与管理水平。他当时对德国的纳粹思想与行动深感不安，预计世界必将大乱。
创科学社
——为国大兴科学
“中国科学社”这个名称，对年轻人来说是比较陌生了。但它却是中国近代科学史上最早和影响最大的科技社团，在我国科技发展史上有着光辉灿烂的一页。它从1915年10月25日美国伊萨卡城创社至1959年秋完成历史使命，首任社长是任鸿隽，《科学》杂志编辑是杨杏佛。中国科学社前身是1914年创办的《科学》杂志社。据《赵元任早年自传》：“1914年6月10日，我在日记上写道：晚间去任鸿隽(叔永)房间，热烈讨论组织科学出版月刊事……除出版月刊外，不久又组织了‘中国科学社’。”1915年1月，已在上海出版了《科学》第1期，内有赵元任的《和平进行曲》。因当时《科学》杂志多靠留学生的奖学金省出钱来支持，发行量少，竺可桢说：“我认为科学社不应只是留学生的组织，这个圈子太小。我们留学回国后也要发展下去。所以我建议把留美学生科学社，改为中国科学社，广泛吸引有志于科学救国的人士合作共事。”大家十分赞同竺可桢的建议，于是1915年金秋，在哈佛诞生了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有任鸿隽、杨杏佛、竺可桢、赵元任、胡明复、秉志、过探先和王琎等。王琎还是《科学》的热情发起人和积极撰稿者。中国科学社于1918年迁回国内，1928年定址上海。在全国设有分会或支会，社员多为科学界、教育界、工程界和医务界人士。除学术活动外，几经发展办有生物研究所、明复图书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科学》、《科学画报》、《科学季刊》等杂志及《论文专刊》、《科学丛书》、《科学译丛》、《科学史译丛》等。近半个世纪夹，中国科学社为传播现代科技知识、培育科技人才和推动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自中国科学社及其《科学》杂志迁回国内后，王琎为《科学》杂志撰写了不少论文及介绍国外最新科学成就与著名科学家的文章。由于他对科学社工作极为热心，因而被推选为中国科学社1921－－1923年度的董事和《科学》杂志的编辑部部长，1922年被推选为《科学》编辑部主任，直延任至1933年止。王琎是一位学识渊博、文思敏捷、富有哲理和严谨务实的科学家。1921年，他百忙中挤时间在《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7篇文章，这些文章涉及面很广，包括：国外科学家的传记(如《化学家任默塞传》)；讨论哲学与科学关系的《哲学与科学》；关于中国化学史的论著《中国制钱之定量分析》、《中国古代陶业之科学观》等。20世纪20年代后期，江苏金坛县一家杂货铺里的一个小青年给《科学》杂志编辑部寄来一篇稿件。编辑部主任王琎接到这位初中生关于初等数学难题解的稿件，不以作者学历职位之低微将稿件打入冷宫，或一退了之，而是以满腔热情和扶植后学的负责态度认真细读稿件后，郑重其事地将稿件转到清华大学著名数学家熊庆来教授手中。此后一二年内，这位小青年克服困难，以惊人的毅力连续写了几篇数学论文，也都被王琎一一转给熊教授，并将这位青年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处女作)等发表在《科学》杂志上。有幸千里遇上伯乐。熊教授慧眼识珠，发现这位青年卓越的数学才能，并加以培养，使之迅速成为中国著名数学家。这位小店员，便是后来中外闻名的数学大师华罗庚，一时被数学界传为美谈。但我们不能忘记首先发现这位“青年奇才”的是那位编辑部主任王琎。因此，有人却说，他是发现“数学千里马”的“第一伯乐”！
1931年，王琎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任所长时，曾亲自参加山东博山、江苏宜兴的陶业调查，并在宣兴陶土分析研究后，与柳大纲撰有《宜兴陶业之初步化学考察》一文，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集刊第二号发表。王琎为《科学》杂志编辑了《爱迪生专号》，以饱满的激情亲自写发刊词：“科学家和发明家，要使人钦仰，不但靠他科学上的贡献，也在乎人格的伟大。大科学家如法拉第(Faraday)，麦克斯韦(Maxwell)、巴斯德(Pastear)等俱富人类应有的美德，例如谦逊、直爽、简单、有目的的努力、诚实、富有同情心、高尚和对社会有责任心，这种优美品格在爱迪生身上都可寻到，贫穷和失学不能挫折他上进的毅力，妇孺皆知的名誉和著名大学最高的学位，不能引发他一毫的虚荣心，耄耋的年龄和巨万的资产，不能懈怠他要探讨新学说和做新实验的锐志。而他爱国的热肠尤其在欧战时期可以看出，他在祖国困难的时期，将他的学识精神和他设备完美的实验室，俱供献于政府，作国防研究之用。这种精神在我们中国正要极力提倡，所以我们要纪念爱迪生，把他来做我们的榜样。”王琎热情地赞美爱迪生等伟大科学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崇高的品格，正是他长期以来追求并躬身实践的精神与品格的写照，值得后学崇敬与弘扬！他又写道：“真正的学者，思想家，科学家，没有一个不希望中国急起直追，去利用文明新利器——科学，来解决她自身的困难的，不过直到现在，我们仍是落后，我们感到惭愧，所以我们要纪念爱迪生和发刊‘爱迪生专号’。”王跋为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而大声疾呼，希望大家以爱迪生为榜样，拿起科学的利器为祖国出力。
王琎为中国科学社费心操劳不遗余力，除了给《科学》杂志组稿、编稿外，还写了28篇文章。当科学社缺乏资金等时，他就设法向社会各界募捐资助。除了科学社工作外，他还热心于其他社团工作。1927年，他参加了中国化学工业会，同年8月4日该会在南京成立时，他被推选为临时主席，主持成立大会。中国化学会成立后，王琎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及首任会计，为学会办刊及审稿，付出了诸多心血。此后，还历任过中国化学工业会上海分会和浙江分会理事长等职，为中国化学工业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国科学社浙大分会于1944年10月25日上午在贵州湄潭文庙举行年会，社友会会长胡刚复主席主持会议并致词，李约瑟博士应邀与会致词，竺校长报告科学社历史及其社务，最后由钱宗琮作《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之特点》报告。有王琎、郑晓沧等共39人参加会议，大会交流论文多达30余篇。李约瑟博士一向仰慕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成就，来到浙大后，对王琎教授在中国古代化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十分赞赏。王琎的成果为后来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巨著起了重要作用。
喜育桃李
——弘扬求是精神
“求是”思想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精华之一。从1897年林启创办求是书院而兴“求是笃实”学风，到1938年竺可桢校长在浙江大学引“求是”为校训，“求是”在浙江大学可谓是一脉相承的。凡是有幸到浙大这个大熔炉里任教、服务和求学的人，都会受到“求是”阳光的恩惠，使自己大步走向丰硕的季节，终生难以忘怀。多少年来，王琎一直抱有“科学救国”的志向。来浙大前，在王琎看来，“求是”精神就是追求真理的开拓创新精神、革命精神、牺牲精神。他的开拓创新精神在科学研究上体现无遗，后面将要述说，这里对他的牺牲精神、革命精神略举一例。1931年，“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事起，王琎号召科学界捐献财物，支援抗日。他又和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同事，冒着生命危险在实验室秘密制造爆炸性很强的硝酸纤维炸药，并雇了一个船工由小船拖着炸药包去炸日舰。因船工过于紧张，过早引爆，虽未能危及日舰，但足见他舍命卫国的革命精神！1936年夏，王琎第二次留学回国，先接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之聘，任该校教授。1937年又受竺可桢校长之聘来浙大任教，历任理学院化学系主任、师范学院院长兼理化系系主任和理学院代院长等。王琎来浙大不久，即随校西迁。他以多年积蓄在南京和上海建筑的两处寓所，毁于兵燹，虽感痛惜，担忧晚年生活无着，但他对子女们说：“只要国家民族不沦亡，个人损失算不了什么；勤俭奋斗，就可重建家园。”这种“有国无家、先国后家”的思想境界该是多么值得学习与弘扬！王琎在浙大任教，为国忧，为校忧，不辞辛劳，孜孜不倦，成为竺校长的好助手之一。在西迁头尾10年办学中，他携师生与眷属，颠沛流离，历尽艰难，在川桂公路上一次遭翻车之祸险些丧命，不说家产荡然无存，更有丧偶之痛，经受人生最严酷的打击，令人崇敬与唏嘘不已！在压顶的灾难面前，他始终挺直腰杆，视校如家，钻研学问，教书育人。这是常人难以办到的事。有段时期，化学系主任周厚复离开浙大，竺校长请他暂代主任。他毫不犹豫地挑起了重担，一边正常教学，一边做好系务，忙得不亦乐乎。又有一个时期，化学系请不到物理化学老师，竺校长又请他代课。虽然他没有教过这门课，还是急教学所急，毫无二话地承接下来。于是不顾炎炎夏日，认真备课，自编教材，惟有一盏桕子油灯伴他至深夜天明，就这样确保高质量地完成教学任务，令人感动不已。抗战后期．通货恶性膨胀，不少人被迫抢购黄金、银元，或多存柴米、日常用品，借以保值，王琎不仅自己不做，也不许家人这样做，认为抢购会扰乱国家金融市场，不利抗日战争。凡此种种，王琎不顾自家为人家，为了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等等，不正是竺校长倡导的求是精神的具体内涵吗！1938年8月，浙大师范学院成立，王琎被学校聘为院长。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师院开办费甚微，教师紧缺，可他没有退却，而是发扬求是精神迎难而上，与文理学院合作，共渡难关。他在培养学生中，坚持高质量、严要求，学生要完成学业比其他学院难。如，第一届招生60人，毕业时不到 40人，第二届招46人，毕业生仅18人，第三届招82人，毕业生仅34人。师范学院需要实习学校，王琎设法在宜山蓝靛村办起实验小学，在湄潭办起浙大附中，既解决教职工子弟和周边民众子弟入学难问题，又解决实习场所，一举两得。同时还协助当地教育部门负起辅导黔桂两省中等教育教师之使命，开办教师进修班、暑期讲习班等。所有这些工作显示了王琎的组织才能，并倾注了大量血汗，受到多方好评。为了庆祝王琎执教30年，浙大理科师生曾自动为他举行一次“五世同堂”庆祝会。化学系教授们分别联络各自的专业，在场宣读论文，论述各自30年来的业绩，以示对王琎老师引进西方化学、辛勤培育的谢意。王琎教授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为国家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他一贯重视基础理论和实验课的教学。在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时，曾授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高等分析等课，对实验要求十分严格。经过6年努力，使实验研究工作初具雏形。在浙大西迁湄潭办学时，实验条件更差，他总是千方百计自己动手创造条件多开实验。在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任教期间，他开了多门课，每门课都认真备课，一丝不苟。他又急教学所急，开了多门新课，每门新课都自编讲义，讲义里有新材料、新观点，有世界学科前沿的新成就，具有鲜明的特色。他受教育部委托编了数十万字的高校教学用书《分析化学》(上、下册)；最早翻译了苏联学者阿列克塞耶夫主编的《定量分析》(上册)。王琎除担任分析化学课外，还开过物理化学、化学史、矿物学等课。他讲课语言生动、逻辑清晰，多有启发，循序渐进，把学生引进科学的殿堂。他还结合教学写了不少科普文章。文章通俗易懂、文笔流畅，对普及科学、启迪青年向科学家学习产生深远影响。王琎学风笃实，教学认真，爱生如子，深受学生的尊敬。他的学生很多，可谓桃李满天下。养儿育女，也为桃李苑平添一枝一花。王琎将严父与慈母、良师与益友萃于一身。子女们求学时，他要求严格，希望子女们认真读书。抗战爆发，妻子仙逝，他又以“慈母”之心关心子女的学业，无论是借读杭州高级中学、杭州女中流亡建德时，安排他们每日自学任务；在寄读上海时，他又努力把子女生活学习安排停当，还委托学友关心子女们的学习与生活，还常写信叮嘱子女要尊敬长辈，姐弟相互照顾，注意身体，劳逸结合。舐犊之情，倾注纸上。随校西迁途中，女儿负恙，王琎四处寻医问药，还像护理人员一样每晚施药照顾，直至女儿安然入梦。1938年，为了轻装西迁，王琎把子女送到上海租界读书。刚安顿好，儿子就染上癍疹伤寒，发烧昏迷两天，他日夜守在儿子身旁，慈母般的眼神时时注视着儿子，直至苏醒，病情稳定后才匆匆离去，踏上浙大西迁之路。
勇于开拓
——满苑科研硕果
自求学时期始，王琎就挤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几十年来未有间断，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强毅力在诸多学科领域有了新的开拓。
开拓一：中国化学史研究新方法的拓荒人
化学史是一门多科性的边缘学科。它涉及工、农、医、地质、物理、化学等诸多学科领域，还需要精通古文、历史、地理等知识，并运用现代化学分析实验等手段，才能顺利进行研究。因此，不少学者视化学史研究为畏途，少有涉足。王琎研读了有关中国科学史方面的一些记载，深感儒家之书，侈言政治及人伦道德，于天然现象漠不注意；道家研究天然现象虽比儒家为勤，也略有发明，但多以长生致富之说迷惑世人，缺少科学精神，未能以简易之语解释天然界之真理，好为隐约之语以耸人听闻。为了弥补儒家、道家的缺陷，王琎运用现代广博科学知识与方法，进行实验分析，测定大量数据，而后又与历史记载、文献考据结合起来比较研究，以得出准确可靠的结论。可见他是中国提倡并实行分析实验与历史考证相结合研究化学史的拓荒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王琎潜心化学史的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发表了不少化学史方面的研究论文，如《中国古代金属原质之化学》、《中国古代金属化合物之化学》、《中国古代酒精发酵业之一斑》、《中国古代陶业之科学观》等。特别是1923年发表的《五铢钱化学成分及古代应用铅、锡、锌、躐考》一文，通过对若干枚不同朝代五铢钱的分析化验，由分析结果得出判断五铢钱年代的科学依据。这在中国化学史研究中是属开创性研究，也为后人的研究开拓一条正确的途径。考古表明，中国的五铢钱，有汉五铢、魏晋(南北朝)五铢、隋五铢，时间跨度七八百年，如单凭古钱的重量、外形、篆法来考究五铢钱的年代，比较困难，王斑独辟蹊径，用化学分析方法，测定各朝代五铢钱合金中的化学成分，以此为依据，再结合外观、重量等直观因素分析，就能正确判断五铢钱生产使用的确切年代。通过一系列研究分析，王珊指出，中国古今铸钱法，大概分三个时期：最近者为明清时期，亦曰用锌时期，此时铅锡成分已低，因有锌以代之；较古者为唐宋时期，亦曰铅锡均分时期，此时铅成分与锡成分，大约相等，而总数约占30%，此法始于隋，唐则仿隋，而宋则仿唐开元也；更古者为汉时期，此时期铅与锡成分均低，甚至不含铅。此外，他通过分析研究，在中国用锌始于明代嘉靖年间，躐为铅锡之合金与锌无关，西洋用锌乃由中国经印度传人，中国白铜是因铜掺锡或含镍之故等都得到科学的结论。他对中国古代化学成就、中国铜合金冶炼技术，中国古代金属化合物、中国古代实用化学知识和技术，中国科学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都有独到的见解和成果。
开拓二：中国近代分析化学的开创者
王琎考入美国里海大学后不久，就与分析化学结缘。学成回国后，他讲授分析化学、有机化学、工业化学等课程，并用化学分析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成果。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以铜合金的系统精确分析为依据的中国古代化学史系列研究论文，既反映了他在化学史研究领域的新成就，也说明了他在化学分析领域的新开拓。 1923年，王琎在分析五铢钱的化学成分前，首先对分析所用方法的准确程度进行研究，这在中国化学界是前无古人的。王琎注重学以致用，用自己驾轻就熟的分析化学理论知识、化学分析方法为祖国建设服务。1925年，王琎对江苏凤凰山铁矿之化学成分进行了分析。详细分析了铁矿中不溶物Fe2o3、Sio2、Mno2和Al2o3、Cao、Mgo的含量，这对合理利用凤凰山铁矿资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27年，他用化学分析的方法，对南京水源进行了仔细考察、化验，通过对长江水、九眼井水、雨花台水、胭脂井水和塘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氨态氮、蛋白氮、亚硝态氮和硝态氮的分析，提出了南京饮用水安全性的研究报告。这是中国最早的有关水质分析的研究报告。《南京之饮水问题》一文所提供的数据，对长江水质变化的研究提供参比的数据。此后，他还结合医院实际，给浙江医院医务人员作过“极谱分析理论”讲座，结合浙江黄铁矿资料作过“关于浙江黄铁矿的主要成分及其含铁量以及黄铁矿系统分析方法”的研究和“均相沉淀”的研究，为浙江省黄铁矿的开采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王琎毕生从事分析化学的教学工作，分析化学课是他教学工作的重头戏，讲过高等分析10年，近代化学分析选论2年，定量分析(理论与实验)24年，微量分析5年，定性分析12年等，无论在培养人才上、理论上、分析方法上及实验研究上，都是中国分析化学方面一位先驱与开拓者。
由于他在化学史研究和分析化学教学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曾得到国内外许多科学家的尊重与好评。1944年10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到浙大湄潭参观，还特意拜访王琎，并请教中国古代炼丹家葛洪的情况。李约瑟在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中特别提到竺可桢、钱宝琮、王琎三位的名字。至40余年后的1992年8月，在杭州举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国际学术研究会，李约瑟博士派了剑桥大学研究所何丙郁教授作为代表宣读的致词中，还特别提到浙大三位已故教授竺可桢、钱宝琮和王琎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重大贡献。在这次会上，李博士不仅怀念三位已故教授，而且还查询三位教授的后人情况。可见李约瑟对王琎的尊崇与敬佩。
手不释卷
——勤读勤记勤文
王琎的一生是勤读古今中外名典的一生，是勤写读书笔记、日记的一生，也是勤作论著、诗文的一生。年少时，他读过《三字经》、《千字文》、《尚书》、《尔雅》等古书不说，留学以后，更是手不释卷，一有空就捧起大部头的英文或德文版原著。每当夜幕降临，更是挑灯夜读，直至深夜。王琎读书有粗读精读，每遇名著，还要设法购买，反复精读，并作好读书笔记。笔记多是黑面抄本，每本都有编号，便于查找。记的内容多是书著或论文之要点、出处和心得。除了读书笔记，也记日记，也一样将日记本编号，和读书笔记一起整齐地排列于专门书架上，占了大半个书架，只可惜早年的读书笔记、日记都和住房一起毁于日寇入侵的战火了。1946年复员回杭州，王琎又开始在书架上陈列那黑色的笔记本，直至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惨遭不幸止。那些编号列于大半个书架的黑本本，似乎对远离我们的主人深切地悼念和深深地怀恋！浙江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原主委王启东教授回忆说：“我在浙江大学工作时，假日晚间常去探望父亲，见他总在看书。父亲有时身体虚弱，身罹小病，他就躺在藤椅上看。他读的书范围是很广的。科学方面：除化学外，天文、地理、生物学、真菌学、矿物学等都很爱好。文学方面：中外历史，特别是明清史以及古今作家的笔记、传记和游记都是他涉猎的范围。读时辄撰心得体会……父亲是好读书而求其甚解者。常将作者所认识的事物、探求到的真理和作者的思想感情，融化成为自己的；同时经常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将问题引向深入。”据王琎的学生反映，王老师尤爱读明清史，对《红楼梦》也有研究，曾用外语对一位拉脱维亚籍的德文课女教授讲解过《红楼梦》小说，深受那位女教授的赞佩。
王琎也是一位诗人。抗日战争时，浙大西迁遵义湄潭办学，他和钱宝琮、苏步青、江问渔等7人创办湄江吟社，经常与教授诗友聚在一起喝茶赋诗。特引录王琎于1943年5月20日作并刊于《湄江吟社诗存第一辑》之诗《试新茶》：
送茶刘郎①河洛豪爽人，买山种茶湄水滨；才高更复嗜文艺，欲为诗社款诗神。许分清品胜龙井，一盏定教四壁春；钱公②喜极急折柬，净扫小阁无纤尘。大铛小碗尽罗列，呼童汲水燃炉薪。
饮茶寒泉才沸泻碧玉，一瓯泛绿流芳茵；浮杯已觉风生肘，引盏更若云随身。岂必武夷坐九曲，且效北苑来三巡；饮罢文思得神助，群公诗意生蓁蓁。
笔者于1998年前往湄潭茶叶实验场采风品茶，虽然诗人们品茶的小亭荡然无存，但诗人们品茶的情景似在眼前。解放后，王琎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满腔热情地写信给在美国的儿子王启东，女儿王宝琳，女婿林秉南，希望他们为新中国效力。1951年起，他们先后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林秉南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他两位成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重大贡献。此后王琎继续作诗填词，引录1961年写的《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两首)：
其一，客观真理本分明，详辩深思理更清；自我批评提武器，当仁不让立标兵。和风细雨花争放，百炼千锤铁始成；马列方针牢握住，何妨万籁一齐鸣。
其二，桃花灼灼柳依依，满院春光各献奇；见得同时仍见异，既知是处又知非。百川归海方能大，歧路亡羊免自悲；矛盾纷纭看统一，全凭辩证不怀疑。
而今，祖国面貌日新月异，正处在“桃花灼灼柳依依，满院春光各献奇”的时代，我们深信明天更美好。倘若王老有知，也会含笑九泉！
王琎
王琎（1888年—1966年），字季梁，黄岩宁溪人，中国化学史与分析化学研究的开拓者。毕生致力研究中国化学史，擅长经典微量分析。用古钱分析研究中国古代冶金史，解决正确区分汉、三国、晋、隋五铢钱，中国用锌的起源与进化，镴的化学成分与铅、锡、锌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争议，是中国化学史与分析化学的开拓者之一。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浙江省政协第二、三届副主席，九三学社杭州分社副主任委员，中国化学学会理事、浙江分会理事长。主要著作有《五铢钱的化学成分》、《古代应用铅锌锡考》、《中国古代金属化学》、《丹金术》等。
人物生平
王琎（1888年～1966年），字季梁，浙江黄岩（今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出生于福建闽侯县。著名化学史家和分析化学家，是中国化学史研究和近代分析化学的开拓者之一。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入北京译学馆习英文。宣统元年（1909），参加清廷“赔款学生”①考试，600余考生按标准录取39人，留学美国柯兴学院、理海大学攻读化工，获化学工程学士学位。1914年与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秉志、相铨、竺可桢等成立中国科学社。民国4年（1915）毕业回国，先后任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数理化学部教授、化学系主任，中央大学教授、理学院院长，中国科学社论文讲演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社董事，《科学》杂志编辑部部长。20世纪20年代末，应蔡元培之邀，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1932年参加发起成立中国化学会，任上海分会理事长。1934年8月，再赴美留学，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任访问研究员，1936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后，任四川大学化学系教授。1937年起任浙江大学化学系系主任、师范学院院长、理学院代理院长等职。1952年院系调整后，先到浙江师范学院执教，后为杭州大学一级教授。
王琎致力研究中国化学史，擅长经典微量分析。用古钱分析研究中国古代冶金史，解决五铢钱和的化学成份、中国用锌的起源与进化，以及铅、锡和锌之间关系问题的争议，成为中国化学史和分析化学的开拓者之一。撰写与翻译大量中国化学史论文、国外科学史资料、分析化学教科书和科学家传记。从事化学科研和教育数十年，讲授分析化学、矿物学和化学史，培养大批化学科技人才。
王琎是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浙江省政协二、三届副主席，九三学社杭州分社副主任委员，中国化学会浙江分会理事长。1966年12月卒，终年79岁。主要著作有《五铢钱的化学成份》、《古代应用铅锌锡考》、《中国古代金属化学》、《丹金术》等。
①“赔款学生”，1906年，美国退还1900年“庚子赔款”（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攻陷北京，赔款辱国），以示“亲善”。并用赔款资送留美学生，以示“关心中国”，作为“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录取学生于1910年赴美就读。
人物事迹
科学救国
——两度出国求学
王琎的父亲王士骏，字吉人，经三考拔贡后委任福建闽侯、福清、松溪、仙游等地县令达30年之久。王琎幼受庭训，稍长后又在私塾接受经史教育，习作八股文并以童生名义参加过一次乡试，对中学经史诸科有一定基础，对日后写作颇有裨益。
闽侯县是清末政治家、曾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及翻译家林琴南的故乡，多少年来，林则徐抗英禁烟(鸦片)的英雄业绩家喻户晓，被后人传为佳话并引以自豪。鸦片战争失败，西方列强不断入侵，林则徐等一些先进的国人开始觉醒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与道路。林则徐放眼世界，提出向西方学习，陆续引进了一些西方的军火和民用工业设施。可是由于清廷继续奉行闭关锁国之策，收效甚微。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溃败，堂堂“天朝大国”竟被倭寇小国所打败，并割地赔款，全国震惊，人民愤怒，因此，反对守旧，要求改革的维新派迅速崛起。1895年康有为等在北京会同各省300名应试举人发起“公车上书”，要求变法强国，废除科举，认为洋务派改革不彻底，主张“西学体用”，开办新式学堂。在维新派推动下，全国各地新式学堂陆续涌现出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挽救民族危亡。虽然维新派受到顽固势力的镇压，然而坚冰终究打破，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关心国事的人日益增多，有些清廷官员的心灵也受到震撼并开始觉醒。王琎之父在闽侯任上，虽对西方传教士操纵的丧权辱国的“领土裁判权”深恶痛绝，但也逐渐领悟西方国家的强大自有其科技文化上的原因，同时，多少受到林则徐、林琴南等先进思潮的影响，深感朝廷的昏庸腐败，也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尽快改变“闭关锁国”政策，引进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培养合乎近代需要的有用人才。但很可惜直至晚年，王吉人仍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教育后辈上，仍强调攻读圣贤典籍，加强中学基础。
1905年，推行千余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废除，年轻的王琎面临人生的抉择。在维新思潮及林琴南的影响下，王吉人有所松动，王琎也有所触动。1907年的一天，有几位青年朋友登门家访，见王琎埋头伏案经书，就语带讥讽地说：“这堆废纸，读它何用？不如统统烧掉，免得害人！”听罢，王琎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于是他决心走“科学救国”之路，远离家乡，考进北京京师译学馆学习英语，其目的是为了娴习外语，以利沟通中西文化。在学习期间，王琎结识了几位主张改革和出洋留学的青年，其中有位同学之父在清廷做大官，但思想较开明。他常去请教，获益良多。1909年，适遇第一届庚子赔款留学美国考试，这几个同学约王琎应试。第一榜考中英文，他高居第二名；第二榜考数理化，他仅是副榜题名，两榜平均，他幸运地被录取了。是年，王琎新婚，家中经济状况欠佳，其父望他毕业后做个小官，以便撑起中落的一家之天。王琎正在犹豫之际，那位清廷大员力劝他与其子一同留洋。男儿志在四方，远洋学习科学与工程，将来为国效劳，必能顺应潮流。经过一番新旧思想的激烈冲撞，王琎毅然奋起，决心克服旧的传统和习惯，远涉重洋去吸一口异国的新鲜空气。他先到上海购制西服，剪去长辫，后回家乡向父母妻子告别，并与梅贻琦、胡刚复、秉志等一起登上海轮赴美，成了庚子赔款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创办前的早期留学学生。
王琎到美国后，由于他要学习化学工程，而数理化基础太差，未能直接上大学，他被分配在科兴学院补习高中课程，同时学些西洋礼仪，还要为同学做些服务工作，经受独立生活的全面锻炼。学习中，开始时对数理课程十分困难，但立志工程，数理必须学好。于是，在课余倍加用功，终于闯过难关。他中英文基础好，文史科目都能应对自如，逻辑与口才都好，多次演说比赛获得奖牌。他一直将一枚演说得来的金牌挂在表链上，直到抗战胜利后改用手表才取下珍藏箧中。
1911年，王琎考入美国里海大学攻读化学工程。他对美国大学重视实验和实习的基本训练、理论联系实际和师生务实的精神，十分赞赏。他在里海大学习期间，曾连续两个暑假到化工厂去，下车间劳动，向工人们学习实践经验，并体验他们的生活，从中获得不少实际知识。他推崇美国大中学校的体育运动，认为这是有关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大事，因而自己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特别苦练跑步与游泳，日后更鼓励下辈积极参加体育运动。
王琎学习刻苦，兼收并蓄，祛除偏见，择善而从。这是他在四面袭来的西方文化中能较快适应环境并吸收其精华的超越思想和学识基础。
20世纪初时，我国化学人才奇缺。为了早日把国家的化学事业发展起来，同时为了缓解家中经济上的困境，王琎放弃了进入研究院继续深造的机会，于1916年回国后，先后在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任教授兼化学系系主任。20世纪20年代末，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邀请王琎担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首任所长。他上任后，结合当时国家化学学科现状和科技发展规划，组建了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中药、纤维素、油脂、油漆涂料、陶瓷玻璃等小组进行工作，并结合中国化学资源开展化学研究，都取得较大成绩，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934年，王琎见留学人员多已回国效力，人才多了起来。他审时度势，乘机再出国门，进入美国明尼苏达研究院任研究员，师从著名物理化学家、分析化学家LW．Kolthoff继续深造。他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与研究机会，利用优良的实验条件，于1936年5月提出了《铂、金、银在不同电解质溶液中的电极电位》论文，首次解释了铂、金、银在不同的电解质溶液中不同抗腐蚀能力的原因。他的论文受评试委员们一致好评，授予科学硕士学位，圆满结束了异国学习与研究的生涯。在归国途中，他绕道欧洲到英、法、意、德诸国著名大学及研究院参观学习以提高自己的理论与管理水平。他当时对德国的纳粹思想与行动深感不安，预计世界必将大乱。
创科学社
——为国大兴科学
“中国科学社”这个名称，对年轻人来说是比较陌生了。但它却是中国近代科学史上最早和影响最大的科技社团，在我国科技发展史上有着光辉灿烂的一页。它从1915年10月25日美国伊萨卡城创社至1959年秋完成历史使命，首任社长是任鸿隽，《科学》杂志编辑是杨杏佛。中国科学社前身是1914年创办的《科学》杂志社。据《赵元任早年自传》：“1914年6月10日，我在日记上写道：晚间去任鸿隽(叔永)房间，热烈讨论组织科学出版月刊事……除出版月刊外，不久又组织了‘中国科学社’。”1915年1月，已在上海出版了《科学》第1期，内有赵元任的《和平进行曲》。因当时《科学》杂志多靠留学生的奖学金省出钱来支持，发行量少，竺可桢说：“我认为科学社不应只是留学生的组织，这个圈子太小。我们留学回国后也要发展下去。所以我建议把留美学生科学社，改为中国科学社，广泛吸引有志于科学救国的人士合作共事。”大家十分赞同竺可桢的建议，于是1915年金秋，在哈佛诞生了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有任鸿隽、杨杏佛、竺可桢、赵元任、胡明复、秉志、过探先和王琎等。王琎还是《科学》的热情发起人和积极撰稿者。中国科学社于1918年迁回国内，1928年定址上海。在全国设有分会或支会，社员多为科学界、教育界、工程界和医务界人士。除学术活动外，几经发展办有生物研究所、明复图书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科学》、《科学画报》、《科学季刊》等杂志及《论文专刊》、《科学丛书》、《科学译丛》、《科学史译丛》等。近半个世纪夹，中国科学社为传播现代科技知识、培育科技人才和推动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自中国科学社及其《科学》杂志迁回国内后，王琎为《科学》杂志撰写了不少论文及介绍国外最新科学成就与著名科学家的文章。由于他对科学社工作极为热心，因而被推选为中国科学社1921－－1923年度的董事和《科学》杂志的编辑部部长，1922年被推选为《科学》编辑部主任，直延任至1933年止。王琎是一位学识渊博、文思敏捷、富有哲理和严谨务实的科学家。1921年，他百忙中挤时间在《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7篇文章，这些文章涉及面很广，包括：国外科学家的传记(如《化学家任默塞传》)；讨论哲学与科学关系的《哲学与科学》；关于中国化学史的论著《中国制钱之定量分析》、《中国古代陶业之科学观》等。20世纪20年代后期，江苏金坛县一家杂货铺里的一个小青年给《科学》杂志编辑部寄来一篇稿件。编辑部主任王琎接到这位初中生关于初等数学难题解的稿件，不以作者学历职位之低微将稿件打入冷宫，或一退了之，而是以满腔热情和扶植后学的负责态度认真细读稿件后，郑重其事地将稿件转到清华大学著名数学家熊庆来教授手中。此后一二年内，这位小青年克服困难，以惊人的毅力连续写了几篇数学论文，也都被王琎一一转给熊教授，并将这位青年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处女作)等发表在《科学》杂志上。有幸千里遇上伯乐。熊教授慧眼识珠，发现这位青年卓越的数学才能，并加以培养，使之迅速成为中国著名数学家。这位小店员，便是后来中外闻名的数学大师华罗庚，一时被数学界传为美谈。但我们不能忘记首先发现这位“青年奇才”的是那位编辑部主任王琎。因此，有人却说，他是发现“数学千里马”的“第一伯乐”！
1931年，王琎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任所长时，曾亲自参加山东博山、江苏宜兴的陶业调查，并在宣兴陶土分析研究后，与柳大纲撰有《宜兴陶业之初步化学考察》一文，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集刊第二号发表。王琎为《科学》杂志编辑了《爱迪生专号》，以饱满的激情亲自写发刊词：“科学家和发明家，要使人钦仰，不但靠他科学上的贡献，也在乎人格的伟大。大科学家如法拉第(Faraday)，麦克斯韦(Maxwell)、巴斯德(Pastear)等俱富人类应有的美德，例如谦逊、直爽、简单、有目的的努力、诚实、富有同情心、高尚和对社会有责任心，这种优美品格在爱迪生身上都可寻到，贫穷和失学不能挫折他上进的毅力，妇孺皆知的名誉和著名大学最高的学位，不能引发他一毫的虚荣心，耄耋的年龄和巨万的资产，不能懈怠他要探讨新学说和做新实验的锐志。而他爱国的热肠尤其在欧战时期可以看出，他在祖国困难的时期，将他的学识精神和他设备完美的实验室，俱供献于政府，作国防研究之用。这种精神在我们中国正要极力提倡，所以我们要纪念爱迪生，把他来做我们的榜样。”王琎热情地赞美爱迪生等伟大科学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崇高的品格，正是他长期以来追求并躬身实践的精神与品格的写照，值得后学崇敬与弘扬！他又写道：“真正的学者，思想家，科学家，没有一个不希望中国急起直追，去利用文明新利器——科学，来解决她自身的困难的，不过直到现在，我们仍是落后，我们感到惭愧，所以我们要纪念爱迪生和发刊‘爱迪生专号’。”王跋为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而大声疾呼，希望大家以爱迪生为榜样，拿起科学的利器为祖国出力。
王琎为中国科学社费心操劳不遗余力，除了给《科学》杂志组稿、编稿外，还写了28篇文章。当科学社缺乏资金等时，他就设法向社会各界募捐资助。除了科学社工作外，他还热心于其他社团工作。1927年，他参加了中国化学工业会，同年8月4日该会在南京成立时，他被推选为临时主席，主持成立大会。中国化学会成立后，王琎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及首任会计，为学会办刊及审稿，付出了诸多心血。此后，还历任过中国化学工业会上海分会和浙江分会理事长等职，为中国化学工业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国科学社浙大分会于1944年10月25日上午在贵州湄潭文庙举行年会，社友会会长胡刚复主席主持会议并致词，李约瑟博士应邀与会致词，竺校长报告科学社历史及其社务，最后由钱宗琮作《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之特点》报告。有王琎、郑晓沧等共39人参加会议，大会交流论文多达30余篇。李约瑟博士一向仰慕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成就，来到浙大后，对王琎教授在中国古代化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十分赞赏。王琎的成果为后来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巨著起了重要作用。
喜育桃李
——弘扬求是精神
“求是”思想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精华之一。从1897年林启创办求是书院而兴“求是笃实”学风，到1938年竺可桢校长在浙江大学引“求是”为校训，“求是”在浙江大学可谓是一脉相承的。凡是有幸到浙大这个大熔炉里任教、服务和求学的人，都会受到“求是”阳光的恩惠，使自己大步走向丰硕的季节，终生难以忘怀。多少年来，王琎一直抱有“科学救国”的志向。来浙大前，在王琎看来，“求是”精神就是追求真理的开拓创新精神、革命精神、牺牲精神。他的开拓创新精神在科学研究上体现无遗，后面将要述说，这里对他的牺牲精神、革命精神略举一例。1931年，“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事起，王琎号召科学界捐献财物，支援抗日。他又和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同事，冒着生命危险在实验室秘密制造爆炸性很强的硝酸纤维炸药，并雇了一个船工由小船拖着炸药包去炸日舰。因船工过于紧张，过早引爆，虽未能危及日舰，但足见他舍命卫国的革命精神！1936年夏，王琎第二次留学回国，先接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之聘，任该校教授。1937年又受竺可桢校长之聘来浙大任教，历任理学院化学系主任、师范学院院长兼理化系系主任和理学院代院长等。王琎来浙大不久，即随校西迁。他以多年积蓄在南京和上海建筑的两处寓所，毁于兵燹，虽感痛惜，担忧晚年生活无着，但他对子女们说：“只要国家民族不沦亡，个人损失算不了什么；勤俭奋斗，就可重建家园。”这种“有国无家、先国后家”的思想境界该是多么值得学习与弘扬！王琎在浙大任教，为国忧，为校忧，不辞辛劳，孜孜不倦，成为竺校长的好助手之一。在西迁头尾10年办学中，他携师生与眷属，颠沛流离，历尽艰难，在川桂公路上一次遭翻车之祸险些丧命，不说家产荡然无存，更有丧偶之痛，经受人生最严酷的打击，令人崇敬与唏嘘不已！在压顶的灾难面前，他始终挺直腰杆，视校如家，钻研学问，教书育人。这是常人难以办到的事。有段时期，化学系主任周厚复离开浙大，竺校长请他暂代主任。他毫不犹豫地挑起了重担，一边正常教学，一边做好系务，忙得不亦乐乎。又有一个时期，化学系请不到物理化学老师，竺校长又请他代课。虽然他没有教过这门课，还是急教学所急，毫无二话地承接下来。于是不顾炎炎夏日，认真备课，自编教材，惟有一盏桕子油灯伴他至深夜天明，就这样确保高质量地完成教学任务，令人感动不已。抗战后期．通货恶性膨胀，不少人被迫抢购黄金、银元，或多存柴米、日常用品，借以保值，王琎不仅自己不做，也不许家人这样做，认为抢购会扰乱国家金融市场，不利抗日战争。凡此种种，王琎不顾自家为人家，为了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等等，不正是竺校长倡导的求是精神的具体内涵吗！1938年8月，浙大师范学院成立，王琎被学校聘为院长。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师院开办费甚微，教师紧缺，可他没有退却，而是发扬求是精神迎难而上，与文理学院合作，共渡难关。他在培养学生中，坚持高质量、严要求，学生要完成学业比其他学院难。如，第一届招生60人，毕业时不到 40人，第二届招46人，毕业生仅18人，第三届招82人，毕业生仅34人。师范学院需要实习学校，王琎设法在宜山蓝靛村办起实验小学，在湄潭办起浙大附中，既解决教职工子弟和周边民众子弟入学难问题，又解决实习场所，一举两得。同时还协助当地教育部门负起辅导黔桂两省中等教育教师之使命，开办教师进修班、暑期讲习班等。所有这些工作显示了王琎的组织才能，并倾注了大量血汗，受到多方好评。为了庆祝王琎执教30年，浙大理科师生曾自动为他举行一次“五世同堂”庆祝会。化学系教授们分别联络各自的专业，在场宣读论文，论述各自30年来的业绩，以示对王琎老师引进西方化学、辛勤培育的谢意。王琎教授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为国家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他一贯重视基础理论和实验课的教学。在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时，曾授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高等分析等课，对实验要求十分严格。经过6年努力，使实验研究工作初具雏形。在浙大西迁湄潭办学时，实验条件更差，他总是千方百计自己动手创造条件多开实验。在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任教期间，他开了多门课，每门课都认真备课，一丝不苟。他又急教学所急，开了多门新课，每门新课都自编讲义，讲义里有新材料、新观点，有世界学科前沿的新成就，具有鲜明的特色。他受教育部委托编了数十万字的高校教学用书《分析化学》(上、下册)；最早翻译了苏联学者阿列克塞耶夫主编的《定量分析》(上册)。王琎除担任分析化学课外，还开过物理化学、化学史、矿物学等课。他讲课语言生动、逻辑清晰，多有启发，循序渐进，把学生引进科学的殿堂。他还结合教学写了不少科普文章。文章通俗易懂、文笔流畅，对普及科学、启迪青年向科学家学习产生深远影响。王琎学风笃实，教学认真，爱生如子，深受学生的尊敬。他的学生很多，可谓桃李满天下。养儿育女，也为桃李苑平添一枝一花。王琎将严父与慈母、良师与益友萃于一身。子女们求学时，他要求严格，希望子女们认真读书。抗战爆发，妻子仙逝，他又以“慈母”之心关心子女的学业，无论是借读杭州高级中学、杭州女中流亡建德时，安排他们每日自学任务；在寄读上海时，他又努力把子女生活学习安排停当，还委托学友关心子女们的学习与生活，还常写信叮嘱子女要尊敬长辈，姐弟相互照顾，注意身体，劳逸结合。舐犊之情，倾注纸上。随校西迁途中，女儿负恙，王琎四处寻医问药，还像护理人员一样每晚施药照顾，直至女儿安然入梦。1938年，为了轻装西迁，王琎把子女送到上海租界读书。刚安顿好，儿子就染上癍疹伤寒，发烧昏迷两天，他日夜守在儿子身旁，慈母般的眼神时时注视着儿子，直至苏醒，病情稳定后才匆匆离去，踏上浙大西迁之路。
勇于开拓
——满苑科研硕果
自求学时期始，王琎就挤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几十年来未有间断，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强毅力在诸多学科领域有了新的开拓。
开拓一：中国化学史研究新方法的拓荒人
化学史是一门多科性的边缘学科。它涉及工、农、医、地质、物理、化学等诸多学科领域，还需要精通古文、历史、地理等知识，并运用现代化学分析实验等手段，才能顺利进行研究。因此，不少学者视化学史研究为畏途，少有涉足。王琎研读了有关中国科学史方面的一些记载，深感儒家之书，侈言政治及人伦道德，于天然现象漠不注意；道家研究天然现象虽比儒家为勤，也略有发明，但多以长生致富之说迷惑世人，缺少科学精神，未能以简易之语解释天然界之真理，好为隐约之语以耸人听闻。为了弥补儒家、道家的缺陷，王琎运用现代广博科学知识与方法，进行实验分析，测定大量数据，而后又与历史记载、文献考据结合起来比较研究，以得出准确可靠的结论。可见他是中国提倡并实行分析实验与历史考证相结合研究化学史的拓荒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王琎潜心化学史的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发表了不少化学史方面的研究论文，如《中国古代金属原质之化学》、《中国古代金属化合物之化学》、《中国古代酒精发酵业之一斑》、《中国古代陶业之科学观》等。特别是1923年发表的《五铢钱化学成分及古代应用铅、锡、锌、躐考》一文，通过对若干枚不同朝代五铢钱的分析化验，由分析结果得出判断五铢钱年代的科学依据。这在中国化学史研究中是属开创性研究，也为后人的研究开拓一条正确的途径。考古表明，中国的五铢钱，有汉五铢、魏晋(南北朝)五铢、隋五铢，时间跨度七八百年，如单凭古钱的重量、外形、篆法来考究五铢钱的年代，比较困难，王斑独辟蹊径，用化学分析方法，测定各朝代五铢钱合金中的化学成分，以此为依据，再结合外观、重量等直观因素分析，就能正确判断五铢钱生产使用的确切年代。通过一系列研究分析，王珊指出，中国古今铸钱法，大概分三个时期：最近者为明清时期，亦曰用锌时期，此时铅锡成分已低，因有锌以代之；较古者为唐宋时期，亦曰铅锡均分时期，此时铅成分与锡成分，大约相等，而总数约占30%，此法始于隋，唐则仿隋，而宋则仿唐开元也；更古者为汉时期，此时期铅与锡成分均低，甚至不含铅。此外，他通过分析研究，在中国用锌始于明代嘉靖年间，躐为铅锡之合金与锌无关，西洋用锌乃由中国经印度传人，中国白铜是因铜掺锡或含镍之故等都得到科学的结论。他对中国古代化学成就、中国铜合金冶炼技术，中国古代金属化合物、中国古代实用化学知识和技术，中国科学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都有独到的见解和成果。
开拓二：中国近代分析化学的开创者
王琎考入美国里海大学后不久，就与分析化学结缘。学成回国后，他讲授分析化学、有机化学、工业化学等课程，并用化学分析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成果。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以铜合金的系统精确分析为依据的中国古代化学史系列研究论文，既反映了他在化学史研究领域的新成就，也说明了他在化学分析领域的新开拓。 1923年，王琎在分析五铢钱的化学成分前，首先对分析所用方法的准确程度进行研究，这在中国化学界是前无古人的。王琎注重学以致用，用自己驾轻就熟的分析化学理论知识、化学分析方法为祖国建设服务。1925年，王琎对江苏凤凰山铁矿之化学成分进行了分析。详细分析了铁矿中不溶物Fe2o3、Sio2、Mno2和Al2o3、Cao、Mgo的含量，这对合理利用凤凰山铁矿资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27年，他用化学分析的方法，对南京水源进行了仔细考察、化验，通过对长江水、九眼井水、雨花台水、胭脂井水和塘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氨态氮、蛋白氮、亚硝态氮和硝态氮的分析，提出了南京饮用水安全性的研究报告。这是中国最早的有关水质分析的研究报告。《南京之饮水问题》一文所提供的数据，对长江水质变化的研究提供参比的数据。此后，他还结合医院实际，给浙江医院医务人员作过“极谱分析理论”讲座，结合浙江黄铁矿资料作过“关于浙江黄铁矿的主要成分及其含铁量以及黄铁矿系统分析方法”的研究和“均相沉淀”的研究，为浙江省黄铁矿的开采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王琎毕生从事分析化学的教学工作，分析化学课是他教学工作的重头戏，讲过高等分析10年，近代化学分析选论2年，定量分析(理论与实验)24年，微量分析5年，定性分析12年等，无论在培养人才上、理论上、分析方法上及实验研究上，都是中国分析化学方面一位先驱与开拓者。
由于他在化学史研究和分析化学教学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曾得到国内外许多科学家的尊重与好评。1944年10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到浙大湄潭参观，还特意拜访王琎，并请教中国古代炼丹家葛洪的情况。李约瑟在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中特别提到竺可桢、钱宝琮、王琎三位的名字。至40余年后的1992年8月，在杭州举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国际学术研究会，李约瑟博士派了剑桥大学研究所何丙郁教授作为代表宣读的致词中，还特别提到浙大三位已故教授竺可桢、钱宝琮和王琎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重大贡献。在这次会上，李博士不仅怀念三位已故教授，而且还查询三位教授的后人情况。可见李约瑟对王琎的尊崇与敬佩。
手不释卷
——勤读勤记勤文
王琎的一生是勤读古今中外名典的一生，是勤写读书笔记、日记的一生，也是勤作论著、诗文的一生。年少时，他读过《三字经》、《千字文》、《尚书》、《尔雅》等古书不说，留学以后，更是手不释卷，一有空就捧起大部头的英文或德文版原著。每当夜幕降临，更是挑灯夜读，直至深夜。王琎读书有粗读精读，每遇名著，还要设法购买，反复精读，并作好读书笔记。笔记多是黑面抄本，每本都有编号，便于查找。记的内容多是书著或论文之要点、出处和心得。除了读书笔记，也记日记，也一样将日记本编号，和读书笔记一起整齐地排列于专门书架上，占了大半个书架，只可惜早年的读书笔记、日记都和住房一起毁于日寇入侵的战火了。1946年复员回杭州，王琎又开始在书架上陈列那黑色的笔记本，直至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惨遭不幸止。那些编号列于大半个书架的黑本本，似乎对远离我们的主人深切地悼念和深深地怀恋！浙江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原主委王启东教授回忆说：“我在浙江大学工作时，假日晚间常去探望父亲，见他总在看书。父亲有时身体虚弱，身罹小病，他就躺在藤椅上看。他读的书范围是很广的。科学方面：除化学外，天文、地理、生物学、真菌学、矿物学等都很爱好。文学方面：中外历史，特别是明清史以及古今作家的笔记、传记和游记都是他涉猎的范围。读时辄撰心得体会……父亲是好读书而求其甚解者。常将作者所认识的事物、探求到的真理和作者的思想感情，融化成为自己的；同时经常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将问题引向深入。”据王琎的学生反映，王老师尤爱读明清史，对《红楼梦》也有研究，曾用外语对一位拉脱维亚籍的德文课女教授讲解过《红楼梦》小说，深受那位女教授的赞佩。
王琎也是一位诗人。抗日战争时，浙大西迁遵义湄潭办学，他和钱宝琮、苏步青、江问渔等7人创办湄江吟社，经常与教授诗友聚在一起喝茶赋诗。特引录王琎于1943年5月20日作并刊于《湄江吟社诗存第一辑》之诗《试新茶》：
送茶刘郎①河洛豪爽人，买山种茶湄水滨；才高更复嗜文艺，欲为诗社款诗神。许分清品胜龙井，一盏定教四壁春；钱公②喜极急折柬，净扫小阁无纤尘。大铛小碗尽罗列，呼童汲水燃炉薪。
饮茶寒泉才沸泻碧玉，一瓯泛绿流芳茵；浮杯已觉风生肘，引盏更若云随身。岂必武夷坐九曲，且效北苑来三巡；饮罢文思得神助，群公诗意生蓁蓁。
笔者于1998年前往湄潭茶叶实验场采风品茶，虽然诗人们品茶的小亭荡然无存，但诗人们品茶的情景似在眼前。解放后，王琎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满腔热情地写信给在美国的儿子王启东，女儿王宝琳，女婿林秉南，希望他们为新中国效力。1951年起，他们先后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林秉南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他两位成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重大贡献。此后王琎继续作诗填词，引录1961年写的《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两首)：
其一，客观真理本分明，详辩深思理更清；自我批评提武器，当仁不让立标兵。和风细雨花争放，百炼千锤铁始成；马列方针牢握住，何妨万籁一齐鸣。
其二，桃花灼灼柳依依，满院春光各献奇；见得同时仍见异，既知是处又知非。百川归海方能大，歧路亡羊免自悲；矛盾纷纭看统一，全凭辩证不怀疑。
而今，祖国面貌日新月异，正处在“桃花灼灼柳依依，满院春光各献奇”的时代，我们深信明天更美好。倘若王老有知，也会含笑九泉！
看爸爸
11/29/2023
王宪聆著于2023年10月18日
今天，在爸爸的弟子高明霞教授的陪同下去浙大紫金港校区参观浙大材料学院爸爸的塑像和实验室。
浙江大学材料学院
材料学院的大厅就是院史展览馆
爸爸的塑像
学院的王书记，高明霞教授和我们在爸爸的塑像前留影
和爸爸一起留个影
学院的展览大厅
院史介绍1
院史介绍2
学院正在举办的教职工书画展
参观金属材料实验室
现在的实验室干净，明亮。工作环境比当年爸爸工作的实验室要进步许多，许多。
与高小妹在实验室里留个影
参观实验室
在高教授的办公室里小息和畅聊
在学院门口留个影
爸爸的弟子就像家人一样
在材料学院大楼前留个影
参观学校机械学院院史馆
爸爸毕业於浙江大学机械系，留学回国后从51年～77年都在浙大机械系任教
在爸爸的图像前留个影
看！这里有爸爸的介绍
参观浙大求是大讲堂
在求是鼎前
今天是难忘的一天，在高明霞教授的陪伴下，完成了瞻仰爸爸塑像的心愿。爸爸的塑像栩栩如生，仿佛又见到了爸爸。参观了学院的院史馆和数个实验室，看见爸爸创建的材料学院蓬勃发展，蒸蒸日上，为爸爸感到欣慰和自豪。感谢学院师生们对爸爸的怀念和继承。愿材料学院不断进取，勇攀科学高峰。
原文链接：https://www.meipian.cn/4x9iqs8s?share_depth=1&first_share_to=group_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13406097
今天，在爸爸的弟子高明霞教授的陪同下去浙大紫金港校区参观浙大材料学院爸爸的塑像和实验室。
今天是难忘的一天，在高明霞教授的陪伴下，完成了瞻仰爸爸塑像的心愿。爸爸的塑像栩栩如生，仿佛又见到了爸爸。参观了学院的院史馆和数个实验室，看见爸爸创建的材料学院蓬勃发展，蒸蒸日上，为爸爸感到欣慰和自豪。感谢学院师生们对爸爸的怀念和继承。愿材料学院不断进取，勇攀科学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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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珽先生的故事
06/29/2023
2020-09-11 15:16:20 来源：中国台州网 作者：王天骏
台州王珽和他的万贯家产
青年时代的王珽
1918年，留学英国的王珽从海外归来了，当时在南京高师教书的弟弟王琎早就在上海十六铺的码头等候，兄弟两人相见后，接着转乘上海到黄岩海门（即今日台州椒江）的轮船，回到了王珽阔别五年的家乡黄岩。海门码头上的人们很快就被王珽随身带回来的行李惊呆了，原来王珽的行李竟然是几十口清一色包铁角、十分沉重的箱子！消息很快就传遍了黄岩县城的大街小巷：双桂巷王士骏家的三儿子王珽留洋归来，带回来了万贯家产！
这一段故事，是我小时候，父亲王秉忱（又名王克丹，王琎长子、王珽侄子）常常要在家里讲起的，父亲总会接着说，家乡人不久就发现，原来这几十口箱子里装的并不是什么金银财宝，而全部是各色精装、平装的西洋原文书籍。
台州王珽和他的万贯家产
1918年，留学英国的王珽从海外归来了，当时在南京高师教书的弟弟王琎早就在上海十六铺的码头等候，兄弟两人相见后，接着转乘上海到黄岩海门（即今日台州椒江）的轮船，回到了王珽阔别五年的家乡黄岩。海门码头上的人们很快就被王珽随身带回来的行李惊呆了，原来王珽的行李竟然是几十口清一色包铁角、十分沉重的箱子！消息很快就传遍了黄岩县城的大街小巷：双桂巷王士骏家的三儿子王珽留洋归来，带回来了万贯家产！
这一段故事，是我小时候，父亲王秉忱（又名王克丹，王琎长子、王珽侄子）常常要在家里讲起的，父亲总会接着说，家乡人不久就发现，原来这几十口箱子里装的并不是什么金银财宝，而全部是各色精装、平装的西洋原文书籍。
王珽是什么人？他为什么会不远万里，带回如此巨大数量的书籍海外归来呢？这些一直是我从小就埋在心里的问题，直到最近二十年，通过整理祖父王琎的日记，我才渐渐对王珽有了一些了解。
王珽（1886-1926），1886年出生于福州，当时他的父亲王士骏（我的曾祖父）正在福建闽县（今日福州市）任知县。按照王琎日记中的说法，王珽从小聪明绝伦，读书过目不忘，深得王士骏喜爱，1904年北京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招考，王珽顺利通过初复试两关，成为考入京师大学堂的少数黄岩子弟。1911年，王珽被清朝政府授予举人资格（清朝退位前最后一次授举人衔），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王珽是北京大学建校后的第一届毕业生。1913年，英国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当时美国政府拿出了近一半的庚子赔款作为中国留学生教育基金），也从英国收取的庚子赔款拿出款项，设立了资助中国学生留学英国的奖学金。王珽通过考试，成为了民国政府派出的第一批留学英国的庚款公费留学生。王珽从小接受传统文化，饱读诗书，再加上八年译学馆的英语专业学习，是一个标准的能流利掌握说写英语的儒家知识分子。
王珽留学英国后，在伯明翰大学读商科，很快就完成了商科学士的学位。但王珽对于他自己所学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心存抵触，对于当时盛行的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哲学更是嗤之以鼻。王珽留学英国期间，恰逢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王珽毕业后不能马上归国，滞留英国期间，他把大量的时间放在阅读西方人文主义和历史、文学的原著。当年英国国内，大部分成年男子都上了战场，国内经济困难，民众流离失所，许多家庭的各种藏书流落到旧书市场，许多珍贵书籍和世界名著也在低价求售，这成了爱书如命的王珽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省出自己的奖学金，大量选购和收集了他认为有价值的各种西方名著（父亲就提过王珽带回不少莎士比亚著作）……总而言之，这就是他带回国的几十箱宝贝的来历！民国初期是一个人人自顾不暇的浮躁社会，人们对王珽带回来的这些书籍不屑一顾，不少人在背后嗤笑他的那堆宝贝一文不值。
王珽回国后，于1918年被聘请到北京法政大学任教授，不久因患重病，只得辞职回乡养病，一年后病情有所好转，又被汉口明德大学聘为教授，然而上任不到半年，又再次发病，此后一直在黄岩养病，于1926年英年早逝，只活了40岁。
王珽在英国留学的同窗好友中有许多现代名人，王珽去世时，李四光（曾任地质部部长）、王世杰（曾任民国政府外交部长）、丁西林（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对外友协会长）、王敬礼（中央研究院首任财务主任、黄岩籍）等都曾发唁电。王珽死后葬在黄岩九峰山王士骏家族的墓园，该地段现属九峰公园范围。2019年秋，在王珽的外孙蔡子绍兄的带领下，我第一次去拜偈了我的这位伯公之墓。
王珽去世后，他这几十箱的“万贯家产”到哪里去了呢？这才是我今天要讲的故事的正题。
昨天我的好友钱永红兄来微信问我，是否见过我祖父王琎（又名王季梁）于1930年在上海发行的中国科学社《社友》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得知我没有见过后，他发来了他收集到的王琎在《社友》上发表的几篇文章的照片。
其中《社友》杂志1932年11月10号的一篇《王珽先生遗书捐赠本社》的报道立刻吸引了我。现将全文转载如下：
“王珽先生，本社（中国科学社）社长季梁先生之令兄。曾游学英伦，专研社会科学，博极群书，学问深邃。归国后任教授有年，未几积劳成疾，卒至不起。先生生平于衣食问题，忽不注意，布衣素食怡如也，独于图书册籍，好之綦篤，名贵典籍，必购置之，虽千金无惜也。在英伦时，曾收书籍甚多，皆为可贵之参考册籍。季梁先生恐其散佚而湮没也，特捐赠明復图书馆以供同好。该项书籍中有大英百科全书、万国文学精华录、英国文豪大全、商业百科全书等，共计七百余种。现正从事与目录制片。一俟整理就绪，即可公开阅读。”
我过去也曾风闻祖父王琎代兄捐书的故事，但完全没有想到所捐书籍竟有“七百余种”的规模！更没有想到里面竟有当年全中国都少见的《大英百科全书》、《英国文豪大全》和《商业百科全书》等珍稀书籍！祖父王琎代兄捐出的这些书的接受单位明复图书馆，当年是由中国科学社在上海主办的图书馆。五十年代后，明复图书馆几经更名，现在是大名鼎鼎的上海卢湾区图书馆。考虑到上海卢湾区图书馆在文化革命中所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说不定这批王琎代兄捐赠的王珽遗书，还极有可能正静静地躺在卢湾区图书馆书库的某一个角落。
王珽是那个时代一位满腔家国情怀的海外学子，我在《文明梦》一书中，提到过我的这位伯公王珽，写的是1915年日本以《二十一条》逼迫中国政府签字时，在英国留学的王珽写信给正在美国留学的王琎，兄弟二人商量，相约从海外归国，共赴国难的故事。
王珽从来就没有万贯家产，他因长期生病，没有收入，贫困交加，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都是由他的弟弟王琎，每月接济几十块钱生活费直至去世。王珽的子女，在1950年的土地改革中，还够不上划“地主”的资格。
话说回来，假定王珽一百多年前在英国精心收集、又万里迢迢带回来的那七百多种书籍真的还在，其身价今天肯定已经远不止万贯！谁能说双桂巷王士骏家的三儿子王珽留洋归来的那几十口箱子不是万贯家产呢！
（本文作者系美国匹兹堡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和浙江大学客座教授，著有《文明梦——记第一批庚款留学生》。）
原文链接： http://www.taizhou.com.cn/wenhua/2020-09/11/content_6376572.htm
Comments (1)
王珽先生系王启东先生的伯伯
王启东先生在《百年筑梦》一书里这样介绍他的三伯：
王珽（1886-1925）年幼时在私塾中学习中文写作与我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孔孟哲学。1903年获清朝秀才。
1902年-1904年陪伴祖父王吉人充军由福建途经北京到张家口居住一年后反回北京。1904年考入北京京师大学译学馆学习英文。毕业后1907-1913年在京师大学堂学习英国文学及商科。1913年考取英庚款奖学金去到英国伯明翰大学，按祖父的指示继续学习商科。191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当年回国。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北京政法大学及武汉明德大学。因为他对西方商科教育的内容鄙视而二所学校皆要求他讲授西方商科教育内容，精神上痛苦而失常，辞职回故乡养病。1925年病逝，享年39岁。
王启东先生在《百年筑梦》一书里这样介绍他的三伯：
王珽（1886-1925）年幼时在私塾中学习中文写作与我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孔孟哲学。1903年获清朝秀才。
1902年-1904年陪伴祖父王吉人充军由福建途经北京到张家口居住一年后反回北京。1904年考入北京京师大学译学馆学习英文。毕业后1907-1913年在京师大学堂学习英国文学及商科。1913年考取英庚款奖学金去到英国伯明翰大学，按祖父的指示继续学习商科。191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当年回国。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北京政法大学及武汉明德大学。因为他对西方商科教育的内容鄙视而二所学校皆要求他讲授西方商科教育内容，精神上痛苦而失常，辞职回故乡养病。1925年病逝，享年39岁。
河南省体育馆 — 王秉忱先生建筑生涯的最后一个项目
03/06/2023
作者 王天骏 2022年9月
河南省体育馆是郑州市政府2011年公布的第一批优秀近现代历史建筑之一。
河南省体育馆是郑州市政府2011年公布的第一批优秀近现代历史建筑之一。
河南省体育馆是王秉忱建筑生涯中参加设计的最后一个项目。
下面这张照片中，王秉忱胸前戴的“中南军政委员会 建筑设计处”的徽章字迹清晰可见。
1955年中南建筑设计院成立之后，王秉忱被任命为副总建筑师。他也是五十年代湖北地区仅有的两位全国建筑学会理事之一。
王秉忱去世后，我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一盒记录1965年河南省体育馆项目设计建设过程的照片，这批照片并不是1965年留下来的，王秉忱的家中的所有书籍、照片、唱片和其他私人物品早就在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扫四旧运动中被一扫而空，只有少量的照相胶卷，阴差阳错躲过扫四旧，其中包括一卷王秉忱于1965年拍摄的关于河南省体育馆项目的照相底片。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王秉忱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经过六年的批斗和监督劳动，1972年底王秉忱被“落实政策”，重回设计室工作，半年后，王秉忱因多年冠心病发作，晕倒在设计院的大会会场，随即被设计院送回汉口的家，从此再也没有回过中南设计院。
王秉忱在汉口的住房，经过1966年运动初期的冲击，全家仅有一间10平方米的住房和半条没有窗户的楼梯间转角走廊，说是半条，是因为走廊的一头是几家人共用的公共厕所，父亲在走廊里放了一张床，我睡在他的床上方的阁楼，王秉忱就是在这个楼梯间渡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两年。
河南体育馆项目的照片是王秉忱于1974-1975年在家养病期间，亲自将底片一张一张放大后冲洗出来的，他对这套照片作了精心整理，还在大部分照片的反面加了注释……
记得当年他在放大冲洗这些照片时，我十分不解，担心他整天呆在空气污浊的楼梯间暗室影响健康，我对他说，都病成这样了，还冲洗这些过时的建筑工地照片干什么？他对我说，这些照片如能整理出来，就是一部完整的建筑设计教案……回想起来，他当时是想为后世留下一些自己经历过的建筑经验啊。
王秉忱遗留下来这盒河南省体育馆设计项目的照片有40多张。下面我按照时间的顺序来介绍王秉忱整理的这套记录河南体育馆建造过程的资料……
【照片1】1964年郑州之行与河南体育馆项目的筹备
这张照片摄于1964年郑州国际旅行社,照片的背面注明的是“在郑州国际旅行社内作住宅方案”。1964年是河南体育馆立项的开始，作为中南设计院的副总建筑师，他的这次河南之之行，应该与河南体育馆的筹备和方案设计有关。
【照片2】参加河南体育馆的选址
这张照片是1965年王秉忱站在被拆迁的村庄的废墟前拍摄的，背景中初具雏形的河南体育馆“钢屋顶”与他面前已被拆除的传统文化建筑遗址废墟形成鲜明的反差。
九年后的1974年，在他冲洗放大出来这张照片后，还是忍不住在照片的背面写下（河南省体育馆是在）“拆迁几十户的基地上建起来的”，“我们当时反对拆迁”一句话……被拆除的传统文化遗址建筑大概率就是一片有几百年历史的祠堂建筑和街区，他这两句话表达了当年王秉忱希望能在发展的同时保留历史传统文化建筑的心声。这段评语也说明王秉忱1964年出差郑州的确是去参加河南体育馆选址和地形勘察的。
【照片3】王秉忱为河南体育馆作的两个设计方案
这张照片中包括了1964年王秉忱为河南体育馆所做的两个设计方案草图 (下称为第一方案和第二方案)。我个人认为上面的第一方案和第二方案都是由王秉忱所作，理由如下：王秉忱从大学时代和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时，他的素描和绘画受印象派大师保罗塞尚风格的影响，常会用简短的线条来烘托氛围，表现环境，突出主题，那些勾勒表现环境的线条就是他的风格指纹。比较第一方案和第二方案的草图和下面两张王秉忱青年时代手绘的设计草图，不难发现，第一方案和第二方案的草图上处理主题建筑和周围环境关系的线条的表现手法，与下面这两张王秉忱青年时代画的处理主题建筑与周围环境所采用的线条明显有高度的相似性。
【照片4】第三方案
1974年王秉忱在这张照片的反面题注，“郑州体育馆第一次方案中的一个设计”。第三方案画图精良，显示出绘图者的才华功底，但在讨论方案的开始阶段，就将方案中包括云彩在内的细节渲染出来，明显对设计讨论过程中的方案会被反复修改的可能性考虑不足。
将方案一、方案二与方案三相比较，前两个方案是脱手画的，绘图人有深厚的绘图功底，设计人知道他的方案草图是要传达自己的设计思想和表达对于建筑物造型的理解和设想，注重的是轮廓、框架风格的处理，并不在意别人会对自己粗糙笔法和细节的挑剔，明显是身经百战的老建筑师的作派。
王秉忱带领的河南省体育馆的设计团队有十多人，除了王秉忱之外的其他成员大都是刚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技术人员，如刚从南京工学院毕业的姚金墩（后曾任中南设计院设计总工）、刚从华南工学院毕业的胡镇中（后曾任华南院设计总工、建筑大师），王秉忱是唯一的一位年长建筑师。
【照片5-1】第四方案
这张照片应该是在经过了第一轮方案讨论后，在第二轮讨论中综合出来的一个较为成熟的方案。王秉忱在这张照片的背面题注说明是“和建造相类似的方案”。看得出第四方案是第一轮讨论后的一个综合方案。 第四方案采取了第一方案中在屋顶中央加圆柱体的风格。第四方案将正面并排的大门数量从第一方案中的三座加宽到了七座，这个改动使得第四方案比第一方案显得大气、协调。
这种集体讨论、集体修改方案的方式，符合当年那个强调集体努力，集体设计的时代特点。最终拍板敲定的方案很可能就是在第四方案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照片5-2】第五方案：一个美观新颖却没有选用的方案
王秉忱在这张照片的背面题有“一个理想的方案”，从建筑审美的角度，这个方案美观新颖，可能是从结构设计角度，当时条件下难以实现而未能获选。
六十年代是一个强调集体努力的时代。最近我看到在同一时期主持设计首都工人体育馆的北京建筑设计院院长沈渤在1961年的一篇文章《北京工人体育馆设计过程的体会》， 文章中说，“工人体育馆的设计过程中，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进行集体创作……集体研究确定工程中的重大问题……广泛发动群众和分工负责相结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沈渤的文章通篇强调“集体努力”，既没有指出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设计方案是谁做的，也没有提到任何一个设计师的名字，沈渤的这篇文章是对当年中国建筑设计界大环境的一个真实的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建筑事业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解放思想的时代潮流的推动下，设计界也开始承认个人在设计工作中的作用和贡献，但这毕竟不是王秉忱所处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可以想象，强调集体努力的大环境下，集体创作早就为河南体育馆项目的方案设计过程定了调。
今天的人们如果要问王秉忱在河南省体育馆的方案设计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我想比较客观的说法应该是，王秉忱作为设计院的副总建筑师，他参与和领导了方案设计的集体讨论过程，贡献了一个老建筑师的经验、知识和设计思想……
【照片6】正在制作中的方案沙盘模型
这张照片是王秉忱在中南建筑设计院的模型室中亲自拍摄的，王秉忱在照片反面题有“王德坤同志在做模型”中南建筑设计院当时有自己的模型室和技术精湛的木工师傅。照片中的王德坤师傅正在为河南省体育馆的方案制作模型。这张照片应该是王秉忱到模型室与木工师傅交流设计方案的要点和模型制作的重点时，亲自为王德坤师傅拍摄的。从王秉忱亲自过问模型制作这一点，反映出王秉忱当年主持领导了项目方案设计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王秉忱从29岁当建筑工程师和建筑科主任开始，他的职业使他天天要和建筑工人打交道，他到哪里都和泥工、木工师傅相处得十分融洽。
【照片7】制作完成后的河南体育馆模型正面
这张照片是在沙盘制作完工后，王秉忱拍的沙盘实物，沙盘模型做得非常漂亮，王秉忱在这一张照片的背面题有“郑州体育馆模型现在做成实物后层次提高了”一句评语。沙盘模型的确与前面第一方案有几分神似。
【照片8】河南体育馆模型鸟瞰
【照片9】1：10 的实验屋架
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体育馆设计方案确定后按照 1:10 的比例搭建的实验屋架。很显然，照片中的“实验屋架”是一个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的实验屋架。王秉忱拍摄的这个即将被拆除的实验屋架的背后是已经初具规模的真正的体育馆的“钢屋盖”。我猜想王秉忱拍摄这张照片的意图就是要用一张同框的照片，留下64米实际尺寸的实物“钢屋架”和1:10缩小版本的6.4米直径的“实验屋架”同时出现的画面。王秉忱在这一张照片的背面题有“1:10 的实验屋架和即将完成的直径64米的钢屋盖”。
【照片10】王秉忱在河南省体育施工馆现场
【照片11】设计院现场负责人向王秉忱介绍工程进度
这张照片应该是1965年王秉忱在建设中的河南省体育馆的施工现场拍摄。王秉忱在这张照片的背面题有“潘六如指点工程进度”的文字。潘六如应该是中南建筑设计院负责施工工程进度的现场负责人之一。
河南省体育馆修建于半个世纪多之前的1964年，当时国内的建筑施工水平、建筑材料和建筑机械的规模相对于今天不可同年而语，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施工的全过程，下面先对整个项目工程做一简单介绍：
主体结构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基础层和钢结构屋架
1. 基础层包括36个钢筋混凝土的立柱、36根钢筋混凝土斜梁、36个连接立柱的钢筋混凝土横梁以及各种类型的双孔看台楼板。换了今天，所有的钢筋混凝土的构件全部会用钢梁来做，看台楼板也一定是整体浇筑。
2. 从照片可以了解到所有的钢筋混凝土部件和看台楼板都是在现场制作和浇筑的。
3.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所有的钢筋混凝土部件的连接都是现场由电焊作业完成。
4. 王秉忱在照片中特地注明每两个部件的钢筋在连接时所需要的电焊条都在10公斤以上。
5. 屋顶钢结构由1）18个弧状梯形的钢结构、2）屋顶中央钢结构内环、3）固定在立柱支撑的混凝土梁上的钢结构外环三部分组成。
6. 18个弧状梯形的屋顶钢结构顶端连接在屋顶中央的钢结构内环，底部固定在钢结构外环，钢结构之间全部用螺栓连接。
7. 施工过程中，现场中央有用木料搭成的圆柱形脚手架，脚手架的高度与设计的屋顶内环钢结构的位置一致，以便内环钢结构可以在圆柱形的脚手架的顶部作业面上完成拼装。
8. 一旦所有的弧状梯形屋顶钢结构连接完毕，脚手架拆除，屋顶钢结构成为形如锅盖的刚体，刚体的重量全部垂直落在环绕体育馆一周的钢筋混凝土立柱上，如下图所示。
9. 河南体育馆的主要结构部件被分解为下面四个主要承重部件：
钢筋混凝土立柱
钢筋混凝土斜梁
钢筋混凝土预制看台楼板
弧状梯形屋顶钢结构
屋顶钢结构内环和落在立柱横梁上的钢结构外环。
【图12】河南体育馆结构和施工过程的示意图（本文作者绘制）
【照片13】制作钢筋混凝土构件的现场
这张照片真实再现了当年现场制作钢筋混凝土构件的现场，可以看得出工地虽然简陋，但是一切都是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照片14】设计院部门负责人工地检查工作
王秉忱在这张照片背面题有：“潘六如在向高主任（高越，设计院部门负责人）介绍工程进度和质量情况。”图中的四根立柱钢筋已经捆扎完成，混凝土模板还没有开始制作。
【照片15】安装立柱间钢筋混凝土连接模块
这张照片显示两个工人站在高空安装立柱之间的钢筋混凝土连接模板的两端指挥起重机安放，图中左边工人施工用的竹梯看得出是临时用两根短竹梯反转对接加长的，可见当时施工条件的艰苦和简陋。照片上清晰显示出立柱端口和连接模板端口的钢筋，连接板安放到位后，钢筋通过电焊连接固定。
【照片16】安装看台钢筋混凝土看台模板
这张照片画面的前方堆放的是预制的看台模块，看台的整体框架已经初露头角，吊车已经到位，王秉忱在照片的背面题有：“准备吊装部分看台板”的文字。
【照片17-1】设计院工程师在现场对照图纸
在这张照片中，来到现场的中南建筑设计院的设计工程师孙士弘和设计院派出的现场负责人潘六如在查看图纸。王秉忱在照片的背面题有“孙士弘工程师和潘六如同志对照图纸查看工程”。照片中两人身后的预制模块端面露出的钢筋已呈对接吻合状态，整个体育馆基础层的所用模块之间的连接都是通过对接钢筋的电焊焊接完成的。
【图17-2】电焊工正在焊接两款模块里的钢筋
王秉忱在照片背面的题注是：“焊接斜梁的一个接头要十公斤焊条......”
【照片18】基础部分的钢筋混凝土立柱的制作正在有序进行
基础层的钢筋混凝土立柱不是在地面水平制作后竖立起来的，所有的立柱都是现场直接在相应的位置扎钢筋和制作木模板后，再一层一层用水泥浇制而成的。根据这张照片估算，钢屋顶应该是由32根立柱支撑起来的。王秉忱在照片背面的题注是，“体育馆的外景因为没有建筑物对比，看起来很小，但门厅又显得大了些”。
【照片19】夕阳余晖下正在逐渐成型的体育馆一瞥
一天紧张的工作结束后，工地恢复了宁静。一个设计者亲眼看着自己设计的图纸在建筑工人们的齐心努力下，一天天矗立起来，王秉忱和所有在场的同事都一样心旷神怡——王秉忱在这张照片的背面留下了一句略带诗意的文字：“夕阳西下，我们漫步离开了工地”。
【照片20】开吊第一个钢屋架
【照片21】第二个钢屋架安装到位
在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第二个钢屋架也已经安装到位。照片中可以看到在场观看吊装过程的人数众多，像这样大的工程当年在全国也并不多见，许多人都是专程从各地赶来现场观摩学习，中南设计院当时也有许多相关人员在现场观看。王秉忱在照片的背后题有“百余人在参观伟大的吊装工作”。
【照片22】两台吊车协作举起屋架的过程
这张照片从场外的角度拍摄，显示了每根钢屋架是如何由场外的25吨吊车举起，再通过场内的15吨吊车配合，从场外地面运送到场内高空指定的位置。王秉忱在这一张照片的背面的题注是：“由25吨吊车送入场内，再由15吨吊车协同，共同将屋架举起，放到预定的位置。”
【照片23】又一个屋架在吊装过程中
这张照片从场内的角度拍摄，显示两台巨大的吊车是如何协调配合下将一个个的屋架从场外的地面举起，在空中移动安放到相应的位置。
【照片24】钢屋架与内环吻合的瞬间
王秉忱在这一张照片的背面的题注是：“屋架（部件）就要和钢架吻合了。”照片的左上角，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央木条搭建的脚手架顶部作业面上的圆形钢环。
【照片25】开始吊装第三个屋架
王秉忱在这张照片上的背面的题注是：“开始吊装第三个屋架。”在照片中四个安装工人站立的水平位置，可以清晰的看到固定在立柱连接模板上的钢结构外环。
【照片26】两台吊车用空中脱钩方式运送钢屋架到位
王秉忱在这张照片上的背面的题注是：“两台吊车用空中脱钩的方式抬着屋架，这是松钩时的一瞬间。”
【照片27】用人工从地面起吊中央钢环部件到屋顶之一
王秉忱在这张照片上的背面的题注是：“吊装上部的小环完全是用人力起吊的”。照片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挂在梁上的定滑轮装置和绳索……
【照片28】用人工从地面起吊中央钢环部件到屋顶之二
王秉忱在这张照片上的背面的题注是：“在没有吊车的情况下用人力和简单的提升工具吊装内环”。照片中可以清楚的安装工人在高空仅仅是利用简单的定滑轮装置实现起吊任务，也让今天的人们可以亲眼目睹和体会当年完成河南省体育馆项目工作的艰难。
【照片29】将钢屋架下部固定到钢结构的外环上
王秉忱在这张照片上的背面的题注是：“屋架下部即将和外环合拢”。由这张照片可以看出，钢屋架的上端连接到屋顶中央的钢结构小环，钢结构的下端是连接到立柱之间的钢筋混凝土连接模块上的外环钢结构上的。
【照片30】现场完全靠人工肩扛运送沉重钢结构部件
王秉忱在这张照片上的背面的题注是：“八个人抬一段短环”。照片中一组带着安全帽的工人正在用抬杆协力运送一段沉重的钢结构部件。
【照片31】用两套简易定滑轮牵引提升一条钢钢结构肋环
两个钢屋架之间需要用钢结构的肋环连接，沉重的钢结构肋环也完全是用人工通过两套定滑轮装置提升到高空的。王秉忱在这张照片上的背面的题注是：“12个人才能拉上一根肋环”。
【照片32】高空安装两根钢屋架之间的肋环
两个钢屋架之间的需要由一组长短不一的肋环连接固定。每一根肋环首先都需要用两组定滑轮装置通过人工起吊到设计位置。观察照片中显示出来的接头处的细节，似乎肋环和钢屋架之间是用螺栓连接的，如果情况属实，那么照片中两位高空安装师傅传递的可能就是一把拧紧螺栓螺帽用的扳手。图中可以看到两套定滑轮都是悬挂在两根临时竖起的直杆上，看不出这两根承重直杆在高空是怎样固定的？
【照片33】加装第二圈筋环困难重重
王秉忱在这张照片上的背面的题注是：“屋架十八只吊装完后，加装第二圈筋环时不是很顺利。既得用神仙箱打，又得用大锤锤。” 照片的中央可以清晰的看到安装工人站在高空挥动大锤的景象。
【照片34】从远处拍摄的正在铺设钢屋架的工程全景
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18根钢屋架中6根已经安装到位，照片前方地面上的两根钢屋架正在等待吊装，从地面钢屋架旁边站立的人和屋架大小的比例，可以想象每根钢屋架的巨大和吊装的难度。
【照片35】近距离观看钢屋架、钢结构内环和木脚手架之间的关系
这张照片显示所有18根钢屋架已经全部安放到位，并已与中心的钢结构内环连接成功。这张照片也清楚显示了钢结构内环是如何与钢屋架相连接的。没有中央的木结构脚手架搭出来的作业面，这个连接过程就无法进行。
【照片36】来现场观摩并指导安装程序的中南院院项目结构负责人（1）
照片中人物：1 郑中凯，2 江大魁，3 王修国（结构设计，后曾任设计院总工）、4 黄貽吉
【照片37】完整中央木脚手架的全貌
为完成钢屋架装配而搭建的中央木结构脚手架高达30多米，按照当时的照片技术和空间的局限，一张照片的取景只能容下下脚手架一半的高度，为了要真实的再现脚手架和体育馆整体高度的全貌，王秉忱分上下两段分别取景，最后再将两张冲洗出来的照片拼接，完成了下面这张复合照片。王秉忱在照片的背面注有“由两张各自取景的照片拼接而成”的说明。
【照片38】在现场观摩并指导安装程序的中南院项目结构负责人（2）
这张照片也是王秉忱亲自拍摄的，显示当时王秉忱和四位来到现场的中南院项目结构负责人一同观看安装过程。王秉忱在这张照片背面的题词是：“我们既指导施工程序，也学习吊装方法”。
照片中人物： 1 郑中凯，2王修国（结构设计，后任设计院总工），3 江大魁，4黄貽吉（结构设计）
【照片39】屋顶安装大功告成，体育馆初露雏形
夕阳西下，又一天的工作结束了，这一天黄昏值得记入史册——照片显示屋顶安装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大型吊车已经离开现場，体育馆初具雏形。王秉忱在这张照片背面的题词是：“拆除居民点的断壁残垣和即将建成的新体育馆”。这句话反映出王秉忱面对即将建成的新体育馆时的欣喜和对当初拆除居民点耿耿于怀的复杂心情。
【照片40】以初具雏形的体育馆为背景为工地大门拍照留念
这张照片以初具雏形的体育馆为背景，为工地大门前的门楼和宣传栏留此存照。门楼两边的对联，左边是“开展比学赶帮超运动，推动生产新高潮”，右边是“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促进思想革命化”，横幅是“好字当头，质量第一”，1965年处在文革来临的前夕，一方面刘、邓主持中央，李富春主持国家计委，国民经济建设欣欣向荣，另一方面林彪开始推行突出政治，鼓吹学习毛主席著作，工地的这幅门联如实地反映出了那个时期的时代特点和还没有浮出水面的路线斗争迹象。
【照片41】设计院院长刘惠群到工地现场作传达报告
王秉忱在这张照片背面的题注是，“刘院长开完设计革命会议后，过郑州作部分的传达报告。”根据中南建筑设计院历届行政领导资料，刘惠群在1960年至1969年期间任中南建筑设计院院长，照片上的刘院长应该就是刘惠群。刘惠群院长在北京开完“设计革命会议”后，火车路过郑州，直接来到现场作传达报告。照片上的1号，低着头，不像是在做笔记，倒像是在继续画他的图……看得出那个时候的干群关系融洽，领导作风也十分亲民。
照片中人物：
7 潘如荣
8 刘惠群（中南建筑设计院院长）、
11 王修国（结构设计，后任设计院总工）、
13 黄新范
14 姚金墩（建筑设计、后任设计院总工）
【照片42】中南建筑设计院孙副院长等院领导参加讨论方案
王秉忱在这张照片背面的题注是，“孙院长、任、姚主任下工作组参加讨论方案（地点在体育场看台下）”。
照片的左下方放着在设计院做好的体育馆沙盘模型，河南省体育馆建在河南省体育场的旁边，中南设计院的现场设计团队是利用露天的体育场看台下的空间作为讨论会的会场。
照片中人物：
5和6之间？ 孙荣和（副院长）
5和6之间? 任佛海（院办公室主任）
5和6之间? 姚主任
4 黄新范 建筑
5 王修国 结构
6 黄貽吉
8 曹济时 建筑
9 姚金墩
12 陈达昌
13 袁邦奕
15 潘如荣
【照片43】1965年设计河南省体育馆的全体设计人员合影
王秉忱在这张照片背面的题注是，“1965年设计郑州体育馆（即河南省体育馆）时全体设计人员合影。”
照片中人物：
1 ?
2 ?
3 ?
4 徐世孝 ？
5 孙之祥 建筑设计，后为主任工程师
6 黄新范
7 姚金敦 建筑设计，1962年南京工学院毕业， 后为设计院总工
8 曹济时 电气工程
9 陈达昌 ？
10 胡镇中 建筑设计，华南工学院毕业，后为华南院总工，建筑大师
11 李松金
12 王修国 结构设计，八十年代设计院总工
13 吕梦轩 预算
14 赖锦屏 给排水工程
15 刘汉臣
16 郑颂凯 结构设计
17 ?
18 王秉忱 五、六十年代中南设计院副总建筑师
19 李舜华 建筑设计, 后为主任工程师
20 张怀清 ？
21 王铭 ？
【致谢】照片人物的识别和信息收集得到设计院多方朋友帮助，开始是院办公室宁叶子、设计院退休老同事刘爱兰、付培显、段燕菁等诸位老师帮助，识别出部分历史人物，后经傅培显工程师将相关照片发到设计院退休群，得到多位熟悉设计院历史掌故的老同事肖箭、张虹、袁昕、笪有炜，屠德钧等诸位先生大力相助，得以辨别出大部分照片中的历史人物，在此特向各位老师和前辈表示诚挚的谢意，历史久远，上面信息如有错误之处，恳请留言批评指正，如有知情人有更多信息，请能留言告知, 不胜感激。王天骏电子邮箱：digitian@126.com
【照片44】王秉忱1974年北京看病期间与弟弟妹妹全家合影
1974年夏，我的姑妈王宝琳（王秉忱的妹妹，北京医学院教授和附属医院资深医生）在得知王秉忱病情严重并曾在设计院晕倒后，写信邀请王秉忱到北京她所在的医院作检查，我去中南设计院向当时的院领导递交了王秉忱想去北京看病的请求，得到了中南院有关部门批准，我陪父母到北京在姑妈家住了10天，去医院作了检查。我的叔叔王启东夫妇问讯也带着小女儿王宇舫从杭州赶来北京相聚。
照片中人物：前排中央是我的母亲章映芬，后排左起是姑父林秉南（曾任水利部水利科学院院长）、姑妈王宝琳（曾任北京医学院教授，著名儿科专家）、父亲王秉忱、叔叔王启东（曾任浙江大学副校长、浙江省人大副主任）、婶婶张苏澄。（照片中人物均已离世）
【照片45】王秉忱1974年亲自拍摄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外景
在王秉忱1975年的这盒河南省体育馆的照片中，只有一张照片，既不是1965年拍摄的，拍的也不是河南省体育馆，这就是下面这張1974年王秉忱亲自拍摄的北京工人体育馆的照片。
在北京的十天期间，父亲提出他想看北京的两座体育馆：首都体育馆和北京工人体育馆。我感到诧异，因为1958年父亲经中国建筑学会推荐、北京市政府邀请，参加过北京建国十周年的十大建筑设计，前后在北京出差近半年，这次来北京，为什么他没有提出要看“十大建筑”，却专门提出要看“体育馆”？当然他当时是在北京所有的亲友的大哥，大家都想尽量满足他的心愿。
参观首都体育馆的任务交给了王秉忱表妹柯若儒的先生胡嗣强老师，因为他们的家就在白石桥首都体育馆附近，胡老师花了不少功夫弄到了四张那个周末在首都体育馆的一场球赛的球票，终于我们陪父亲进了首都体育馆，让他称心如意地把体育馆的内部结构看了一个够，我是到最近才了解到，首都体育馆是1966年6月开工，1968年建成，文革前王秉忱肯定知道该馆在筹建，而1966年6月后，王秉忱被运动冲击了6年半，成了建筑界的“桃花源中人”，他没有消沉，一有机会，他首先想的是要将失去的时光找回来啊。
又一次，我和父亲两人专门去看了北京工人体育馆，不巧那段时间工人体育馆不开门，他虽然有点失望，但兴致仍然很高，我们围着体育馆转了半圈，他坚持要拍一张体育馆的全景，那时他的冠心病已经很严重，常要服救心丸，我小心翼翼地陪着他穿过体育馆前的大马路，才在马路的对面拍了下面的这张照片。
1974年，他在这张照片的背面加了一句说明：“北京工人体育馆背面入口（由马路对面才摄到全景）”。
1974年父亲在北京看病期间，为什么提出要看北京工人体育馆，对我一直是个谜，直到父亲去世后，我在他留下的这套记录河南省体育馆设计建设过程的照片盒中，又看到了这张他当年亲自照的北京工人体育馆的照片和背面的题字，才明白1974年重病中的他，拍的虽然是北京工人体育馆的照片，实际上心里想的还是1965年他参加设计的河南省体育馆！他是要比较和研究两个体育馆各自的特点啊!
北京工人体育馆和河南省体育馆都是我国六十年代初期建成的少有的大型体育馆，工人体育馆设计建成在前，河南省体育馆设计建成在后，从我最近在网上搜索到的一份名为《北京工人体育馆项目概况》的资料介绍中得知，同是六十年代初期国内的大型体育馆，两个建筑可以比较、推敲和思考的地方的确很多：
在结构设计方面，北京工人体育馆采取的是悬索结构，河南体育馆采取的是钢架结构。
在建筑设计方面，北京工人体育馆的方案设计前后有过六代不同的方案如下：
文革八年来，无论是在批斗期间还是卧病在家，比较和思考这些大型体育馆在设计建造过程中各自的特点，王秉忱始终念兹在兹，对于像父亲这样一个毕生从事建筑事业的建筑师来说，研究和总结我国当年这些大型建筑设计过程中的历史和经验，不仅是一种敬业精神，更是他的人生意义之所在。
网上购得的这份《北京工人体育馆项目概况》给人印象深刻，资料丰富，内容详实，许多图表制作精致，由此，我猜想，父亲当年冲洗整理河南省体育馆的这套照片时，他可能也是想要整理一份《河南省体育馆项目概况》吧？
2022年是父亲王秉忱112周年诞辰和46周年冥辰，恰逢又是中南建筑设计院建院70周年纪念，“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作为一个建筑素人，我本没有整理王秉忱遗留的这套关于河南省体育馆建造过程的照片的资格，上面的这篇文章仅仅是我个人为寄托对于父亲的思念而作，也算是我为实现父亲生前的一段未了心愿的努力吧。
【王秉忱建筑人生照片回眸】
【图1】
1940年，王秉忱接受申新纱厂总经理李国伟邀请，辞去中央大学建筑系助教教职，出任申新纱厂建筑工程师兼建筑科主任，主持开挖宝鸡抗战窑洞车间和宝鸡申新纱厂的全部建筑工程项目，他主持设计的宝鸡申新纱厂办公大楼、乐农别墅和窑洞车间已在2019年被审定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图2】
1960年，王秉忱一行六位我国知名建筑师受中国建筑学会委托，参加桂林城市规划讨论会。照片中左边四位赵深、杨廷宝、杨耀、陈伯齐都是中国近代建筑界的泰斗，当时都已年逾六十，右边的王秉忱和徐中碰巧还是中央大学1935年级的同班同学，两人年近五十，正是建筑界的少壮派。
【图3】
1960年，王秉忱在中南建筑设计院主持当时武汉市的重点工程武昌火车站的设计任务，下面这张照片是长江日报记者来设计院采访时拍摄的照片之一。《长江日报》在头版报道时用的是另一张王秉忱工作照。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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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秉忱先生系我们父亲王启东先生的同父异母兄弟。 他们兄弟情深， 虽然年龄相差11岁， 但是大哥哥还是经常带着弟弟和妹妹一起玩。 我小时候， 常常听到爸爸提起伯伯带着爸爸和姑姑爬城墙的故事， 记忆犹新，每每谈及都是美好的回忆， 真是令人羡慕兄弟之情。记得大伯伯还在上海蔷薇新村， 亲自为爷爷一家设计花园洋房， 爸爸对他的卧房甚是满意， 直至晚年还常常提及。
建筑师王秉忱
王秉忱（1910 - 1976），字克丹。浙江黄岩人。1910年3月15日出生于黄岩。母亲杨湘波，江苏扬州人，在王秉忱八岁时去世。父亲王季梁，是我国庚款留美的第一批留学生，1909年9月由清政府选送去美国留学，直至1915年才返国，因而王秉忱六岁前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
王秉忱九岁时由父亲从黄岩老家接到南京，由继母孙珍如抚养，在南京读完小学和中学。二十年代著名建筑师吕彦直先生与王秉忱的父亲是庚款留美的同学和朋友，常来家中作客。在吕彦直的影响下，王秉忱对建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王秉忱从中学开始就爱好绘画和艺术，在绘画方面表现出相当的才华。父亲的另一位朋友丰子恺先生也曾在艺术上给过王秉忱影响和指导。王秉忱的父亲王季梁当时是东南大学化学系的教授和系主任，在二十年代的南京，王季梁长期担任中国科学社的理事和总干事，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担任过国内著名《科学》杂志的主编，父亲的言传身教，也给成长中的王秉忱以莫大的影响。
1930年王秉忱中学毕业后考上了中央大学物理系，曾与后来的物理学家吴健雄同班。由于实在喜欢建筑设计，王秉忱在读完了第一学期后，转入了中央大学建筑系。当时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教授有刘福泰，刘敦桢，李祖鸿，谭垣，鲍鼎等，同班的同学有王惠英，张开济，徐中，何立蒸，孙增蕃，张玉泉等。高一班的有唐濮，张鎛，曾子泉等。在大学期间，王秉忱擅长绘画，喜欢摄影艺术，爱好体育游泳和网球。在那内忧外患的时代，王秉忱和同时代的许多青年一样，热忱爱国。九一八事变后，王秉忱曾与中大同学一起参加过要求抗日的游行。 1932年十九路军抗日，王秉忱也曾和部分同学一起参加过义勇军，上过松沪战争的抗日前线。
1935年王秉忱从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后，留校任系主任刘福泰教授的助教。据王秉忱的一位早年的学生和朋友刘光华先生介绍（刘光华曾长期担任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系主任，后在美国博尔大学任教），王秉忱当时主要是协助教授教学并负责辅导学生的各种作业。王秉忱在五年的助教工作期间和几届低班的同学的关系都相处融洽，他在绘画方面的才能也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很多同学，如范志恒，刘光华，龙希玉，章周芬，周卜颐，戴念慈等都和王秉忱保持了多年的友谊。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大学内迁到重庆，王秉忱也随学校搬到重庆沙坪坝。重庆当时是抗战时的首都，全国有许多工矿企业都响应政府的号召内迁到重庆，工业界一时急缺建筑工程的技术人才。在中央大学建筑系沙坪坝的两年时间里，王秉忱曾应申福新公司总经理李国伟和纱厂经理章剑慧（章是王秉忱当时的学生章周芬的大哥）的邀请，参加公司纱厂面粉厂和电站的设计工作。1938年，在沙坪坝中央大学期间，王秉忱与杭州女师毕业的未婚妻柯翼士结婚，婚后育有一女。长女王蜀音（现名金立文）是王秉忱第一次婚姻的结晶。由于婚变和战乱，父女失散多年。未能寻到自己的女儿一直是王秉忱去世前的最大的遗憾。1998年，通过在美国登报寻人，王秉忱的长子王天骏终于联系上失散五十六年的长女金立文。金立文于八十年代与家人由香港移居美国，现定居美国。
1940年，由于多种原因，加上婚姻不和，王秉忱离开了中央大学建筑系，到宝鸡加入了申福新公司。在宝鸡工作的六年时间里，王秉忱实际上参加了宝鸡申新纱厂和福新面粉厂的筹建和建筑设计的全过程。王秉忱主持过宝鸡纱厂，面粉厂，和造纸厂的许多设计和施工项目；设计了申福新公司的办公大楼，职工疗养院；在工厂旁的一块高地上（当地人称为垸），还由王秉忱负责设计和施工，修建了由几十栋独立庭院式平房组成的职员住宅区。1942年，王秉忱还曾赴天水参与了天水造纸厂的筹建，主持了大部分厂房的设计。王秉忱在1943年设计的申福新公司的办公大楼虽然只是一个三层建筑，却是按现代大厦设计，主楼向纵深拓展，两翼成一字铺开，大厅前有门楼，门前有宽阔石级台阶。在当时的宝鸡这也是当地的大型建筑，至今仍还屹立在宝鸡棉纺厂的厂区里。那片起名为“长乐园”的职工住宅区里，小楼风格各异，俨然是一片欧美园林式的别墅区，其实只是王秉忱结合当地的特点，仅用砖做基础和柱，以干打垒的方法用土做墙，再加少量的木材造成，虽说经过了60年的风吹雨打，不少住宅至今还是棉纺厂的职工宿舍。或许是当时建筑材料的局限，或许是王秉忱自己的审美偏好，他在宝鸡的许多设计，山墙上部都开有园窗通风，因而被同事们戏称为“圆洞大师”。
1942年，王秉忱与柯翼士登报离婚。与同在申福新公司工作的章映芬结婚。章映芬，1912年出生，江苏无锡人，金陵女子大学教育系毕业，时任宝鸡申福新公司的总务主任，当时也是内迁和建厂工作中公司十分器重的高级职员。王章联姻时，总经理李国伟曾赠送给二人一份公司的股份作为贺礼，而这份礼也为日后的王秉忱埋下了“准资本家” 的身份。婚后不久，王秉忱和章映芬章曾一起参加过抗战中为开发大西北而组织的西北工业考察团，去过甘肃，宁夏和青海。王章婚后育有一女两子。
抗战胜利后，王秉忱于1946年被公司派去武汉，重建在战争中破坏的纱厂，面粉厂和发电厂。又在汉口原租界沿江大道的一座毁于战争中的大厦废墟上，为汉口的申福新总部建了一座办公大楼。这座楼可能是抗战后汉口修建的第一座办公大楼，也可能是江汉关前林立的洋行大厦中唯一的一座中国人设计的大楼。1948年王秉忱又被派去筹建和设计广州面粉厂。新中国成立时，王秉忱留在武汉。解放初年，王秉忱曾荣获过武汉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第一号甲级开业建筑师执照。1950年，因汉口福新面粉厂厂长华迩英先生离汉去了巴西，公司决定王秉忱以建筑工程师的身份兼任过一年福新面粉厂的厂长。而这一历史的偶然，却给王秉忱打下了“资方代理人”的烙印。
1952年王秉忱在福新面粉厂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到冲击，曾因受不了委屈自杀过，也因此离开了申福新公司。同年，王秉忱接受了中南军政委员会的聘任，担任建筑处设计室的副主任。50年代初期，战乱多年后的中国百废待举，王秉忱当时四十出头，正当壮年。十年建筑系的专业训练，十多年工业界的实际经验，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他的才智和报效祖国之心有了用武之地。他的家人至今还能记得，那时他办公时而在武昌洪山办事处，时而在汉口江汉路大楼，整天早出晚归，忙忙碌碌。几乎天天都有人来请他去审核工程和视察工地。有时会同时有几个单位的人开了车来接，来人的吉普车只好在家门口排队。不久前逝世的黄康宇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提到：“1952年中南行政委员会的八个部级办公大楼和洪山礼堂工程的设计工作除了我（黄康宇）和德庄（蔡德庄）帮助做些参考方案外，大多数是由王秉忱负责设计的”。
1954年建筑工业部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属下的设计处改组成中南设计院，成为全国的五大部属设计院之一。中南设计院负责中央和中南六省（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的工程建设的大型设计任务。王秉忱被建工部审定为国家一等二级建筑师，担当起筹建中南设计院的许多技术方面的奠基工作。他主持设计了中南设计院的办公大楼，参与了早期设计院的筹划，技术人员的招聘录用，和技术干部的培训。
中南建筑设计院正式成立后，留美归国的结构工程专家王度任总工程师，王秉忱被任命为设计院副总建筑师（未设总建筑师）。 应该说，从1952-1966年的14年时间中，尤其是在1965 - 1966年之前的十多年里，王秉忱领导主持和参与了中南院承接的大部分建筑设计项目，其中包括有：东湖疗养院，武昌洪山大礼堂，新华路体育场，武汉体育馆，武汉重型机器厂，武汉锅炉厂，武汉电视台，郑州体育馆等。他亲自负责设计的有：中南设计院主办公楼，东湖疗养院，武昌火车站，武汉长江大桥桥头堡，武汉剧院，武汉电视台等。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王秉忱曾陪同冶金部苏联专家组的组长，到武昌青山为武汉钢铁公司选址；武汉市苏联展览馆由武汉城市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黄康宇主持，王秉忱应邀为苏联展览馆作了总体规划，并设计了与展馆配套的建筑群；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标志性建筑的武汉长江大桥，桥梁工程方面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完成，而大桥的桥头堡设计和上层扶栏图案的审定都是在王秉忱的主持下完成的，桥头堡优美庄重，和雄伟的桥身浑然一体，那民族风格的屋顶给一个单调的钢梁结构带来了传统文化和美的结合。“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应该说，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武汉长江大桥和首都“十大建筑”一样，曾是几代中国人的骄傲，它那桥头堡的风貌在随后的许多年里，曾影响过全国各地众多工程的建筑风格。
1958年，武汉市在决定建一座高标准的歌舞剧院时，曾请了三位武汉地区知名建筑师作了三个设计方案，王秉忱的设计古典优雅，范志恒的设计有现代派的风格，殷海云的方案具大众化的特点，经评定审核后，大家一致推荐了王秉忱的方案，而今天依然坐落在解放大道的武汉剧院就是按照王秉忱的这个方案建成的。当年曾参加了评选工作的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的张良皋教授回忆说，大家当时对王秉忱方案的总体构思印象深刻，对王秉忱在三维立面和比例上的处理也十分欣赏。80年代，何浣芬任武汉市副市长并兼全国人大常委。有记者在人民日报上撰文介绍何浣芬时，称何浣芬设计了武汉剧院。很可能是何浣芬本人在审稿时，特地在“设计武汉剧院”一句之前，加了一句“在副总建筑师王秉忱主持领导下”的话。
1958年王秉忱参加过武汉市的城市总体规划，规划设计并负责绘制过武昌水果湖洪山广场及周边成星型辐射的街区规划蓝图，当时最有争议的问题是：水果湖洪山广场面积是否太大 ？中南路的路面是否过宽 ？今天，这些争论的答案早已不言而喻，只是那些徜徉在中南路或洪山广场的人们很难相信这令人心旷神逸的街区竟是规划在半个世纪之前。王秉忱在五十年代的武汉市的市政规划也曾发挥过不少作用。 50年代里，武汉市的一次办公会上讨论为一元路江边新建成的公园命名，很多人说，既然沿江，就叫江滨公园吧，王秉忱听了，说“江滨”显得太单调了，要不就叫“滨江公园“ 吧。他这一建议大家都说好，也容易上口，从此，滨江公园这四个字走进了江城的历史，伴随着武汉人民的文化生活直到今天。
1957年第二届全国建筑学会在北京召开，周荣鑫任理事长，梁思成和杨廷宝等为副理事长，王秉忱当选为理事。也是湖北省仅有的二位全国建筑学会理事之一。在这同一时期，王秉忱加入了九三学社。又被选为湖北省政协委员。1961年第三届全国建筑学会在湛江召开，杨春茂任理事长，梁思成和杨廷宝等为副理事长，王秉忱又当选为全国建筑学会理事。
1958年北京筹建建国十年大庆，王秉忱被借调到北京参加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还为公安部准备在天安门广场旁建的政法大楼作了一个二十五层的设计方案，以后因种种原因，政法大楼未建。 1959年建工部成立了建筑科学研究院，王秉忱奉调到研究院任研究员，调令也已经发出，中南设计院又出面把王秉忱从部里要了回来。
1960年前后，武汉市决定重建黄鹤楼，王秉忱设计并亲手绘制了黄鹤楼的设计图纸。其后，王秉忱作的方案被选定，重建黄鹤楼工程也在筹备开工之中。不料三年自然灾害开始，随之而来的是十多年的政治动乱，黄鹤楼工程中途下马，设计图纸锁进了档案室。八十年代黄鹤楼重建时，中南设计院的新的设计方案在全国众多的竞争方案中脱颖而出，黄鹤楼于1984年重建。尽管中南设计院从未将这一次设计方案与王秉忱在六十年代的设计方案相联系过，但凡是看过王秉忱当年的设计方案的人都不难看出两份设计图纸风格和形式上的一致。
也是在1960年前后，他负责在武汉解放大道沿街建造了一批高层住宅大楼，由于武汉地区夏季天气炎热，从而给高层住宅大楼的设计带来了不少新的课题，他和他所领导的中南院项目设计组，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和实施的办法。《建筑学报》创刊后，他应邀在1962年的《建筑学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住宅设计探讨的学术论文。他的这篇论文从实践和理论二方面总结了在我国闷热地区设计住宅的经验和教训，是当时全国不多见的建筑科学研究文章。
六十年代初期，武汉市城市建筑工程专科学校（武汉城建学院前身）在武昌马房山成立。王秉忱受聘兼职教授过多年的建筑学。
我国著名冶金学家柯俊（原北京科技大学校长）是王秉忱的表弟。最近在回忆王秉忱的时候说，五十年代里，他因出差而经常在京广线上往返时发现，火车一进入河南经武汉到广东，两旁的新建筑的风格明显就和全国其他地区的风格不一样；例如北京地区当时的许多新建筑，由于强调民族特色，窗子小，屋顶厚实，虽显得雄伟，有时也会给人过于庄重的感觉， 而中南地区的建筑既有民族特色又显得线条简洁开朗，构思明快大方，沿途的建筑群，虽千姿百态，却明显反映出同一种别具匠心的风格；联想到当时中南建筑设计院在中南地区的影响，再联想到当时王秉忱在中南设计院的影响，柯俊先生感慨地指出，说一句王秉忱的建筑风格和他的设计思想曾在五十年代影响过中南地区，实在并不过分。
由于王秉忱是中央大学的早期毕业生，又在中大建筑系从事了多年教学工作，他在五，六十年代的全国的建筑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当时全国五大建筑设计院的总工和资深建筑师不少是他的同学，校友和朋友。北京设计院有张开济，张博，戴念慈；西南设计院有唐璞；东北设计院有章周芬。五十年代里，天津大学的建筑系主任徐中是他中大的同班同学。南京工学院的刘光华教授和清华大学的周卜颐教授都是他的学生和校友。南京工学院的建筑系系主任刘登桢先生也和他常通信来往，切磋建筑上的学术问题。80年代，周卜颐由清华大学到武汉主持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的筹建工作，王秉忱的夫人章映芬将王秉忱遗留的所有有关建筑的书籍和杂志都通过周卜颐捐给了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一位建筑系的学生还在其中的一本书中发现了一封六十年代刘登桢写给王秉忱讨论建筑问题的信。
王秉忱兴趣广泛，经验丰富，知识面极广，动手能力也很强，能修表，修钟，修汽车，能作木工，还能自己用缝纫机做衣服，常被人称为“百科全书”和“万能博士”，而照相和摄影艺术更是他终身的爱好。王秉忱为人厚道，对人诚恳，淡泊名利，热心培养建筑行业中的年轻人。在武汉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校友中，他既是许多校友的老师，又是大部分年轻校友的学长，他和在武汉建筑界的许多朋友都保持有多年的友谊，如张良高，黄康宇，蔡德庄等。曾在香港很有成就的著名建筑师范志恒先生是他在中大的学生和校友。五十年代初，见中南院在香港招聘高级建筑师，有心回来报效祖国，找王秉忱商量后回国，也在中南建筑设计院工作。遗憾的是范志恒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9年在下放农场劳动期间，突发急病去世。王秉忱常为范志恒之死感到内疚。
在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任教的张良皋教授至今仍记得，他在40年代中央大学毕业后初来武汉及50年代在武汉工作时，王秉忱都对他有许多帮助和业务上的热心指导。50年代中期，他亲自参与了从广东香港等地招聘建筑设计人员的工作。并把其中许多人培养成业务骨干。何浣芬女士五十年代中山大学毕业后来到了中南设计院，很受王秉忱赏识，当时她虽出道不久，但王秉忱仍在武汉剧院的工程中，将很多设计工作都交给她作，使她的业务水平提高的很快。 60年代初期，院里分配来了一批大学毕业生，还有不少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王秉忱对他们中间不少人的业务能力赞口不绝，处处给他们创造锻炼的机会，使他们能更快的成长。
由于王秉忱是“九三学社”的成员，又是省政协委员，王秉忱是当时设计院为数不多的“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1964-1965年间，王秉忱被政协和统战部门选派到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了半年，回武汉后曾参加过第二汽车厂的选址工作。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随着“四清运动”在中南院的展开，随着阶级斗争之风愈演愈烈，这时的王秉忱已经可以感觉到，他在建筑设计领导岗位上的工作已越来越难做了。 1966年三月，第四次全国建筑学会在延安召开，王秉忱失去了参会的资格，也不再是建筑学会理事。这使王秉忱颇感意外，毕竟他在建筑界的大部分朋友还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这当然和中南设计院当时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和工作组对王秉忱内定的政治结论有关。这件事让王秉忱耿耿于怀。
1966年6月，中南设计院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王秉忱首当其冲，是设计院第一批“揪出”的“反动学术权威”和“三反分子”。通过一系列的批斗，王秉忱被停职和在院内监督劳动，家也被抄了一次又一次。有一次，王秉忱因高血压在汉口家中休养，院中开来一卡车设计院的造反派，进门没说上三句话，就是一个耳光，随即拖上大卡车，挂上打了叉的牌子，在一路的革命口号声中，从汉口“架飞机”押回武昌。1969年，受武汉煤炭设计院一位高级工程师的所谓“反共小集团”的牵连，王秉忱在院内被单独隔离审讯达半年之久，受过拷打和24小时不停的疲劳逼供审讯，后虽因案子纯属虚有，而不了了之。 1969年，军宣队的负责人找王秉忱谈话，王秉忱以为自己的事情终于有人管了，怀着多年的委屈之心，曾当面问这一位负责人，“我倒底有什么罪？”，结果，军宣队负责人恼羞成怒，拍着桌子，指王秉忱“顽抗反扑”。不久，设计院革委会就以“态度不好”和“对抗运动”为由，将王秉忱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在院内监督劳动改造。
1972年的一天，王秉忱正拿着工具在办公大楼前扫地，恰逢院革命委员会和军宣队负责人正在迎接当时由国务院派出的以我国著名建筑泰斗杨廷宝先生为首的一个建筑视察组。尽管王秉忱被立即喝令站到了角落里，杨廷宝却已经看见了王秉忱。突然间，杨廷宝离开了围着他的那群人，径直走到王秉忱的身边。这一举动令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吃了一惊。 而杨廷宝握住王秉忱的手，嘘寒问暖，全然不顾中南院在场的头面人物们的尴尬难堪。虽然只是几句问候，却使王秉忱激动了很长一段时间。
1973年，王秉忱被以“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方式处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降级为“反动资产阶级分子”，回到设计室工作。多年未能工作的王秉忱此时并未消沉，为祖国和人民鞠躬尽瘁的愿望，使他立刻把自己投入到室里的设计任务之中，尽管这时他拿笔的手开始会因病而抖动，他还是悉心尽力的完成了他的一份葛洲坝水电站厂房的设计方案。事实上，此时的王秉忱因多年的高血压病得不到治疗，早已是以严重冠心病之躯带病劳动和工作。就在刚刚重新工作不到半年的一天，他突然昏倒在一次全院的职工大会的会场里。经过在院内简单的抢救后，王秉忱被送回他在汉口的家中，而直到此时，人们才发现王秉忱全家在汉口的家只有一间10 平方米的小房。他全家的住房在文化革命初期被冲击掉，从1966年以来，他就是睡在一条没有窗户的公共厕所旁。
在随后的二年中，王秉忱养病在家。他睡的那间房实际上是由三夹板和塑料布隔出的走道的一角。他的冠心病逐渐加深到了每天都离不了硝酸甘油的地步。白天，王秉忱总会撑着拐杖，走去他曾为之冠名的滨江公园，坐在沿江的石凳上眺望那滚滚东去的长江；晚上，每当四邻的喧嚣使他长夜难寐的时候，他常会坐在楼梯间下的那张小桌子旁，整理那些扫“四旧”后还残留下的历年建筑工地的照片。只有那张挂在桌上当年他为设计黄鹤楼所画的黄鹤楼全景透视图，仿佛在告诉人们，这黑洞洞的过道里住着一位在建筑工地上奔波了四十年的老建筑师。
在1974年到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的那段日子里，王秉忱也和大部分普通老百姓一样，感觉到国家和人民新的希望，有几件事还使他脸上挂起了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笑容。一次是他的一位三十多年前的同事，赵中和先生，从西安来看他。抗战期间，十几岁的赵中和从河南农村逃难到宝鸡，王秉忱把他招进工厂，并把他从一个工地的学徒培养成为一个有经验的施工员。解放后，赵中和入了党，从一个施工员被提拔为西北一个大型建筑公司的主任。这一次，他带着他的女儿，千里迢迢来中南设计院找王秉忱，却被中南设计院的门房值班人员认为是“阶级斗争动向”，几个人围住盘问他，并扬言要把他带走。等到他被带到了干部科，赵中和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愤怒，他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证件，往桌子上一拍，说，“我是国家16级干部，共产党员，王秉忱是我三十年前的老师，只要他不是敌我矛盾，我来看他有什么不行 ？”，干部科的人无话可说，只好给了王秉忱家中的地址。又一次，武汉城市建筑设计院的总工程师黄康宇陪着在云南军区后勤部工作的中央大学建筑系的老同学何立蒸来拜访王秉忱，老友们相见的欢声笑语立刻引来了不少“警惕”的眼睛，而何立桢的那一身正规部队的军装却使王秉忱的四邻百思不解，这家“牛鬼蛇神”怎么还有部队的“老首长”来看望 ？
转眼间，1976年到了，文化革命也进行到了第十个年头。这一年的冬天不算冷，人们都已开始在谈论早春的到来，而王秉忱和他的家人真心期望的只是那久盼未至的人间春色。王秉忱和他的家人都深信，那次杨廷宝先生的问候和许多老朋友的看望是春天就要来临的信息。但是，王秉忱已经等不到这即将来临的春天了，1976年春节的前夜，王秉忱在家心脏病突发，正月初二，因心肌梗塞去世，终年66岁。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2002年中南建筑设计院建院50周年，中南设计院出了二本共几百页的院史纪念册，没有一句提到王秉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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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秉忱九岁时由父亲从黄岩老家接到南京，由继母孙珍如抚养，在南京读完小学和中学。二十年代著名建筑师吕彦直先生与王秉忱的父亲是庚款留美的同学和朋友，常来家中作客。在吕彦直的影响下，王秉忱对建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王秉忱从中学开始就爱好绘画和艺术，在绘画方面表现出相当的才华。父亲的另一位朋友丰子恺先生也曾在艺术上给过王秉忱影响和指导。王秉忱的父亲王季梁当时是东南大学化学系的教授和系主任，在二十年代的南京，王季梁长期担任中国科学社的理事和总干事，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担任过国内著名《科学》杂志的主编，父亲的言传身教，也给成长中的王秉忱以莫大的影响。
1930年王秉忱中学毕业后考上了中央大学物理系，曾与后来的物理学家吴健雄同班。由于实在喜欢建筑设计，王秉忱在读完了第一学期后，转入了中央大学建筑系。当时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教授有刘福泰，刘敦桢，李祖鸿，谭垣，鲍鼎等，同班的同学有王惠英，张开济，徐中，何立蒸，孙增蕃，张玉泉等。高一班的有唐濮，张鎛，曾子泉等。在大学期间，王秉忱擅长绘画，喜欢摄影艺术，爱好体育游泳和网球。在那内忧外患的时代，王秉忱和同时代的许多青年一样，热忱爱国。九一八事变后，王秉忱曾与中大同学一起参加过要求抗日的游行。 1932年十九路军抗日，王秉忱也曾和部分同学一起参加过义勇军，上过松沪战争的抗日前线。
1935年王秉忱从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后，留校任系主任刘福泰教授的助教。据王秉忱的一位早年的学生和朋友刘光华先生介绍（刘光华曾长期担任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系主任，后在美国博尔大学任教），王秉忱当时主要是协助教授教学并负责辅导学生的各种作业。王秉忱在五年的助教工作期间和几届低班的同学的关系都相处融洽，他在绘画方面的才能也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很多同学，如范志恒，刘光华，龙希玉，章周芬，周卜颐，戴念慈等都和王秉忱保持了多年的友谊。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大学内迁到重庆，王秉忱也随学校搬到重庆沙坪坝。重庆当时是抗战时的首都，全国有许多工矿企业都响应政府的号召内迁到重庆，工业界一时急缺建筑工程的技术人才。在中央大学建筑系沙坪坝的两年时间里，王秉忱曾应申福新公司总经理李国伟和纱厂经理章剑慧（章是王秉忱当时的学生章周芬的大哥）的邀请，参加公司纱厂面粉厂和电站的设计工作。1938年，在沙坪坝中央大学期间，王秉忱与杭州女师毕业的未婚妻柯翼士结婚，婚后育有一女。长女王蜀音（现名金立文）是王秉忱第一次婚姻的结晶。由于婚变和战乱，父女失散多年。未能寻到自己的女儿一直是王秉忱去世前的最大的遗憾。1998年，通过在美国登报寻人，王秉忱的长子王天骏终于联系上失散五十六年的长女金立文。金立文于八十年代与家人由香港移居美国，现定居美国。
1940年，由于多种原因，加上婚姻不和，王秉忱离开了中央大学建筑系，到宝鸡加入了申福新公司。在宝鸡工作的六年时间里，王秉忱实际上参加了宝鸡申新纱厂和福新面粉厂的筹建和建筑设计的全过程。王秉忱主持过宝鸡纱厂，面粉厂，和造纸厂的许多设计和施工项目；设计了申福新公司的办公大楼，职工疗养院；在工厂旁的一块高地上（当地人称为垸），还由王秉忱负责设计和施工，修建了由几十栋独立庭院式平房组成的职员住宅区。1942年，王秉忱还曾赴天水参与了天水造纸厂的筹建，主持了大部分厂房的设计。王秉忱在1943年设计的申福新公司的办公大楼虽然只是一个三层建筑，却是按现代大厦设计，主楼向纵深拓展，两翼成一字铺开，大厅前有门楼，门前有宽阔石级台阶。在当时的宝鸡这也是当地的大型建筑，至今仍还屹立在宝鸡棉纺厂的厂区里。那片起名为“长乐园”的职工住宅区里，小楼风格各异，俨然是一片欧美园林式的别墅区，其实只是王秉忱结合当地的特点，仅用砖做基础和柱，以干打垒的方法用土做墙，再加少量的木材造成，虽说经过了60年的风吹雨打，不少住宅至今还是棉纺厂的职工宿舍。或许是当时建筑材料的局限，或许是王秉忱自己的审美偏好，他在宝鸡的许多设计，山墙上部都开有园窗通风，因而被同事们戏称为“圆洞大师”。
1942年，王秉忱与柯翼士登报离婚。与同在申福新公司工作的章映芬结婚。章映芬，1912年出生，江苏无锡人，金陵女子大学教育系毕业，时任宝鸡申福新公司的总务主任，当时也是内迁和建厂工作中公司十分器重的高级职员。王章联姻时，总经理李国伟曾赠送给二人一份公司的股份作为贺礼，而这份礼也为日后的王秉忱埋下了“准资本家” 的身份。婚后不久，王秉忱和章映芬章曾一起参加过抗战中为开发大西北而组织的西北工业考察团，去过甘肃，宁夏和青海。王章婚后育有一女两子。
抗战胜利后，王秉忱于1946年被公司派去武汉，重建在战争中破坏的纱厂，面粉厂和发电厂。又在汉口原租界沿江大道的一座毁于战争中的大厦废墟上，为汉口的申福新总部建了一座办公大楼。这座楼可能是抗战后汉口修建的第一座办公大楼，也可能是江汉关前林立的洋行大厦中唯一的一座中国人设计的大楼。1948年王秉忱又被派去筹建和设计广州面粉厂。新中国成立时，王秉忱留在武汉。解放初年，王秉忱曾荣获过武汉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第一号甲级开业建筑师执照。1950年，因汉口福新面粉厂厂长华迩英先生离汉去了巴西，公司决定王秉忱以建筑工程师的身份兼任过一年福新面粉厂的厂长。而这一历史的偶然，却给王秉忱打下了“资方代理人”的烙印。
1952年王秉忱在福新面粉厂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到冲击，曾因受不了委屈自杀过，也因此离开了申福新公司。同年，王秉忱接受了中南军政委员会的聘任，担任建筑处设计室的副主任。50年代初期，战乱多年后的中国百废待举，王秉忱当时四十出头，正当壮年。十年建筑系的专业训练，十多年工业界的实际经验，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他的才智和报效祖国之心有了用武之地。他的家人至今还能记得，那时他办公时而在武昌洪山办事处，时而在汉口江汉路大楼，整天早出晚归，忙忙碌碌。几乎天天都有人来请他去审核工程和视察工地。有时会同时有几个单位的人开了车来接，来人的吉普车只好在家门口排队。不久前逝世的黄康宇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提到：“1952年中南行政委员会的八个部级办公大楼和洪山礼堂工程的设计工作除了我（黄康宇）和德庄（蔡德庄）帮助做些参考方案外，大多数是由王秉忱负责设计的”。
1954年建筑工业部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属下的设计处改组成中南设计院，成为全国的五大部属设计院之一。中南设计院负责中央和中南六省（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的工程建设的大型设计任务。王秉忱被建工部审定为国家一等二级建筑师，担当起筹建中南设计院的许多技术方面的奠基工作。他主持设计了中南设计院的办公大楼，参与了早期设计院的筹划，技术人员的招聘录用，和技术干部的培训。
中南建筑设计院正式成立后，留美归国的结构工程专家王度任总工程师，王秉忱被任命为设计院副总建筑师（未设总建筑师）。 应该说，从1952-1966年的14年时间中，尤其是在1965 - 1966年之前的十多年里，王秉忱领导主持和参与了中南院承接的大部分建筑设计项目，其中包括有：东湖疗养院，武昌洪山大礼堂，新华路体育场，武汉体育馆，武汉重型机器厂，武汉锅炉厂，武汉电视台，郑州体育馆等。他亲自负责设计的有：中南设计院主办公楼，东湖疗养院，武昌火车站，武汉长江大桥桥头堡，武汉剧院，武汉电视台等。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王秉忱曾陪同冶金部苏联专家组的组长，到武昌青山为武汉钢铁公司选址；武汉市苏联展览馆由武汉城市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黄康宇主持，王秉忱应邀为苏联展览馆作了总体规划，并设计了与展馆配套的建筑群；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标志性建筑的武汉长江大桥，桥梁工程方面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完成，而大桥的桥头堡设计和上层扶栏图案的审定都是在王秉忱的主持下完成的，桥头堡优美庄重，和雄伟的桥身浑然一体，那民族风格的屋顶给一个单调的钢梁结构带来了传统文化和美的结合。“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应该说，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武汉长江大桥和首都“十大建筑”一样，曾是几代中国人的骄傲，它那桥头堡的风貌在随后的许多年里，曾影响过全国各地众多工程的建筑风格。
1958年，武汉市在决定建一座高标准的歌舞剧院时，曾请了三位武汉地区知名建筑师作了三个设计方案，王秉忱的设计古典优雅，范志恒的设计有现代派的风格，殷海云的方案具大众化的特点，经评定审核后，大家一致推荐了王秉忱的方案，而今天依然坐落在解放大道的武汉剧院就是按照王秉忱的这个方案建成的。当年曾参加了评选工作的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的张良皋教授回忆说，大家当时对王秉忱方案的总体构思印象深刻，对王秉忱在三维立面和比例上的处理也十分欣赏。80年代，何浣芬任武汉市副市长并兼全国人大常委。有记者在人民日报上撰文介绍何浣芬时，称何浣芬设计了武汉剧院。很可能是何浣芬本人在审稿时，特地在“设计武汉剧院”一句之前，加了一句“在副总建筑师王秉忱主持领导下”的话。
1958年王秉忱参加过武汉市的城市总体规划，规划设计并负责绘制过武昌水果湖洪山广场及周边成星型辐射的街区规划蓝图，当时最有争议的问题是：水果湖洪山广场面积是否太大 ？中南路的路面是否过宽 ？今天，这些争论的答案早已不言而喻，只是那些徜徉在中南路或洪山广场的人们很难相信这令人心旷神逸的街区竟是规划在半个世纪之前。王秉忱在五十年代的武汉市的市政规划也曾发挥过不少作用。 50年代里，武汉市的一次办公会上讨论为一元路江边新建成的公园命名，很多人说，既然沿江，就叫江滨公园吧，王秉忱听了，说“江滨”显得太单调了，要不就叫“滨江公园“ 吧。他这一建议大家都说好，也容易上口，从此，滨江公园这四个字走进了江城的历史，伴随着武汉人民的文化生活直到今天。
1957年第二届全国建筑学会在北京召开，周荣鑫任理事长，梁思成和杨廷宝等为副理事长，王秉忱当选为理事。也是湖北省仅有的二位全国建筑学会理事之一。在这同一时期，王秉忱加入了九三学社。又被选为湖北省政协委员。1961年第三届全国建筑学会在湛江召开，杨春茂任理事长，梁思成和杨廷宝等为副理事长，王秉忱又当选为全国建筑学会理事。
1958年北京筹建建国十年大庆，王秉忱被借调到北京参加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还为公安部准备在天安门广场旁建的政法大楼作了一个二十五层的设计方案，以后因种种原因，政法大楼未建。 1959年建工部成立了建筑科学研究院，王秉忱奉调到研究院任研究员，调令也已经发出，中南设计院又出面把王秉忱从部里要了回来。
1960年前后，武汉市决定重建黄鹤楼，王秉忱设计并亲手绘制了黄鹤楼的设计图纸。其后，王秉忱作的方案被选定，重建黄鹤楼工程也在筹备开工之中。不料三年自然灾害开始，随之而来的是十多年的政治动乱，黄鹤楼工程中途下马，设计图纸锁进了档案室。八十年代黄鹤楼重建时，中南设计院的新的设计方案在全国众多的竞争方案中脱颖而出，黄鹤楼于1984年重建。尽管中南设计院从未将这一次设计方案与王秉忱在六十年代的设计方案相联系过，但凡是看过王秉忱当年的设计方案的人都不难看出两份设计图纸风格和形式上的一致。
也是在1960年前后，他负责在武汉解放大道沿街建造了一批高层住宅大楼，由于武汉地区夏季天气炎热，从而给高层住宅大楼的设计带来了不少新的课题，他和他所领导的中南院项目设计组，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和实施的办法。《建筑学报》创刊后，他应邀在1962年的《建筑学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住宅设计探讨的学术论文。他的这篇论文从实践和理论二方面总结了在我国闷热地区设计住宅的经验和教训，是当时全国不多见的建筑科学研究文章。
六十年代初期，武汉市城市建筑工程专科学校（武汉城建学院前身）在武昌马房山成立。王秉忱受聘兼职教授过多年的建筑学。
我国著名冶金学家柯俊（原北京科技大学校长）是王秉忱的表弟。最近在回忆王秉忱的时候说，五十年代里，他因出差而经常在京广线上往返时发现，火车一进入河南经武汉到广东，两旁的新建筑的风格明显就和全国其他地区的风格不一样；例如北京地区当时的许多新建筑，由于强调民族特色，窗子小，屋顶厚实，虽显得雄伟，有时也会给人过于庄重的感觉， 而中南地区的建筑既有民族特色又显得线条简洁开朗，构思明快大方，沿途的建筑群，虽千姿百态，却明显反映出同一种别具匠心的风格；联想到当时中南建筑设计院在中南地区的影响，再联想到当时王秉忱在中南设计院的影响，柯俊先生感慨地指出，说一句王秉忱的建筑风格和他的设计思想曾在五十年代影响过中南地区，实在并不过分。
由于王秉忱是中央大学的早期毕业生，又在中大建筑系从事了多年教学工作，他在五，六十年代的全国的建筑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当时全国五大建筑设计院的总工和资深建筑师不少是他的同学，校友和朋友。北京设计院有张开济，张博，戴念慈；西南设计院有唐璞；东北设计院有章周芬。五十年代里，天津大学的建筑系主任徐中是他中大的同班同学。南京工学院的刘光华教授和清华大学的周卜颐教授都是他的学生和校友。南京工学院的建筑系系主任刘登桢先生也和他常通信来往，切磋建筑上的学术问题。80年代，周卜颐由清华大学到武汉主持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的筹建工作，王秉忱的夫人章映芬将王秉忱遗留的所有有关建筑的书籍和杂志都通过周卜颐捐给了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一位建筑系的学生还在其中的一本书中发现了一封六十年代刘登桢写给王秉忱讨论建筑问题的信。
王秉忱兴趣广泛，经验丰富，知识面极广，动手能力也很强，能修表，修钟，修汽车，能作木工，还能自己用缝纫机做衣服，常被人称为“百科全书”和“万能博士”，而照相和摄影艺术更是他终身的爱好。王秉忱为人厚道，对人诚恳，淡泊名利，热心培养建筑行业中的年轻人。在武汉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校友中，他既是许多校友的老师，又是大部分年轻校友的学长，他和在武汉建筑界的许多朋友都保持有多年的友谊，如张良高，黄康宇，蔡德庄等。曾在香港很有成就的著名建筑师范志恒先生是他在中大的学生和校友。五十年代初，见中南院在香港招聘高级建筑师，有心回来报效祖国，找王秉忱商量后回国，也在中南建筑设计院工作。遗憾的是范志恒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9年在下放农场劳动期间，突发急病去世。王秉忱常为范志恒之死感到内疚。
在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任教的张良皋教授至今仍记得，他在40年代中央大学毕业后初来武汉及50年代在武汉工作时，王秉忱都对他有许多帮助和业务上的热心指导。50年代中期，他亲自参与了从广东香港等地招聘建筑设计人员的工作。并把其中许多人培养成业务骨干。何浣芬女士五十年代中山大学毕业后来到了中南设计院，很受王秉忱赏识，当时她虽出道不久，但王秉忱仍在武汉剧院的工程中，将很多设计工作都交给她作，使她的业务水平提高的很快。 60年代初期，院里分配来了一批大学毕业生，还有不少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王秉忱对他们中间不少人的业务能力赞口不绝，处处给他们创造锻炼的机会，使他们能更快的成长。
由于王秉忱是“九三学社”的成员，又是省政协委员，王秉忱是当时设计院为数不多的“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1964-1965年间，王秉忱被政协和统战部门选派到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了半年，回武汉后曾参加过第二汽车厂的选址工作。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随着“四清运动”在中南院的展开，随着阶级斗争之风愈演愈烈，这时的王秉忱已经可以感觉到，他在建筑设计领导岗位上的工作已越来越难做了。 1966年三月，第四次全国建筑学会在延安召开，王秉忱失去了参会的资格，也不再是建筑学会理事。这使王秉忱颇感意外，毕竟他在建筑界的大部分朋友还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这当然和中南设计院当时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和工作组对王秉忱内定的政治结论有关。这件事让王秉忱耿耿于怀。
1966年6月，中南设计院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王秉忱首当其冲，是设计院第一批“揪出”的“反动学术权威”和“三反分子”。通过一系列的批斗，王秉忱被停职和在院内监督劳动，家也被抄了一次又一次。有一次，王秉忱因高血压在汉口家中休养，院中开来一卡车设计院的造反派，进门没说上三句话，就是一个耳光，随即拖上大卡车，挂上打了叉的牌子，在一路的革命口号声中，从汉口“架飞机”押回武昌。1969年，受武汉煤炭设计院一位高级工程师的所谓“反共小集团”的牵连，王秉忱在院内被单独隔离审讯达半年之久，受过拷打和24小时不停的疲劳逼供审讯，后虽因案子纯属虚有，而不了了之。 1969年，军宣队的负责人找王秉忱谈话，王秉忱以为自己的事情终于有人管了，怀着多年的委屈之心，曾当面问这一位负责人，“我倒底有什么罪？”，结果，军宣队负责人恼羞成怒，拍着桌子，指王秉忱“顽抗反扑”。不久，设计院革委会就以“态度不好”和“对抗运动”为由，将王秉忱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在院内监督劳动改造。
1972年的一天，王秉忱正拿着工具在办公大楼前扫地，恰逢院革命委员会和军宣队负责人正在迎接当时由国务院派出的以我国著名建筑泰斗杨廷宝先生为首的一个建筑视察组。尽管王秉忱被立即喝令站到了角落里，杨廷宝却已经看见了王秉忱。突然间，杨廷宝离开了围着他的那群人，径直走到王秉忱的身边。这一举动令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吃了一惊。 而杨廷宝握住王秉忱的手，嘘寒问暖，全然不顾中南院在场的头面人物们的尴尬难堪。虽然只是几句问候，却使王秉忱激动了很长一段时间。
1973年，王秉忱被以“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方式处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降级为“反动资产阶级分子”，回到设计室工作。多年未能工作的王秉忱此时并未消沉，为祖国和人民鞠躬尽瘁的愿望，使他立刻把自己投入到室里的设计任务之中，尽管这时他拿笔的手开始会因病而抖动，他还是悉心尽力的完成了他的一份葛洲坝水电站厂房的设计方案。事实上，此时的王秉忱因多年的高血压病得不到治疗，早已是以严重冠心病之躯带病劳动和工作。就在刚刚重新工作不到半年的一天，他突然昏倒在一次全院的职工大会的会场里。经过在院内简单的抢救后，王秉忱被送回他在汉口的家中，而直到此时，人们才发现王秉忱全家在汉口的家只有一间10 平方米的小房。他全家的住房在文化革命初期被冲击掉，从1966年以来，他就是睡在一条没有窗户的公共厕所旁。
在随后的二年中，王秉忱养病在家。他睡的那间房实际上是由三夹板和塑料布隔出的走道的一角。他的冠心病逐渐加深到了每天都离不了硝酸甘油的地步。白天，王秉忱总会撑着拐杖，走去他曾为之冠名的滨江公园，坐在沿江的石凳上眺望那滚滚东去的长江；晚上，每当四邻的喧嚣使他长夜难寐的时候，他常会坐在楼梯间下的那张小桌子旁，整理那些扫“四旧”后还残留下的历年建筑工地的照片。只有那张挂在桌上当年他为设计黄鹤楼所画的黄鹤楼全景透视图，仿佛在告诉人们，这黑洞洞的过道里住着一位在建筑工地上奔波了四十年的老建筑师。
在1974年到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的那段日子里，王秉忱也和大部分普通老百姓一样，感觉到国家和人民新的希望，有几件事还使他脸上挂起了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笑容。一次是他的一位三十多年前的同事，赵中和先生，从西安来看他。抗战期间，十几岁的赵中和从河南农村逃难到宝鸡，王秉忱把他招进工厂，并把他从一个工地的学徒培养成为一个有经验的施工员。解放后，赵中和入了党，从一个施工员被提拔为西北一个大型建筑公司的主任。这一次，他带着他的女儿，千里迢迢来中南设计院找王秉忱，却被中南设计院的门房值班人员认为是“阶级斗争动向”，几个人围住盘问他，并扬言要把他带走。等到他被带到了干部科，赵中和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愤怒，他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证件，往桌子上一拍，说，“我是国家16级干部，共产党员，王秉忱是我三十年前的老师，只要他不是敌我矛盾，我来看他有什么不行 ？”，干部科的人无话可说，只好给了王秉忱家中的地址。又一次，武汉城市建筑设计院的总工程师黄康宇陪着在云南军区后勤部工作的中央大学建筑系的老同学何立蒸来拜访王秉忱，老友们相见的欢声笑语立刻引来了不少“警惕”的眼睛，而何立桢的那一身正规部队的军装却使王秉忱的四邻百思不解，这家“牛鬼蛇神”怎么还有部队的“老首长”来看望 ？
转眼间，1976年到了，文化革命也进行到了第十个年头。这一年的冬天不算冷，人们都已开始在谈论早春的到来，而王秉忱和他的家人真心期望的只是那久盼未至的人间春色。王秉忱和他的家人都深信，那次杨廷宝先生的问候和许多老朋友的看望是春天就要来临的信息。但是，王秉忱已经等不到这即将来临的春天了，1976年春节的前夜，王秉忱在家心脏病突发，正月初二，因心肌梗塞去世，终年66岁。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2002年中南建筑设计院建院50周年，中南设计院出了二本共几百页的院史纪念册，没有一句提到王秉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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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申新的王秉忱
父亲是1976年2月1号在武汉去世的。当时正是四人帮横行。父亲身后的寂寞，使我深深体会到了“世态炎凉，人情饱暖”的含义。一个为新中国干了二十几年的建筑师死了，被拒称为“同志”，设计院拒派汽车把父亲的遗体从医院送到殡仪馆。记得当年，想起父亲一生对国家的那种真诚努力和当时中南设计院对于父亲之死的冷漠，我曾在心里嘲笑过自己从小“爱祖国，爱人民”的那份天真和真诚。
1976年８月，我和母亲在上海见到了因北京地震暂住上海的李国伟。当时的李国伟已经中过风，说话已有语言障碍。他由家人用轮椅推出，见到我母亲，喊了一声‘映妹’，一开口，第一句话就口塞起来，费了很大的劲，才算把一句话说完：“王工程师…为公司…做过很多事情”。 当时我为李国伟的这句话震惊。父亲为李国伟的公司究竟做过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即使做过，那也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更何况，李国伟的产业早就在三反五反，公私合营，文化革命历次运动中，烟消云散。“王工程师为公司做的事”，对于文化革命中身为牛鬼蛇神的资本家李国伟，已经毫无意义。那么，为什么，这是李国伟见到我母亲要说的第一句话呢？ 这说明李国伟的心里，对他过去的事业，他看到的不是物质的得失，而是那永恒的人性和感情。
1939年王秉忱结束了在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助教生涯，来宝鸡申福新公司担任建筑师。那年他是28岁。《宝鸡申新纺织厂史》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申新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年龄结构是适应战时工业环境的。他们有着旺盛的精力、饱满的热情，有承担艰苦的任务与坚持不懈地工作所需要的勇气和毅力。工厂正是有赖于他们，才在困难的环境里做出了巨大的成绩。”这也是对王秉忱在宝鸡八年工作的写照。
由于李国伟的那句话，我倒是一直好奇：王秉忱究竟为申福新公司做过什么事情？ 这一本《宝鸡申新纺织厂史》一书中有不少地方都提到了王秉忱。也记叙了王秉忱参加过的许多工程。 下面我按时间的先后，摘录书中有关王秉忱的的几个章节。（标题和编号由我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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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兴建申福新办公楼
1940年7月，瞿冠英准备兴建工厂大门，并在大门内东边建造东办公厅。工程师王秉忱绘制好“申新大门及办公厅配制图”。这时已至雨季，承包工程的建成营造公司人力不足，顾此失彼，正在进行的工程已迟缓至极，所以这个新项目已是无能为力了。
1941年9月，王秉忱又绘制了“总办公厅及礼堂图样”。1942年1月，总办公厅破土动工，按王秉忱重新设计的图样施工。
总办公厅工程由汉口迁陕的楚新建筑公司承包建筑，是砖木结构带地下室的两层楼房，东西长123英尺，宽42.8英尺，楼高31英尺。楼顶为双落水单瓦屋面，以女儿墙掩护。办公楼通体清水砖墙，水泥嵌缝，入口处用磨砖圆角，建筑精致。楼的正门上方刻着“福新申新大楼”几个字。进入大楼至门厅，东西穿堂两边分别为厂长室、会客室、文书室、会计课；西边为总务课、接引室等。上楼，东边是经理室、会客室、秘书室及文卷室；两头还有客房及餐室。楼上正中是一个大厅，是准备举行宴会的地方，装着16英尺高的长玻璃窗，使大厅显得格外宽敞明亮。凭窗望远，但见终南耸翠，鸡峰入云，犹如绝佳的天然图画。不过这时正当国难当头、哀鸿遍野的时候，李国伟极少在这里宴享宾客。1943年春，办公楼竣工。耗资34万元。办公楼建成，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赠“增饰崇丽”四字额书。楼上入口处悬挂黑底红字匾额，上书“福新申新大楼”六字，为国民党的党国元老、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所题。办公楼东西备有21个房间。4月14日，各主要办公室迁入大楼办公。
1942年12月，申新修筑了厂外马路，铺平了厂门前的站台。这时，与申福新大楼在同一中轴线上的工厂大门——正门，也修建起来了，大门两侧的砖墙上—边刻着：福新面粉厂；另—边刻着：申新纺织厂。
到1942年，申新的主要生产用建筑已有了轮廓，但基本建设工程仍然在不停地进行。锯齿形的纺纱第—工场厂房不断添建和扩大，直至1945年才最后完成。在以后几年中，非生产性建筑，特别是职工宿舍、眷属住宅等，随着生产的恢复和职工人数的增加越来越占较大的比重。从1939年至1945年，建造职工眷属住宅1 6万平方英尺。其它建筑还有仓库、饭厅、厨房、医院、学校、汽车库、大车房、马厩及草料库等。
从1938年10月和1939年4月开始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申新共完成各种建筑物面积为64万平方英尺，耗资970多万元。
（二）设立福五天水面粉厂
1941年10月，李国伟考察了甘肃省的经济。在兰州，他会见了甘肃省政府主席，那位省主席要求申新在甘肃设厂。李国伟见甘肃省交通、物资、人力三者无一不缺，觉得靠私人力量在那里无法办工业。尽管这样，他还是答应试办一面粉厂。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后方的破坏。宝鸡常受空袭威胁，政府密令申新疏散。在这种隋况下李国伟决定在天水兴建面粉厂，选择了天水城东五里铺枣园庄为厂址。1942年1月开始购地，共购买土地63亩。
1942年3月，李国伟派龚一鸥赴天水成立办事处。建筑工程师王秉忱一同前往，对厂基地形作了初步考察。7月，王秉忱再次赴天水，开始着手建厂。首先建造的是麦栈房和粉栈房，均为土坯墙、木柱、竹箔顶单瓦平房，两座各14间，分别于9月至11月完工，另建脚麦间7间。1943年2月，制粉车间建成，是一幢砖墙木顶单瓦的三层楼房，共18间，同时建成了电机间。另外，修建职员住宅48间、经理住屋9间和工人住宅7间，都是单瓦平房。1945
年6月，又建造了6间工人宿舍。1947年1月，建造了有12间大的办公室和两层楼房的办事处。办事处楼建成时正当营业萧条的时候。天水面粉厂建厂事也至此结束。
（三） 申新职员住宅区“长乐园”
申新职员住宅区在山上，起名为“长乐园”。职员住宅的建筑格局分两类：一种是供高级和中级职员居住的单独住宅，一类是供普通职员居住的。集合住宅?。两类住宅的建筑规格也不相同，都分为甲乙丙三种。普通职员居住的集合住宅一般为这样的格局：一排平房住4家，每家进门处有一点较宽的台阶，亦称之为。阳台”；进门为一间客室，后为两间卧室，还有一间女仆室；小院后有厨房、储藏室备一；全部面积为50平方米。集合住宅房屋的建筑，初为单瓦屋面、士坯墙粉灰泥，踏步和地面均铺以青砖。
至1947年时，在职员眷属住宅居住的职员有130户。长乐园职员眷属住宅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8个字排列。经理住“忠”字第一号。厂长住乙种住宅。乙种住宅的房屋面积约为80平方米。工场或课主任等中级职员住丙种住宅。丙种住宅的房屋面积约50平方米或68平方米不等。房屋也为单瓦屋面、青砖墙脚、土坯墙，麦草泥涂墙后粉光。丙种住宅有客厅、餐室、浴室及3处卧室、1间仆室。申新建筑工程师王秉忱自己的住宅就是如此。
长乐园建筑标准最高的是“忠”字5号甲种住宅一幢。那是为荣德生乐农建造的。1943年2月由工程师王秉忱设计，于同年8月3日落成。这一天是夏历七月初四，是荣德生69岁生日。“忠”字5号仍称之为“乐农别墅”。乐农别墅为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清水砖墙，青瓦屋面，砖柱，松木楼板，苇箔平顶，仅雨篷使用水泥。建筑材料平常，但家居所需设施却十分齐备：从一楼入，左为衣帽室，右为浴室；穿堂两边分别为客室、起居室、书房、日光室、备餐室、餐室、厨房，另有储藏室等。楼上有6间卧室、1间起坐室，有浴室二。长乐园“乐农别墅”取名于荣德生旧居。若与无锡梅园“乐农别墅”和汉口福新路申四福五厂内的。乐农别墅”相比，似并无逊色。可惜，这幢舒适的小楼自建成后一直空着，乐农先生从未到宝鸡来过。
（四） 厂内道路花坛和六角亭
申新从1941年夏天开始，在厂内外各建筑物周围及职员家属住宅区建造花坛，种埴草皮，栽植观赏花木，在职员住宅区布置花坛14个，栽花万株；在童工宿舍和女工宿舍及工人住宅区栽植草花，以后年年月月都有农林股工人不断栽培、修整。申新全厂，道路旁有行道树、建筑物周围有草坪和花坛，到处如花园，四时有花看了。布置和保护最好的地方是职员们居住的长乐园。经理、厂长的住宅都派有专门花匠。李国伟住宅的花坛是由王秉忱设计布置的，园中以牡丹为主。1943年4月28日，李国伟邀请流落宝鸡的文人名士10数人“雅集”长乐园，观赏牡丹。1944年4月20日，李国伟又在他的公馆举行。牡丹嘉会”，文牍以上职员被邀观赏。他的牡丹园里有10数本名贵的黑牡丹，购自洛阳。申新各地的外庄及联厂给农林股的园艺师搜求花木珍品以便利条件。从天水采购到水仙及荷包牡丹，从成都购到了玉兰…… ．
1945年春，由王秉忱设计，在李国伟的宅后建起一座六角亭，周围分别栽植桂花、紫荆、海棠、玉兰和红、绿梅花。李国伟命农林股在厂内广种花木，美化环境，使厂区数百亩茅草丛生的土地换上新装，即使工人居住区也有寻常花草点缀其间。这虽然未必能减轻工人多少疲劳，但总是有益的。李国伟无意在西北久居，他志在长江下游。后来，李国伟、和他的许多南方同人陆续离开宝鸡。农林股的工人也是你来他走，几乎所留无几了。只有他们苦心经营、栽植在这片土地上的树木花草依然枝繁叶茂，年年如故。需要的只是新的主人去保护、浇灌，永葆这座工厂成为“花园工厂”。
（五）申福新医院
1944年，申新开始建造申福新医院，也称疗养院。1945年4月，申福新医院建成使用，使申新医疗保健工作的条件改善了。
新建的医院是一座中式庭院建筑，面积为1360平方米，是一个较大的四合院，进门有探视室，左边是9间职员病房，右边为女工病房及隔离室，另有挂号、配药和待诊室、手术室、外科治疗室、休息室等。院内向阳的一边是男工病室，病室门前有较宽的台阶，边沿是砖砌的花墙形同栏干，病人凭栏晒太阳。按设计者王秉忱工程师的设想，这是男工和女工的日光治疗台。
四合院中间是一个大花园，裁满了月季、芍药、牡丹及剑麻。抗战时期，工厂之内有此环境，应当说不是很多的。申福新医院建成后，每天有20人可以在这里住院治疗。工人生病后主要还是在宿舍养病。宿舍有六七间屋子作病房。
父亲是1976年2月1号在武汉去世的。当时正是四人帮横行。父亲身后的寂寞，使我深深体会到了“世态炎凉，人情饱暖”的含义。一个为新中国干了二十几年的建筑师死了，被拒称为“同志”，设计院拒派汽车把父亲的遗体从医院送到殡仪馆。记得当年，想起父亲一生对国家的那种真诚努力和当时中南设计院对于父亲之死的冷漠，我曾在心里嘲笑过自己从小“爱祖国，爱人民”的那份天真和真诚。
1976年８月，我和母亲在上海见到了因北京地震暂住上海的李国伟。当时的李国伟已经中过风，说话已有语言障碍。他由家人用轮椅推出，见到我母亲，喊了一声‘映妹’，一开口，第一句话就口塞起来，费了很大的劲，才算把一句话说完：“王工程师…为公司…做过很多事情”。 当时我为李国伟的这句话震惊。父亲为李国伟的公司究竟做过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即使做过，那也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更何况，李国伟的产业早就在三反五反，公私合营，文化革命历次运动中，烟消云散。“王工程师为公司做的事”，对于文化革命中身为牛鬼蛇神的资本家李国伟，已经毫无意义。那么，为什么，这是李国伟见到我母亲要说的第一句话呢？ 这说明李国伟的心里，对他过去的事业，他看到的不是物质的得失，而是那永恒的人性和感情。
1939年王秉忱结束了在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助教生涯，来宝鸡申福新公司担任建筑师。那年他是28岁。《宝鸡申新纺织厂史》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申新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年龄结构是适应战时工业环境的。他们有着旺盛的精力、饱满的热情，有承担艰苦的任务与坚持不懈地工作所需要的勇气和毅力。工厂正是有赖于他们，才在困难的环境里做出了巨大的成绩。”这也是对王秉忱在宝鸡八年工作的写照。
由于李国伟的那句话，我倒是一直好奇：王秉忱究竟为申福新公司做过什么事情？ 这一本《宝鸡申新纺织厂史》一书中有不少地方都提到了王秉忱。也记叙了王秉忱参加过的许多工程。 下面我按时间的先后，摘录书中有关王秉忱的的几个章节。（标题和编号由我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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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兴建申福新办公楼
1940年7月，瞿冠英准备兴建工厂大门，并在大门内东边建造东办公厅。工程师王秉忱绘制好“申新大门及办公厅配制图”。这时已至雨季，承包工程的建成营造公司人力不足，顾此失彼，正在进行的工程已迟缓至极，所以这个新项目已是无能为力了。
1941年9月，王秉忱又绘制了“总办公厅及礼堂图样”。1942年1月，总办公厅破土动工，按王秉忱重新设计的图样施工。
总办公厅工程由汉口迁陕的楚新建筑公司承包建筑，是砖木结构带地下室的两层楼房，东西长123英尺，宽42.8英尺，楼高31英尺。楼顶为双落水单瓦屋面，以女儿墙掩护。办公楼通体清水砖墙，水泥嵌缝，入口处用磨砖圆角，建筑精致。楼的正门上方刻着“福新申新大楼”几个字。进入大楼至门厅，东西穿堂两边分别为厂长室、会客室、文书室、会计课；西边为总务课、接引室等。上楼，东边是经理室、会客室、秘书室及文卷室；两头还有客房及餐室。楼上正中是一个大厅，是准备举行宴会的地方，装着16英尺高的长玻璃窗，使大厅显得格外宽敞明亮。凭窗望远，但见终南耸翠，鸡峰入云，犹如绝佳的天然图画。不过这时正当国难当头、哀鸿遍野的时候，李国伟极少在这里宴享宾客。1943年春，办公楼竣工。耗资34万元。办公楼建成，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赠“增饰崇丽”四字额书。楼上入口处悬挂黑底红字匾额，上书“福新申新大楼”六字，为国民党的党国元老、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所题。办公楼东西备有21个房间。4月14日，各主要办公室迁入大楼办公。
1942年12月，申新修筑了厂外马路，铺平了厂门前的站台。这时，与申福新大楼在同一中轴线上的工厂大门——正门，也修建起来了，大门两侧的砖墙上—边刻着：福新面粉厂；另—边刻着：申新纺织厂。
到1942年，申新的主要生产用建筑已有了轮廓，但基本建设工程仍然在不停地进行。锯齿形的纺纱第—工场厂房不断添建和扩大，直至1945年才最后完成。在以后几年中，非生产性建筑，特别是职工宿舍、眷属住宅等，随着生产的恢复和职工人数的增加越来越占较大的比重。从1939年至1945年，建造职工眷属住宅1 6万平方英尺。其它建筑还有仓库、饭厅、厨房、医院、学校、汽车库、大车房、马厩及草料库等。
从1938年10月和1939年4月开始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申新共完成各种建筑物面积为64万平方英尺，耗资970多万元。
（二）设立福五天水面粉厂
1941年10月，李国伟考察了甘肃省的经济。在兰州，他会见了甘肃省政府主席，那位省主席要求申新在甘肃设厂。李国伟见甘肃省交通、物资、人力三者无一不缺，觉得靠私人力量在那里无法办工业。尽管这样，他还是答应试办一面粉厂。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后方的破坏。宝鸡常受空袭威胁，政府密令申新疏散。在这种隋况下李国伟决定在天水兴建面粉厂，选择了天水城东五里铺枣园庄为厂址。1942年1月开始购地，共购买土地63亩。
1942年3月，李国伟派龚一鸥赴天水成立办事处。建筑工程师王秉忱一同前往，对厂基地形作了初步考察。7月，王秉忱再次赴天水，开始着手建厂。首先建造的是麦栈房和粉栈房，均为土坯墙、木柱、竹箔顶单瓦平房，两座各14间，分别于9月至11月完工，另建脚麦间7间。1943年2月，制粉车间建成，是一幢砖墙木顶单瓦的三层楼房，共18间，同时建成了电机间。另外，修建职员住宅48间、经理住屋9间和工人住宅7间，都是单瓦平房。1945
年6月，又建造了6间工人宿舍。1947年1月，建造了有12间大的办公室和两层楼房的办事处。办事处楼建成时正当营业萧条的时候。天水面粉厂建厂事也至此结束。
（三） 申新职员住宅区“长乐园”
申新职员住宅区在山上，起名为“长乐园”。职员住宅的建筑格局分两类：一种是供高级和中级职员居住的单独住宅，一类是供普通职员居住的。集合住宅?。两类住宅的建筑规格也不相同，都分为甲乙丙三种。普通职员居住的集合住宅一般为这样的格局：一排平房住4家，每家进门处有一点较宽的台阶，亦称之为。阳台”；进门为一间客室，后为两间卧室，还有一间女仆室；小院后有厨房、储藏室备一；全部面积为50平方米。集合住宅房屋的建筑，初为单瓦屋面、士坯墙粉灰泥，踏步和地面均铺以青砖。
至1947年时，在职员眷属住宅居住的职员有130户。长乐园职员眷属住宅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8个字排列。经理住“忠”字第一号。厂长住乙种住宅。乙种住宅的房屋面积约为80平方米。工场或课主任等中级职员住丙种住宅。丙种住宅的房屋面积约50平方米或68平方米不等。房屋也为单瓦屋面、青砖墙脚、土坯墙，麦草泥涂墙后粉光。丙种住宅有客厅、餐室、浴室及3处卧室、1间仆室。申新建筑工程师王秉忱自己的住宅就是如此。
长乐园建筑标准最高的是“忠”字5号甲种住宅一幢。那是为荣德生乐农建造的。1943年2月由工程师王秉忱设计，于同年8月3日落成。这一天是夏历七月初四，是荣德生69岁生日。“忠”字5号仍称之为“乐农别墅”。乐农别墅为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清水砖墙，青瓦屋面，砖柱，松木楼板，苇箔平顶，仅雨篷使用水泥。建筑材料平常，但家居所需设施却十分齐备：从一楼入，左为衣帽室，右为浴室；穿堂两边分别为客室、起居室、书房、日光室、备餐室、餐室、厨房，另有储藏室等。楼上有6间卧室、1间起坐室，有浴室二。长乐园“乐农别墅”取名于荣德生旧居。若与无锡梅园“乐农别墅”和汉口福新路申四福五厂内的。乐农别墅”相比，似并无逊色。可惜，这幢舒适的小楼自建成后一直空着，乐农先生从未到宝鸡来过。
（四） 厂内道路花坛和六角亭
申新从1941年夏天开始，在厂内外各建筑物周围及职员家属住宅区建造花坛，种埴草皮，栽植观赏花木，在职员住宅区布置花坛14个，栽花万株；在童工宿舍和女工宿舍及工人住宅区栽植草花，以后年年月月都有农林股工人不断栽培、修整。申新全厂，道路旁有行道树、建筑物周围有草坪和花坛，到处如花园，四时有花看了。布置和保护最好的地方是职员们居住的长乐园。经理、厂长的住宅都派有专门花匠。李国伟住宅的花坛是由王秉忱设计布置的，园中以牡丹为主。1943年4月28日，李国伟邀请流落宝鸡的文人名士10数人“雅集”长乐园，观赏牡丹。1944年4月20日，李国伟又在他的公馆举行。牡丹嘉会”，文牍以上职员被邀观赏。他的牡丹园里有10数本名贵的黑牡丹，购自洛阳。申新各地的外庄及联厂给农林股的园艺师搜求花木珍品以便利条件。从天水采购到水仙及荷包牡丹，从成都购到了玉兰…… ．
1945年春，由王秉忱设计，在李国伟的宅后建起一座六角亭，周围分别栽植桂花、紫荆、海棠、玉兰和红、绿梅花。李国伟命农林股在厂内广种花木，美化环境，使厂区数百亩茅草丛生的土地换上新装，即使工人居住区也有寻常花草点缀其间。这虽然未必能减轻工人多少疲劳，但总是有益的。李国伟无意在西北久居，他志在长江下游。后来，李国伟、和他的许多南方同人陆续离开宝鸡。农林股的工人也是你来他走，几乎所留无几了。只有他们苦心经营、栽植在这片土地上的树木花草依然枝繁叶茂，年年如故。需要的只是新的主人去保护、浇灌，永葆这座工厂成为“花园工厂”。
（五）申福新医院
1944年，申新开始建造申福新医院，也称疗养院。1945年4月，申福新医院建成使用，使申新医疗保健工作的条件改善了。
新建的医院是一座中式庭院建筑，面积为1360平方米，是一个较大的四合院，进门有探视室，左边是9间职员病房，右边为女工病房及隔离室，另有挂号、配药和待诊室、手术室、外科治疗室、休息室等。院内向阳的一边是男工病室，病室门前有较宽的台阶，边沿是砖砌的花墙形同栏干，病人凭栏晒太阳。按设计者王秉忱工程师的设想，这是男工和女工的日光治疗台。
四合院中间是一个大花园，裁满了月季、芍药、牡丹及剑麻。抗战时期，工厂之内有此环境，应当说不是很多的。申福新医院建成后，每天有20人可以在这里住院治疗。工人生病后主要还是在宿舍养病。宿舍有六七间屋子作病房。
我印象中的大伯伯和蔼可亲，风趣慈详。还记得他来杭看望我们一家时，和爸爸妈妈聊天时兴致勃勃，眉飞色舞的样子，还记得他尚朗的笑声。大伯伯喜欢照相，我小时有几张大头照，听说都是大伯伯的杰作，他拍照，冲洗，凉干，上光，亲力亲为，这在50年代是很前卫的。可惜他没能熬过折磨，六十多岁就匆匆离去……。
大伯伯给我拍的大头照
大头照 2
大伯伯，爸爸和我泛舟西湖
六十年代初 爷爷，奶奶，大伯伯，大伯母，爸爸，妈妈和我
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中国中学
02/18/2023
2018-03-21 09:40:24 来源：南江生的新浪博客 作者：吴立梅
东阳市第二高级中学历史悠久，发端于1928年在上海创办的君毅中学，经历了“上海君毅学院”、“上海市私立君毅中学”、“上海市私立君毅中学义乌分校”、“义乌县私立中国中学”、“东阳县私立中国中学”、“东阳县第二初级中学”、“东阳县第二中学”、“浙江省东阳市第二高级中学”等发展阶段，迄今已87载。同现今的上海市第六十七中学、杭州第六中学、黄岩中学、义乌市义亭中学、义乌市第六中学、磐安中学、台湾苗栗县私立君毅高级中学，或同根共源，或渊源甚深。
抗战时期，东阳二中的前身先后为“上海市私立君毅中学”、“上海市私立君毅中学义乌分校”、“义乌县私立中国中学”，而中国中学是最直接的母体，关系最为密切，影响也最大。至于中国中学的诞生，则完全是抗战烽火的孕育。
上海创校
中国中学的源头上海市私立君毅中学，是周致远、陈希豪、吴开先、陈德徵、施公猛等为纪念张君毅而于1928年7月发起创办的。
1927年7月4日，时任上海市工会工农部秘书、尚在上海交通大学就读的张君毅在国民党右派反共清党时被杀害。次年7月，时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工农部部的长周致远、国民党中央训练部主任秘书陈希豪(东阳江北亭塘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工农部秘书吴开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长陈德徵、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施公猛等在张君毅牺牲一周年之际，一为纪念张君毅，二为培养有为青年，发起创办“上海君毅学院”，旋改名“上海市私立君毅中学”。其时校董共有20人，除前述发起之5人，尚有上海市农工商局局长潘公展、上海市教育会理事长黄造雄(此两人分别任君毅中学第二、第四任校长)、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于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何应钦、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布雷、交通部部长兼交通大学校长王伯群、总商会执委邬志豪、江苏全省禁烟局局长曾孟鸣、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上海市政府参事王延松、上海市电报局局长陈希曾、上海法科大学教授兼上海特别市党部第二区执行委员监察委员钮长铸、虹口区党务指导员邓通伟等15人，均系当时的社会名流、政商两界要人。
张君毅(1906—1927)，浙江黄岩城寺后巷人，祖居黄岩土屿。出身书香门第，其祖父张浚系俞樾弟子，曾任九峰书院和清献书院山长;其父张宗峄系李叔同学生、丰子恺同学，曾赴日本留学，后任江阴县知事(县长)。张君毅曾捐稻谷二百石助工人运动及城区贫民平粜之用。就读上海交通大学，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被推为前队总指挥，曾两遭逮捕。1927年4月任上海市工会工农部秘书。其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与青红帮为争夺工运领导权，陈群、杨虎借蒋介石反共清党之机，于1927年7月4日以“共产党图谋闹事”为由将张捕杀。事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不肯罢休，遂由蒋介石出面调停，定张为烈士，发抚恤金。国民党中央执委廖斌为张撰事略，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书丹，国民政府总参谋长兼浙江省政府主席何应钦题写墓碑、祠额。
君毅中学筹办之时，张君毅之父张宗峄将张君毅抚恤金6000元银元捐出，租借上海民国路190号为筹备处并开始招生。租赁小西门江阴街52号为校舍，设初高中二部。高中部设文、商二科，文科设一、二年级各一班，商科也是如此。初中部设一、二、三年级各一班。公推周致远为院长，黄造雄为教务主任，周雍南为总务主任，并聘徐宗骏为训育主任，姚梦生、周纪曜分别主持文商二科，1928年8月，成立校董会;9月，学校正式招生数百开课。12月27日，周致远院长积劳成疾病逝，乃公推吴开先为代理院长，黄造雄主持院务。1929年2月第二学期开学，有学生120名。5月，校董潘公展、王延松、施公猛、陈德徵、钮长铸、熊式辉、陈希曾、曾孟鸣、邓通伟、容骏瀶、李剑泉、陈布雷、黄新、陈希豪、吴开先呈请教育部和上海市教育局立案，10月8日获得批准。次年，潘公展任校长，任职四年。1932年11月，吴开先继任，任职两年余(1932年，东阳名人杜锦堂就读上海君毅中学)。1935年1月，校址由南市国货路迁至斜土路新校址(上海《卢湾区志》载君毅中学校址为“斜桥局门路”，则处南北高架路与西藏南路之间的斜土路东段)。1935年5月，黄造雄继任。
据黄造雄《造雄文存》所述，办学发起诸人大多与张君毅有师生同事之谊，均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供职，决定办学后，借南市小东门禁烟委员会作招生处。初时仅5人报名，后通告各级党部及各民众团体子弟均可免收学费，招得数百名，分文、商、师范、普通四科。先后租借南市江阴街工艺社社屋、普育东路国货商场楼上作校舍。1934年始筹款建校，校址之选于斜土路，或因张君毅牺牲后野葬于此，更因找百余亩大的空地作校址不易。三年后校舍甫全部落成，而八一三事变发生。
君毅中学经黄造雄一力经营，渐成规模，在上海教育界崭露头角。其爱国主义教育颇有成效，在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的关头，前几届学生毕业后，大多投考军校或航空学校。1937年11月，上海被日军攻陷而成“孤岛”后，许多肄业的校友，多加入“战时工作服务队”，为抗日搜集情资。
南迁义乌
1937年芦沟桥事件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南侵，君毅中学在上海南市斜土路的部分校舍遭敌机轰炸。同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中日两军激战，学校被日军占为兵营，校舍拆除改建营房。师生遂避迁至上海租界设校就读，许少慧、王恭寿、孙乐陶等先后代理校长。11月12日上海沦陷，租界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随时有被日军占领之虞。是月，三成学生留在租界，校长黄造雄、代校长孙乐陶带领七成师生随军南下，逃亡至义乌复学，迁校至义乌稠城镇，称“上海私立君毅中学义乌分校”。
校址在义乌稠城镇绣湖旁陈氏宗祠(后为义乌师范校址)，称“上海私立君毅中学义乌分校”，黄、孙两人仍分任校长、代校长。落脚义乌的原因，一是沿沪杭线、浙赣线南下比较快捷;二是义乌乃黄造雄、孙乐陶的家乡，人地两熟，便于办事。至义乌后，先栖身于陈氏宗祠，或与学校发起人、时任高官的陈希豪有关。宗祠一般不会轻易出借，同姓同族的人则好说话，后来中国中学迁于安文陈氏宗祠大约也缘于此。当然，这与陈氏均为义乌、磐安的第一大姓，其宗祠的规模和位置在当时条件下最适合办学密切相关。
当年招高中新生20名，成为义乌最早的完全中学(抗战初期的金华八县，除省立七中即今金华一中前身设有高中班外，其它各县只有初中，有的县甚至仅有完全小学而未设中学)，初中新生87名，各年级共有学生132名，嗣后逐步扩大。为防日机空袭，黄造雄曾一度率师生迁往义乌东乡金山寺(八脚坎)，后迁至殿口商(今义乌城西南)、江湾(殿口商东1.5公里)，本部设江湾。1941年8月，孙代校长辞职，陈季豪(君毅中学发起人陈希豪之三弟)卸去浙江省政干处佐理员的职务接任。寒假时迁至延陵乡吴大元村，租借“七幢”和吴大宗祠为校舍，开设高初中两部，高初中学制均为三年。高中部在“七幢”，初中部及本部在吴大宗祠。“七幢”俗称“七埭”，写作“七台”，始建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遭火后清乾隆五十年(1785)重建，现为义乌市文保单位。吴大宗祠，又称“泰伯行宫”，五间三进，两侧有厢房，另有附属用房。
吴大元村位于东阳和义乌交界处，距东阳县城10公里，是一个历史悠久、环境优美、人文底蕴深厚的大村庄，有四百多户人家，近两千人口。该村八景诗之一的《园林雅趣》写道：“山自回环水自湾，水光山色映林峦;几回林下敲棋罢，人在蓬瀛画里看。”万历五年(1577)出过刑部尚书吴百朋。吴百朋曾孙媳、才女倪仁吉，名列《中国人名大辞典》，十二三能诗，兼善书画。有发绣大士像二帧，其一早年流入日本，另一帧现藏省博物馆。国家历史博物馆藏有其发绣《种树》。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孤岛沦陷，滞留于上海租界之君毅师生也迁至吴大元。学校在吴大元立足未稳，日军已自杭州分兵渡江南侵，敌机连日轰炸扫射浙赣线沿线数县。大部分师生认为敌势猖狂，有增无已，继续于原地办学危险重重，必须易址迁校。在迁往何方上发生分歧，总校黄造雄校长和孙乐陶前代校长坚决主张迁往龙泉丽水山区。黄、孙两位在本校国文教师、缙云籍应国士先生引荐下，率君毅中学之一部迁至缙云应刘村刘氏宗祠及应振和公祠继续办学，有高中部和初中部，学生大多为义乌籍。该校1943年又在缙云姓尚村、黄碧虞二处招收两班新生。办学一年多，因日军又将入侵缙云，遂迁往毗邻的永康舟山。但在缙云所招的一个班学生仍以“君毅中学”的名义在下小溪村坚持到1944年下半年。其间何济普代理校长，直至1945年黄造雄回舟山主持校务。
学校迁至吴大元村时，处境困难，经济拮据，内部意见不一。当黄造雄校长南迁永康之时，义乌分校陈季豪校长周围的一群东阳、义乌、金华、浦江籍师生认为远迁龙泉丽水，长途跋涉，交通闭塞，而且也难免日寇飞机轰炸和战车大炮的光顾，再加上人地生疏，将伯难呼，不如就近办学，有回旋余地。陈季豪决定：索性不用君毅校名，另树 “中国中学”的牌子，分设高、初中两部，另组校董会，以减少牵制。董事会组成，大哥陈希豪任董事长，董事们一致推选陈季豪任校长。陈季豪自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了。私立中国中学得以轻装上阵，并报请省教育厅批准成立。办学手续是由在丽水碧湖的时任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教育长陈希豪，交付同在碧湖的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任人事科长的表弟吴让周(尚健在，现年103岁)去丽水(抗战时省教育厅驻丽水，厅长为许绍棣)办理的。
黄造雄回忆此段经历：“即滞留在金，当即邀同校董陈希豪先生协商，将浙东分校校务另改一校名为‘中国中学’。” 学校命名中国中学的原因有二：一是国难当头，家国沦亡，取此名以不忘救国;二是陈氏兄弟均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母校情深，不忘所自。
1942年初夏，日军为打通浙赣铁路线，发起浙赣战役，5月18日，吴大元本部大祠堂初中部被炸，“七幢”的第一幢“大台门”和二幢“重修堂”被敌机炸毁，图书仪器和档案资料荡然无存，两名学生被炸伤。人员损失方面，据《义乌方志》今年第二期刊载的有待考证的吴大元村当年亲历者回忆，初中部被炸死学生1人，系义乌下骆宅人;“七幢”被炸死学生2人。三天后的5月21日，义乌县城沦陷，日军之袭扰随时可至，办学难以为继，于是迁校至东阳江北冰塘坑临时安顿。其间，浙江省教育厅批准中国中学成立的公文下达。
安文三年
但冰塘坑离城十数里，易受敌机威胁，且两山夹峙，地域狭窄，离集镇又有一些距离，后勤补给也甚为不便。校领导和教职员一再研究，决定改变原计划，迁到山区的磐安县安文镇。
安文离冰塘坑将近百里，那时尚无公路，山路崎岖难行，还需翻越两道山岭。而百数十师生仅有的随身被褥衣物等，各人也都有几十斤重，当然需各人自带，肩挑手提，谈不上雇人，更谈不上车运。不久，义东各县相继沦陷。此后义乌方面和东阳城郊及东北乡等处学生，离家到安文求学，不仅要起早摸黑跑一天小路，还要冒险闯过敌占区和“阴阳界”，险难重重，其中女生更多险阻。他们往往既要绕行小路，又要不离村落，更须结伴同行，其艰难耽惊情形不堪言状。学校领导及班主任、教师得经常委托沿途师生、亲友、熟人留心帮助，以策安全。
历经艰辛，终于在8月迁址安文，除续招新生外，旧生先后报到，10月复学。学校租用陈大宗祠、寿马公祠作校舍，以陈大宗祠(后为磐安中学所在地，1999年磐中搬迁后，为磐安二中校址)为临时校址和主校舍。其时有初中班7个，高中班1个，骨干教师有黄昌纪、骆守镗、傅纪元、黄鼎丞、虞琴等。初到安文时，床铺、黑板、课桌凳一无所有，所租借作教室用的几处陈姓大小宗祠，既无隔间，也缺门窗。非常时期办学，一切因陋就简，先站稳脚跟，再谋求发展。购得木材，有时须师生员工帮助搬运，一番辛苦经营，方渐次就绪。
为筹措办学经费，陈季豪派其族兄陈起龙老师从山区绕道，避开敌占区去向董事长陈希豪求援。时任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教育长的陈希豪，已随省政府流亡到龙泉一带。终于筹借到三千大洋，交给陈起龙，为防路上遭土匪抢劫，塞在校具包里，终于安全运回。凭借此笔经费，得以修建校舍、添置教具，绕道通知疏散师生复学。至1943年秋，有教职员27人，高中3个班，学生93人(据《湲江王氏宗谱》，江北下潢之王能鸣系其时中国中学高中部公费生，曾任学生自治会主席);初中9个班，学生484人。师生员工共有600余人，大多来自东阳、磐安、义乌各地。在当时来说，学校规模已是不小。抗战后期，金华地区沦陷，金华中学(金华一中前身)迁往缙云壶镇，导致金属八县大部分地区缺失高中教育，仅有迁于安文的中国中学和迁于大皿的宁波中学招收高中生，为广大学子所向往。
安文复学后，学校提出 “文武合一，自觉自动，集团前进”、“群策群力，由建校进而建国”的口号。配制三角形钢质校徽，校徽蓝底图案为中国地图，上有“中国中学”字样。解放初的校徽除加了红五星，底色有所改变外，格局未变。校歌以石印印发，歌词为陈希豪校长所作，开头几句为“大哉中国，以命吾校，在烽火中创造，在战斗中成长……”。校名、校徽、校歌寓意伟大中国，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同时创办《中国特刋》学刋，进行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教育。这所从沦陷区流亡到游击区坚持发展的完全中学，得到各地爱国人士的广泛支持，不愿做亡国奴的沦陷区青年，纷纷前来接受抗日救亡的文化教育。
在安文期间，学校破除封建礼教，支持女生反抗包办买卖婚姻。有的学生家长包办女儿婚姻，女儿不从，学校出面保护，说服家长。
中国中学大门前就是文溪，水深半人多，清澈见底，游鱼可数，是洗澡和练习游泳的佳处。有一天，陈季豪校长听到师生议论女学生要求下水学游泳的事，当即表示支持。那时，中国中学全校女生仅五十余人，大的二十出头，小的十四五岁。由于陈季豪校长经常宣传男女平等，重视男女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并经常开展文体活动，所以女生们思想很活跃。
女学生要下溪洗澡、游泳的消息传开后，轰动全镇，几个迂绅觉得大伤风化，竟到校抗议。陈季豪校长耐心向他们解释新的时代形势，新的教育要求，和男女平等、移风易俗的意义，他们觉得陈校长说得在理，就无话可说了。于是，在一个盛暑的星期天下午，经学校领导批准，作好准备，在学校门前S形溪潭中，十五六位女同学下水洗澡，学习游泳。当地男女老少，在校学生，都去围观。陈校长夫妇也到场，为她们鼓气。这次活动，堪称当时一场空前的破旧俗、倡新风活动。
1944年1月，日寇自东阳城出发扫荡东阳县政府驻地马宅，其中之一部过朱锡岭偷袭安文镇。敌寇百余人恣意掳掠，校中器物，包括住校生衣物，也罹劫甚多。师生员工、镇上居民，莫不悲愤切齿，敌忾同仇。
1944年6月，还发生了一次驱逐军训教官事件。
那时的高中学生，大多来自东、义沦陷区，国仇家恨，义愤填膺，他们盼望开设军事课程，学点军事知识。浙江省国民军训处派来一名姓周的少校军训教官，学生们初时对他满怀希望，但该教官喜怒无常，宽严失当，对学生无理惩罚，不久便引起极大反感。一天傍晚，几位男同学看到几位女同学被叫到教官房里谈话，好久不见出来。有一位同学闯进房间，忘了立正、脱帽、喊报告，那教官正和女同学娓娓而谈的时候，突见这莽汉，顿没好气，随手揭去该生军帽，甩到门外，接着厉声呵斥，要他到门外再按规矩进去。这时，天已经黑下来，门外站了一群男同学，齐声起哄，一下子涌进去五六人。教官一看情势不对，窜出房间，撒腿就跑，学生紧跟着追出来。喊叫声引来了很多同学和住校教职员工。曾被教官无情处罚过的学生，竟跑进房间，抓起教官掉在地上的枕头、衣服丢到大粪池里。
这时天全黑下来了，在乱哄哄的喧哗声中，突然响起数下清脆的枪声。过了一会，跑来几位同学，说枪是马时民同学打的。马时民家有手枪，擅自带枪来校却让学校领导始料不及。陈季豪校长带着几位同学和老师找来学生会代表，问马时民打枪的事，马时民坦然承认，并说军训教官平日常腰里悬着手枪，这次遭到同学围攻，很可能开枪吓唬同学，先打几枪让他明白不要仗势欺人，逼人太甚。陈校长查明情况以后，一方面严厉批评学生：虽然教官有错误，可是聚众围攻，又私自鸣枪吓唬，情节是相当严重的。另一方面，他又表示，学生年轻无知，一时冲动，当无不赦之罪。这几个学生也纷纷表示承认错误，接受教训，请求减轻处分。学校明惩暗保，实际未开除一位学生，只让几位学生“主动退学”，介绍转学至时在雅坑办学的东阳中学。
1944年秋，磐安县长卢伯炎来安文，由乡绅陪同到中国中学找陈季豪校长，要求陈季豪介绍他和师生见面并讲话。在讲话中，卢县长提出，较大学校，应有国民党、三青团的分支机构。但说完也没有人鼓掌，只得草草回衙。
1945年2月，为免却义乌及东阳北乡学生远途求学长途跋涉之苦，中国中学又派骆守镗(字步秋)老师到其老家义乌仲和乡清塘村(现义乌国际贸易城所在)设中国中学分班(即分部)，有初中6个班，以廿四间头的前厅后堂作教室。骆守镗为分部主任，在开学典礼上提出“爱国、爱校、爱家”的口号。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校师生高歌欢庆。从1942年至1945年暑假，中国中学初中第一届至第六届毕业230人，1944年至1945年暑假，高中一、二届毕业26人。
1945年9月，中国中学从安文迁回吴大元村。
重回大元
回到吴大元村后，校舍仍租用吴大宗祠和“七幢”，占地面积约6500平方米，校舍面积约4300平方米。鉴于校舍被日寇炸毁的现状，将原先的高中部和初中部易位。吴大宗祠为本部，高中部所在，“七幢”设初中部，两部相距约200米。“七幢”的一、二幢已夷为平地，无法修复，其余几幢经过维修后使用。三幢“馀庆堂”和四幢“承恩堂”之间的天井作集会场所。
抗战胜利后，省教育厅规定，私立完全中学要有图书馆、理化室、体育室、医务室等，这些都办齐了还需不动产作押。而陈家虽有高官却无此等土地房产。幸有热心教育的社会贤达缪起吾、卢纯辉两位，愿写下捐献契约，方获批准，才得以在稠城建高中部、安文留分校、清塘留分校;并到家乡东阳，在城西门街小西桥设初中部。
义乌中国中学在安文落脚及回迁吴大元期间，政治上和社会关系上得到其兄陈希豪的帮助甚大，有时经济上也受其支援。陈季豪本人知人善任，尊贤重才，又爱好文体，擅长琴棋，广交朋友，使他能够请到30年代即已出名的前辈名师和40年代青年教师中之佼佼者。故中国中学在其不足十年的历程中确实有“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之势。
难得的有曾任东阳县立中学(东中)校长的黄学龙、卢辉玉，本校分部主任陈文玉分别在中国中学担任生物、外语、国文史教师。还有曾任省立宁波中学校长的赵仲苏、杭州宗文中学校长刘文革、杭州海潮中学校长的张寿林，都在中国中学任教。三四十年代之间的进步青年教师更多，如义乌的傅纪元、王煊城、楼仁爱，南京的陆伯铮，绍兴的邵景舜等。
除上述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教师外，还有中共地下党员兰溪人徐秉庚，他与陈季豪是北京读大学时的同学，同时参加鲁迅先生领导的“左联”，抗日前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战后期被安排在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任陈希豪的秘书。其后陈希豪调任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就由陈季豪请到中国中学任教英语。解放后调任金华一中教导主任，两年后又调到杭州师院任教。历史教师方福仁，用马列主义思想、观点、方法解释朝代变革，曾被国民党下令拘捕，解放后先后担任《浙江日报》编辑、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主管后勤的事务员马忠元则曾任中共地下党东阳城区岘南分区的区委书记。
1946年秋，招高中新生44名，次年春，招56名。1947年春，高中部设4个班，学生147人，其中女生仅1人。1947年秋，招高中新生56名。1948年秋，共有高初中廿五六个班，学生千余人。陈季豪考虑到义乌境内没有高中班级(1948年秋，金华地区仅有四所中学设有高中部，即省立金华中学、县立东阳中学、私立中国中学、兰溪私立辅成中学，东中是年有首届高中毕业生)，就拟订中国中学办学方针，高中向义乌发展，初中向东阳发展。于是将楼梦弼老师的住宅买下来作校本部，以义乌东门楼祠堂作高中教室。东阳西门头设中国中学初中分班，学生156人，聘训育主任徐崖松主其事。招收一年级新生4个班248人(其中春季122人，秋季126人)。
1949年5月东阳解放。人民政府对学校采取“维持现状，逐步改造”的方针。根据专署文教科“将义乌中国中学与树德中学合并办理，而将东阳分部(原称“分班”)独立起来，另组校董会，筹募校产，以求单独发展”的意见，8月24日，义乌中国中学与树德中学合并，成立“义乌县私立树国中学”。6月20日，陈季豪以义乌私立中国中学校长、东阳私立中国初级中学主委的身份，报请东阳县人民政府，将中国中学东阳分班改为“东阳县私立中国初级中学”。原分部主任徐崖松，被派到东阳中学任校委会主任委员。9月再次呈报，以陈人文等名师10人组成校董会，聘请校务委员5人，并推陈季豪为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逸天为副主任委员(1950年春，杨“另有他就辞职”后，王祖茂为副主委)，实行集体领导的校委制。1949年9月12日启用“东阳县私立中国中学”木质方形校钤。1956年6月改为公立学校，与设于外托张四宗祠的东阳中学分部合并，易名“东阳县第二初级中学”。1970年恢复高中招生，遂名“东阳县第二中学”。1993年初中脱钩，成为纯高中学校，1996年定名“东阳市第二高级中学”。
同源诸校
君毅中学在几十年的坎坷征程、艰难经历中，衍生了八所中学。
抗战期间滞留于上海的三成君毅师生，继续以君毅中学的名义办学，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被日军所占，遂设法南迁至义乌，与先期到达的分校师生会合。1944年，尚有部分留沪师生暗中以君毅中学名号办学，1947年在沪正式复校。新中国成立后，与其他九校合并而为“上海市五育中学”，即今之上海市第六十七中学。
抗战爆发后张宗峄等人创办的黄岩战时高中补习学校，1938年春改为私立上海君毅中学黄岩分校，张宗峄之大女婿吴文任校长(张宗峄之小女婿王启东其时就读君毅中学黄岩分校，王曾任浙江大学材料系教授、副校长，浙江省科协主席，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浙江省主委，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次年暑假并入黄岩县立中学，成为该校的高中部。
抗战胜利后，黄造雄拟将学校回迁上海，但上海之校舍已被毁，遂落脚于杭州，1946年初创设“杭州君毅中学”，东阳教育界名人徐希瑜任教务主任。1952年2月，与止戈中学、安徽中学合并而为“杭州联合中学”，1956年2月更名“杭州第六中学”，并以原安徽中学校址——安徽会馆为校址。
反对继续南迁的君毅中学另一部于1942年初成立“义乌县私立中国中学”。该校于是年迁至磐安县安文镇办学，后衍为廿三里中学、磐安中学、东阳二中和义亭中学。
1945年2月，中国中学委派教员骆守镗在义乌仲和乡清塘村设中国中学分部，有初中春一新生两个班，初中秋一、春二各两个班，共6个班。该分部在1948年7月迁往苏溪镇殿下村，易名“义乌县私立江南初级中学”。1949年9月，迁校苏溪胡氏宗祠。 1951年1月迁至廿三里乡上社村，即原廿三里中学址。1956年命名“义乌县第三初级中学”，1959年易名“义乌县廿三里初级中学”，2011年7月迁新址后改名义乌市第六中学。
1945年9月，中国中学从安文迁回吴大元村，留一安文分部，以磐安籍学生为主，由陈文玉主持。次年该分部易名“磐安县私立文范中学”，1950年2月与其他三校合并而为“磐安县初级中学”，后发展为“磐安中学”。
1949年5月8日，东阳解放。次月即报请东阳县人民政府将中国中学东阳分部改为“东阳县私立中国初级中学”，是为东阳二中前身。
1949年8月24日，义乌中国中学与义乌树德中学合并，成立“义乌县私立树国中学”，其时有高中6个班，初中12个班，学生共672人，教职员工44人。该校在1956年由国家接管后改称义乌第二初级中学，并从稠城迁至义亭，成为现今的义亭中学。
而黄造雄赴台后，在留台君毅校董及校友的倡议和推动下，并得到苗栗县竹南镇地方人士帮助，于1959年8月在竹南镇恢复私立君毅高级中学，系至今在台湾恢复原内地校名的唯一一所中学。1972年8月董事会改组，黄造雄任董事长。1973年，黄造雄因身体日衰，林金榜接任校长至今。
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中国中学(图）
中国中学，在抗战烽火中脱胎于上海市私立君毅中学，辗转于吴大元、冰塘坑、安文三地，热血满腔，誓卫中华;救亡图存，众志成城;艰苦办学，弦歌不辍;滋兰树蕙，桃李芬芳，为地方教育史书写了不朽的篇章。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回顾这段历史，以铭记日本侵略者对我国教育事业的戕害，铭记诸多乡贤在民族危亡的岁月里，仍秉持教育救国、作育人才的崇高理念，于颠沛流离、艰难困苦中为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
2015.7.26
《东阳史志》2015·3(总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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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毅(1906—1927) 系王启东先生妻子张苏澄女士的大哥。 君毅中学就是为了纪念他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从清献中学堂至县立中学时期校长考略
在黄岩中学校史资料整理的过程中，有一张老照片弥足珍贵。此照片摄于黄岩解放前最后一位校长吴文任上，吴校长约了在黄岩的老校长6人，合影于学校的仓颉祠前。这是目前发现黄岩中学唯一一张解放前部分校长的合影照，极富史料价值。但笔者近来翻阅政协黄岩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年编的《黄岩文史资料》第十二期《解放前黄中六校长合影并说明》一文，有照片的影印件和熟悉黄岩掌故的尤伯翔先生的注解。此影印件截去老照片左边第1人，变成了6人合影。这6位校长从右至左分别是吴文、张宗峄、王士森、王念劬、许植方和牟振飞。照片中左边截去的第1人是谁？为何截去？带着这些疑问，笔者走访了部分还健在的解放前在黄中就读和工作的老校友，均没能找到确切的答案，只好留待知情人士指教或以后考证了。
根据《黄岩县新志》记载，自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清献书院改办清献中学堂以来至1949年5月黄岩解放，共有20人出任校长或监督，另有3人任代理校长或监督。其中有2人（即王士彬、许植方）两度出任校长或监督，还有2对父子校长或监督（即陈瑞畴和陈士干，张浚和张宗峄），1对翁婿校长或监督（张宗峄和吴文）。
旧制中学时期的12位监督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当时主讲清献书院的王舟瑶拟订章程，将书院改办为清献中学堂。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颁布了学堂章程，规定学制为5年，推邑人江青为首任监督。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学校系统令》，学制改为4年。同年，清献中学堂改名为清献中学校。从清献中学堂到清献中学校，共有12位监督主持校政，他们大多为本县的乡贤硕儒，科举出身，或为举人，或为贡生，旧学功底深厚，为乡人称许；也有部分为新式学堂毕业或有留洋经历，受新学熏陶，思想开明。
江青，字数峰，号伯震，黄岩人。曾就学于九峰书院，与王舟瑶、黄方庆、陈瑞畴、喻长霖等师从大儒王棻。光绪二十年（1894年）优贡，历任宁波府学教授、汤溪县学教谕。著有《孝弟续录》二卷等。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被推举为清献中学堂第一任监督。
陈洛东，字禹钦，黄岩上陈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丁酉科中式第3名举人。曾任直隶候补知县，后继江青任清献中学堂监督，具体时间不详。
陈瑞畴，字锡九，号毅轩，黄岩人。光绪十一年（1885年）举于乡。平生气质纯粹，劬学敦品。初治经学，后读宋儒书，实事求是，略无门户习。光绪间，历主九峰、清献两书院讲席，嘉兴县学教谕，严州府学训导，教导后进不遗余力。二十九年（1903年），任云南大姚知县。三十二年（1906年），曾任清献中学堂监督。三十四年（1908年），署广西柳城县事。著有《困学录》四卷、《慎怀堂文钞》若干卷。
王士骏（1838-1916），号吉人，黄岩人。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拔贡。光绪年间，先后在福建平和、松溪等6个县担任过九任知县，任内革弊兴利，重视地方建设。官至知府衔直隶州知州，从四品，授清朝议大夫。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曾任清献中学堂代理监督。
张浚，字子远，黄岩人。少孤，事母至孝。曾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朴学大师俞樾。学成以后，主讲九峰、清献及宁海缑城诸书院讲席，循循善诱。通形声训诂之学，得汉儒家法。47岁，始以优贡试知县，到山东受知于张襄勤公，掌书局，日事校雠。十余年，始宰栖霞县。明年榷盐郓城。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回乡主教于九峰书院，一意讲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继王士骏担任清献中学堂代理监督。年八十卒。著有《镕经室集》、《宁海县志》、《戚继光年谱》等。
王士彬，字孟鏐，号梦九，黄岩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壬寅科中第79名举人。三十四年（1908年）任清献中学堂监督。1912年清献中学堂改名清献中学校，1913年再任监督，当年有四年制第一届20名学生毕业。
陈士干，字心存，黄岩人。陈瑞畴子。恬静好学，京师译学馆毕业。曾选任浙江省谘议局议员。宣统二年（1910年），任清献中学堂监督，始有五年制第一届16名学生毕业。后改任浙江省立第六中学校（简易师范科）校长。
王士森，字松甫，黄岩人。清庠生，宣统三年（1911年）任清献中学堂监督。1923年至1930年3月任黄岩县立民众教育馆馆长，1932年至1937年7月任黄岩县立图书馆馆长。
张宗峄（1888—1949），字季庸，黄岩人。张浚子。宣统二年（1910年）毕业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优级史地科。初任清献中学堂史地教师，1912年6月至12月任清献中学堂（1912年9月改名为清献中学校）监督。继被选为浙江省议员，曾一度赴日本留学，回国后任南京木厘局局长、上海闵行税所所长、江苏江阴县知事等职。因军阀割据，江浙地域战事紧张，弃职还乡。
王运玑，字曰珂，号叔明，黄岩宁溪人。光绪十九年（1893年）癸巳恩科中104名举人。曾任候选直隶州州同，1916年8月至1920年7月任清献中学校监督。1920年被选为黄岩县议会参事。
许企谦，字卓敷，黄岩人。日本明治大学法学部毕业，清朝廷奖法政科举人，授七品小京官，历任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中央军官学校陆军26军军官团政治教官。1920年8月至1922年7月担任清献中学校监督，期间1921年10月被选为黄岩县议会议长。著有《日本监狱制度—斑》、《法学通论》、《法制浅说》等。
王念劬（1877—1951），原名炳珩，号松渠，黄岩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举人，次年入京师大学堂史地科，卒业后任湖州师范学堂监督，任内曾赴日本考察教育。1922年8月任清献中学校监督（9月全国学制改革后，改名为黄岩县立中学校，1923年改监督为校长），1930年任杭州西湖博物馆馆长，后曾任宁波防守司令部秘书和河南省政府秘书等职。抗战期间，息影故里任九峰图书馆馆长，参与重修《民国黄岩县新志稿》。工诗善书，随意挥洒，醉墨淋漓。在杭与经亨颐、张宗祥、黄宾虹、余绍宋等诗酒往还。今九峰桃花潭之“水深不碍蓬莱浅，桃熟频闻方朔过”亭联及中山纪念林碑刻即为其所书。辑有《胜流集》，大部散佚。
初级中学时期的7位校长
1922年9月，全国实行学制改革，中学实行初中3年、高中3年的学制。次年，清献中学校改名为黄岩县立中学校，单设初中，原监督改称校长。1932年，学校又改名为黄岩县立初级中学。在初级中学时期，共有7人出任校长。这些校长既有比较扎实的旧学功底，又接受过比较系统的高等教育。
许植方（1897—1982），字鲁瞻，又名学贤，黄岩人。1915年毕业于清献中学堂，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东南大学）毕业后，先后在齐鲁大学化学系、金陵大学化学系任助教。1923年出国，先在菲律宾华侨中学任训导主任兼教员，后进菲律宾大学，半工半读，专攻植物化学和植物油脂化学等专业。1927年7月至1928年7月，出任其母校黄岩县立中学校校长。1927年8月，将东西斋改建为楼房，作学生宿舍，大大改善了学生的住宿条件。1931年初，到上海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国药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药化学成分研究。1935至1940年，许植方任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讲师，1938年起兼任大同大学化学系教授，在交通大学期间曾建立许氏国药研究室，继续国药成分研究。1940年开始先后任福建医学院药学系教授、英士大学药学系教授、北洋工学院化工系主任兼教授。1944年8月至1945年9月再次出任黄岩县立中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许植方被聘为浙江大学药学系教授，并兼任浙江医学院和华东药学专科学校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时，到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任教，创建分析鉴定科并任主任，从事植物化学的研究。1958年，转入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植物成分化学研究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平反，于1979年回到上海第一医学院任教授。1982年3月18日在故乡病逝，终年85岁。
牟震西，黄岩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历中央宣传部指导处指导科长、浙江省反省院院长、河北省训政学院教授、四川省立重庆大学教授兼训导长、浙江大学教授。1928年8月至1929年2月任黄岩县立中学校校长。1931年当选国民党第四届浙江省委候补监察委员，1932年第五届监察委员。1942年当选为浙江省议会第二届议员、省参议会议员。1943年1月在临海创办《宁绍台日报》，任社长。著有《中国国民党党义表解》等。
周沉毅，字声涛，黄岩沙埠人。迁居邑城大街。1914年毕业于清献中学堂，入私立上海法学院法律专门部毕业。曾任陆军45师少校军法官。1929年3月至6月任黄岩县立中学校校长。
奚继武（？—1932），字肖甫，初名允昌，世居黄岩。少颖悟，学习成绩优异。肄业于斐迪（宁波教会学校），尤精英文，有融中西学于一炉之意愿。后入上海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在“五卅”运动影响下，欲从改革教育入手，以振奋人心。1926年大夏大学毕业后，慨然返乡办学。次年，任女子师范讲习所所长。1927年4月因王念劬校长辞职，暂代黄岩县立中学校校长至7月。1929年7月至1932年6月兼任黄岩县立中学校校长。1930年在仓颉祠南建平房一座为艺术教室，1932年呈准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专办初中，改称县立初级中学。先生生活简朴，自律甚严。一身二任，工作繁忙，能周密安排，办学成效昭著，为教育界表率。1932年7月，冒暑赴沪考察教育，不幸染病，医治无效而殒。后人在校内建继武堂以示纪念。
陈敬衡，字雄飞，黄岩人。京师高等实业学堂化学科毕业。1932年7月至1933年4月任黄岩县立初级中学校长（后由方景徇代理至7月）。著有《农用化学分析》等。
陈熙光（1889—1951），字燮卿，宁海人。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致力于教育事业三十余年。1928年10月至1929年2月任宁海县教育局长。1933年7月至1940年7月任黄岩县立初级中学（后因增设高中改名为黄岩县立中学）校长。先生对学校的发展，功莫大也。《黄岩县新志》记载：“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校长陈熙光毁大门、重门及前斋东西厢平屋，募款改建西式楼房两进。翌年，改建后斋楼房一座，复扩充膳厅、盥洗室、体育室及原有运动场，并将前斋东西厢屋料就仓颉祠西改建女生宿舍，增添班级，并招收女生，以宏造就。”至此，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又增添班级至9个，并兼收女生。1938年添办高中班，当年正式招收高中学生4个班，还合并了黄岩战时补习学校高中班（又名上海君毅中学黄岩分校），是为黄岩有高级中学之始。为避日机轰炸，1938年9月将初中部4个班迁至西乡灵石书院授课。1939年1月学校改名为黄岩县立中学，2月学校全部迁往灵石，因为校舍不足，乃设立分部于溪头下岙崇法寺。学校西迁，虽条件艰苦，但先生广延名师，学风严谨，学校因此声名鹊起。此外，先生还曾担任浙江省立第六中学、宁海中学、宁海师范等学校校长。
完全中学时期的6位校长
1938年，黄岩县立初级中学经浙江省教育厅批准添办高中班，学校成为完全中学。1939年1月，学校因此改名为黄岩县立中学。至1949年5月黄岩解放，学校历经动荡，尽管先有抗日战争，后有解放战争，环境艰苦，但黄中学子心系国运，教师勤勉治学，教学质量名闻全省。1943年7月，高中学生参加全省高中毕业会考，一举夺魁。其间有6人曾担任校长，大多为著名高等院校毕业，懂教育，善管理。
江文炜（1904—1966），字问雨，温岭人。1922年毕业于杭州私立安定中学。后考入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毕业后即回安定中学任教（1937年曾短期执教于春晖中学），曾任国文、公民课教员，训育主任，教务主任等职。1940年8月至1943年7月出任黄岩县立中学校长，1943年7月高中学生参加全省毕业会考荣获第一名，学校声名远播。随后回乡任温岭县立中学校长。1945年7月，调任省教育厅督学。1946年7月，杭初复校，任校长。
牟振飞（1893—1975），字正非，黄岩茅畲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因“火烧赵家楼”被捕，同年在工科采冶学门毕业，留校任教曾任讲师。抗战时回乡任茅畲乡长，协助中共党组织，进行抗日活动。1943年8月至1944年7月任黄岩县立中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天台中学、临海师范、台州护士学校、省卫生干校等校任教。
郑抱天，原名朝元，字念北，黄岩人。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政治经济科毕业。曾任杭州私立民生中学校长。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任黄岩县立中学校长。1945年11月，学校由灵石迁回。因校舍不敷，留初中部三班学生于灵石，设灵石分部。
吴文，又名汶，字孟文，黄岩金清人。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曾因举办大型进步文艺墙报被国民党追捕，留学日本东京大学，认识郭沫若，经常切磋诗文。抗战爆发后，毅然归国返里。历任上海光华实验中学教师、上海君毅中学黄岩分校校长、温岭县立中学校长。1946年8月至1949年6月任黄岩县立中学校长。1947年8月，灵石分部迁至九峰改为二院。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台中学、台州中学教师及台州文联秘书长职。系省作家协会会员，名重文坛，擅长诗词，清丽洒脱。尤以书法秀逸，另出一派。辞世后，生前友好搜集遗作，辑成《吴汶古诗词集》付梓行于世。
张季庸先生轶事
01/29/2023
【城南散记】清献中学堂监督张季庸
凤凰网浙江综合 2020-05-13 16:10
张若松，名宗峄，字季庸，以字行，人称张季庸。生于光绪戊子年（1888），于民国卅八年（1949）年7月去世。祖籍黄岩南城土屿，为土屿张氏二十二世。他是与黄岩柔桥王棻齐名的“浙东经师”张濬幼子，长兄张楠，二哥张仲丹。张濬曾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署山东栖霞县知县，张仲丹曾于民国十三年（1924）署浙江云和县知事。张季庸和父亲张濬、二哥张仲丹父子三人，被人们誉为黄岩“一门三知县”。
张季庸夫人为黄岩岁进士柯心斋幼女柯氏，共有子女10人。长子张君毅，“君毅中学”即以他命名。次子张亨、三子张永錫、四子张广建、幼子张柏青。长女张佩玉、次女张兰芬、三女张雅云、四女张苏澄、幼女张春申。他从小聪颖好学，“自幼日待镕经公（张濬镕经室）左右习闻经史百家，微言奥旨，辄能上下古今议论，故公甚爱之。”年纪18岁开始进入浙江优级师范学校史地科学习，宣统二年（1910）毕业。
张季庸宣统三年（1911）在清献中学堂执教，民国元年（1912）7月至12月担任清献中学堂学监，同年被选为省议会议员。在黄岩中学校史上，张季庸一家上下值得称道，可以说一家三代为黄岩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张季庸的父亲张濬曾经担任清献书院主讲，他的长女张佩玉嫁给金清复旦大学毕业生吴文（吴孟文）。民国卅六年（1947）8月至民国卅八年（1949）7月期间，吴文担任黄岩县立中学校长。
他曾经在清末《公管浚河案》中，慷慨陈述委羽山下三余闸权益，指陈利弊，官河水利才得到疏浚。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汇集黄岩有志之士创办城防，黄城得到保护，于是被选为县议员，期间业绩贡献很大。在张濬71岁高龄之际，父亲得了肠痹病，连续好几个月医治没有效果，许多医生束手无策。他日夜想办法治疗，突然有一天自悟润肠方法。“以指细剔硬者，灌胆汁，病竟豁然。”父亲转危为安，他才安心出国深造。
民国二年（1913）他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大学政治科。民国四年（1915）参加四届县知事考试，取列甲等，分发江苏。民国十一年（1922）署江苏江阴县知事，历任江苏闵行税所长、上新河兼镇江木厘局长、下关税所长、津浦南段货捐局长、南北和平会议参议厅参议省公署及财政厅咨议等差，并由徐大总统特给五等嘉禾章，并由江苏省长王湖特保简任职。
在任职江阴县知事期间，由于江阴地处长江要塞，卧虎藏龙，难以治理。他清慎勤勉，亲自处理政务，刑明法度，让各方豪强诚服。黄山要塞驻兵侵害百姓利益，他出面交涉，周全百姓利益。当时北关在河两岸集市，交通不便，他建设“普惠桥”通行两岸，方便集市。当时长江有夹江叫南夹，宽阔达数千公顷，在江潮淤塞时候，被当地百姓争相围垦，作为私田，与大自然争地，酿成水灾。他出台规定，严禁开垦，将当时假公济私的“福利公司”封闭，严厉处罚，让沿江的百姓感恩戴德。
这时，刚好战事频繁，军队过境的军阀士兵有七八万，沿途敲诈索取并扰民。并且强拉壮丁入伍，老百姓怨声载道。他开始兼任当地军法官，亲自坐镇北关，二十个昼夜。虽然为过往军队提供粮草经费，但与卢姓悍将据理力争，最后达成一致，仅供钱粮，谢绝抓壮丁服役，终于让老百姓吃下定心丸。
随着军阀混战愈演愈烈，张季庸感觉世道在变，于是挂冠故里，辞职还乡，当时年仅31岁。回到黄岩后，他一开始不问世事，修葺宗祠，奖励张姓氏族优秀子弟学习。民国九年（1920），黄岩出现饥荒，他首先异地采购稻米数千石平粜给当地民众。民国十年（1921），又购买粮食三百石，为土屿贫乏家庭赈灾。同时恢复西江上游的下浦壩，土屿各村村民感恩戴德，民众代表六十人公献“惠我田畴”匾额歌颂他，现存《惠我田畴》叙文。
另外，他还组织民众打击奸商，平息东南乡抢盐事件，避免了当地民众一场战事。并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创办了上海君毅中学黄岩分校，出任校董。民国十九年（1930）年，张季庸拿出家里的巨资和兄长张仲丹一起，邀请张氏家族中的德高望重人士，重修《台州黄岩张氏家谱》29卷31本，给橘乡黄岩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张季庸居住在寺后巷“庸庐”，庸庐取名字最后一字起名，也是自谦之语。庸庐位于现橘都大酒店西停车场旁西侧，当时宅院很大，从现寺后巷东口12号天长南路区块改造旧城指挥部，直通东面橘都大酒店。现存的张季庸故居，留有南路区块改造旧城指挥部房屋一幢，以及前后围墙院落，墙上布满了藤蔓。属民国时期灰雕砖木建筑，走在楼上，如细加辨别，仍然可见多处灰雕墙面。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在这个春天的一个下午，正是夕阳西下之时，一个人走在寺后巷，步入张季庸“庸庐”，徘徊其间。尔后，在夕阳的余晖中，回味着张季庸“一门三知县”和“黄中一门三校长”的往事，走出庸庐，重新走在悠悠小巷之中。
原文链接：https://www.xuehua.us/a/5ec30750b66c8c643a074851
张若松，名宗峄，字季庸，以字行，人称张季庸。生于光绪戊子年（1888），于民国卅八年（1949）年7月去世。祖籍黄岩南城土屿，为土屿张氏二十二世。他是与黄岩柔桥王棻齐名的“浙东经师”张濬幼子，长兄张楠，二哥张仲丹。张濬曾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署山东栖霞县知县，张仲丹曾于民国十三年（1924）署浙江云和县知事。张季庸和父亲张濬、二哥张仲丹父子三人，被人们誉为黄岩“一门三知县”。
张季庸夫人为黄岩岁进士柯心斋幼女柯氏，共有子女10人。长子张君毅，“君毅中学”即以他命名。次子张亨、三子张永錫、四子张广建、幼子张柏青。长女张佩玉、次女张兰芬、三女张雅云、四女张苏澄、幼女张春申。他从小聪颖好学，“自幼日待镕经公（张濬镕经室）左右习闻经史百家，微言奥旨，辄能上下古今议论，故公甚爱之。”年纪18岁开始进入浙江优级师范学校史地科学习，宣统二年（1910）毕业。
张季庸宣统三年（1911）在清献中学堂执教，民国元年（1912）7月至12月担任清献中学堂学监，同年被选为省议会议员。在黄岩中学校史上，张季庸一家上下值得称道，可以说一家三代为黄岩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张季庸的父亲张濬曾经担任清献书院主讲，他的长女张佩玉嫁给金清复旦大学毕业生吴文（吴孟文）。民国卅六年（1947）8月至民国卅八年（1949）7月期间，吴文担任黄岩县立中学校长。
他曾经在清末《公管浚河案》中，慷慨陈述委羽山下三余闸权益，指陈利弊，官河水利才得到疏浚。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汇集黄岩有志之士创办城防，黄城得到保护，于是被选为县议员，期间业绩贡献很大。在张濬71岁高龄之际，父亲得了肠痹病，连续好几个月医治没有效果，许多医生束手无策。他日夜想办法治疗，突然有一天自悟润肠方法。“以指细剔硬者，灌胆汁，病竟豁然。”父亲转危为安，他才安心出国深造。
民国二年（1913）他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大学政治科。民国四年（1915）参加四届县知事考试，取列甲等，分发江苏。民国十一年（1922）署江苏江阴县知事，历任江苏闵行税所长、上新河兼镇江木厘局长、下关税所长、津浦南段货捐局长、南北和平会议参议厅参议省公署及财政厅咨议等差，并由徐大总统特给五等嘉禾章，并由江苏省长王湖特保简任职。
在任职江阴县知事期间，由于江阴地处长江要塞，卧虎藏龙，难以治理。他清慎勤勉，亲自处理政务，刑明法度，让各方豪强诚服。黄山要塞驻兵侵害百姓利益，他出面交涉，周全百姓利益。当时北关在河两岸集市，交通不便，他建设“普惠桥”通行两岸，方便集市。当时长江有夹江叫南夹，宽阔达数千公顷，在江潮淤塞时候，被当地百姓争相围垦，作为私田，与大自然争地，酿成水灾。他出台规定，严禁开垦，将当时假公济私的“福利公司”封闭，严厉处罚，让沿江的百姓感恩戴德。
这时，刚好战事频繁，军队过境的军阀士兵有七八万，沿途敲诈索取并扰民。并且强拉壮丁入伍，老百姓怨声载道。他开始兼任当地军法官，亲自坐镇北关，二十个昼夜。虽然为过往军队提供粮草经费，但与卢姓悍将据理力争，最后达成一致，仅供钱粮，谢绝抓壮丁服役，终于让老百姓吃下定心丸。
随着军阀混战愈演愈烈，张季庸感觉世道在变，于是挂冠故里，辞职还乡，当时年仅31岁。回到黄岩后，他一开始不问世事，修葺宗祠，奖励张姓氏族优秀子弟学习。民国九年（1920），黄岩出现饥荒，他首先异地采购稻米数千石平粜给当地民众。民国十年（1921），又购买粮食三百石，为土屿贫乏家庭赈灾。同时恢复西江上游的下浦壩，土屿各村村民感恩戴德，民众代表六十人公献“惠我田畴”匾额歌颂他，现存《惠我田畴》叙文。
另外，他还组织民众打击奸商，平息东南乡抢盐事件，避免了当地民众一场战事。并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创办了上海君毅中学黄岩分校，出任校董。民国十九年（1930）年，张季庸拿出家里的巨资和兄长张仲丹一起，邀请张氏家族中的德高望重人士，重修《台州黄岩张氏家谱》29卷31本，给橘乡黄岩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张季庸居住在寺后巷“庸庐”，庸庐取名字最后一字起名，也是自谦之语。庸庐位于现橘都大酒店西停车场旁西侧，当时宅院很大，从现寺后巷东口12号天长南路区块改造旧城指挥部，直通东面橘都大酒店。现存的张季庸故居，留有南路区块改造旧城指挥部房屋一幢，以及前后围墙院落，墙上布满了藤蔓。属民国时期灰雕砖木建筑，走在楼上，如细加辨别，仍然可见多处灰雕墙面。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在这个春天的一个下午，正是夕阳西下之时，一个人走在寺后巷，步入张季庸“庸庐”，徘徊其间。尔后，在夕阳的余晖中，回味着张季庸“一门三知县”和“黄中一门三校长”的往事，走出庸庐，重新走在悠悠小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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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到一篇我堂叔王文中写的文章，讲的是我的曾祖父们的往事，与大家分享：
俞樾和他的台州籍弟子们
照片1
今日途径浙江博物馆，发现馆墙边上树立了一块古经精舍旧址的石碑。
联系到我的爷爷王士骏，曾拜师俞樾，肄业于古经精舍，并拔得浙省癸酉拔贡头名的历史，他应该是俞樾最得意的学生。
发一些有关的照片，给古经精舍和俞园增加一些历史资料：
旧址西边的俞樾纪念馆。
俞曲园记念馆
当年王士骏的拔贡试卷
俞樾和他的台州籍弟子们
今日途径浙江博物馆，发现馆墙边上树立了一块古经精舍旧址的石碑。
联系到我的爷爷王士骏，曾拜师俞樾，肄业于古经精舍，并拔得浙省癸酉拔贡头名的历史，他应该是俞樾最得意的学生。
发一些有关的照片，给古经精舍和俞园增加一些历史资料：
旧址西边的俞樾纪念馆。
杭州诂经精舍往事---俞樾的四大弟子----王彦威、王士骏、张浚、林文蔚
作者：王文中
杭州西湖边曾经有个诂经精舍，它与敷文、崇文、紫阳三大书院并称杭州的四大书院。
俞樾（曲园）曾是诂经精舍的掌教，他当年以“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一句破“淡烟疏雨落花天”的考题，获得主考官曾国藩的青睐，所以俞樾是很懂科场规矩的。他在诂经精舍指导经史研究外，也重视学生的科考时文。
1870年，精舍在其执掌下不过两年，便有19名精舍肄业生在乡试中中举，又有3人以优贡而直接进入国子监，科名之盛，轰动江南。连敷文、紫阳、崇文的学生都纷纷转来俞樾门下。
俞樾主精舍讲席，此后掌教三十余年。此间精舍肄业生徒，有从浙江其他三所书院(敷文、崇文、紫阳)选送者，可谓当时全省最高学府。光绪二十三年(1897)，浙江巡抚廖寿丰奏将杭州敷文、崇文、紫阳、诂经、学海、东城等六所书院酌筹改并，成为中西实学的求是书院。
1898年，78岁的俞樾辞去了精舍的讲席，弟子们为恩师在西湖边修建了一栋二层小楼，取名俞楼。
目前，杭州孤山南麓，有一座面向西湖的二层清式小楼，它就是新修的俞楼，---俞曲园纪念馆。曲园是俞樾的字号，这位清代经学大师，是当代文学大师俞平伯的曾祖父，是国学大师吴昌硕、章太炎的老师。
至今人们可以在重修后的俞楼上观览湖山。
我的爷爷王士骏1873年肄业于诂经精舍，俞樾是他的恩师。
从诂经精舍肄业的还有王彦威、张浚、林文蔚。在我爷爷留存的日记中都有他们详细的记载，他们都是黄岩老乡，似乎都从黄岩的九峰书院起步，曾师从王棻山长，再到杭州诂经精舍进修，然后以拔贡、举人、进士身份步入仕途。
他们四人在各自的仕途中，都作出不少利民的业绩，他们的友谊一直维系了一生，直至今日，这种亲情友谊还延续在他们的子孙之间。
王彦威（1842～1904），字 弢甫，黄岩县城人。同治九年（1870）举人，历任工部衡司主事，营缮司员外郎，军机章京，江南道监察御史，太常少卿。光绪十二年（1886），为军机处汉官领班章京。
王士骏（1838-1916），号吉人，黄岩人。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拔贡。光绪年 间，先后在福建平和、松溪等6个县担任过九任知县，任内革弊兴利，重视地方建设官至知府衔直隶州知州，从四品，授清朝议大夫。光绪三十三年任清献学堂代理监督。
张浚，字子远，黄岩人。少孤，事母至孝。曾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朴学大师俞樾。学成以后，主讲九峰、清献及宁海缑城诸书院讲席，循循善诱。通形声训诂之学，得汉儒家法。47岁，始以优贡试知县，到山东受知于张襄勤公，掌书局，日事校雠。十余年，始宰栖霞县。明年榷盐郓城。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回乡主教于九峰书院，一意讲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继王士骏担任清献中学堂代理监督。年八十卒。
著有《镕经室集》、《宁海县志》、《戚继光年谱》等。
林文蔚（丙修）甲午科进士，他所作的《京都黄岩会馆记》，为我们详细记述了当时黄岩会馆建设的情况。黄岩当时在京城当官的有杨晨和王彦威两人，恰好当时位于青厂的官房要卖，于是在他们的多方努力下，买下了一个三厅两厢的大院。于是这个院落就成为了黄岩（椒江、路桥）读书人的聚集地。我们现在从王士骏先生的日记里，还可以充分感受到当时黄岩会馆的兴旺。例如：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恰好章一山、朱文劭参加京试，也正是在黄岩会馆中，一帮学子与在京的台州乡贤对试题作了探讨，场景非常生动。
林丙修，原名文蔚，字南樵，号霨生，黄岩砚池人。光绪十九年(1893)以岁贡应浙江乡试中式经魁，二十年联捷成进士。历任江苏华亭、吴县等知县，任上因政绩卓著，累升候补道，迭主湘苏大府幕。著作有《易顼言》四卷、《易学余闻》四卷等。
下面是王士骏当年日记的记录：
1872年七月十七
考优无情者至大畏民志赋，得远闻佳士辄心许得心字。次日，合属生员府学题：君子存之至於人伦，黄岩题，立贤无方至未之见，通场经题关石和钧诗赋得鲜竹，酉刻交卷。
经古案发合属经解，取二名王士骏、张濬。
十九，复经古题：不说遂事、不谏既往。申刻放牌，出等第图，府学二十二名：一陈义、二王士骏、三孙大奎、四杨鳣卿、五林文蔚、六曹涵、七张建鏕
十三，学宪下马，次日谒圣讲书。
次日考经古，辰刻局门巳刻发题，尚书用韵，考吴楚无诗说，二考冰壶先生赋，以食无常味适口者珍为韵。诗，似倩麻姑痒处搔，童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解，宵雅肄三解游山读书赋，作解三首，未一首不及謄真。
次日考阖，属生员四更扄试，五更发题：文王以百里问汉代循吏，诗去而益詠。
次日考优生、贡监优，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诗：儿童冬学闹此邻，得邻字。贡我不欲人之，加一节诗：寒山影裏见人家，得寒字。酉刻出场，发经古图经解二名，府学：王士骏、张濬。
卄五，辰刻出选拔榜，府学：王士骏、太：蒋骧云、黄：邱撫辰、太：江翰青、宁：吴越良、天：陈继实、仙：徐珍。
这是当年的考题和选拔过程，按清朝拔贡制度，十二年一选，每个府学只能选拔两名，按屡次考核结果，王士骏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但张濬没有出现在拔贡名单中，他后来似乎走了举人之路，成了九峰书院山长，1907年还与王士骏先后当了一段黄岩中学的监理。
老乡、同学、同僚，还包括光绪的小军机王彦威，他们四个朋友半个世纪的友谊是值得羡慕的。
作者：王文中
杭州西湖边曾经有个诂经精舍，它与敷文、崇文、紫阳三大书院并称杭州的四大书院。
俞樾（曲园）曾是诂经精舍的掌教，他当年以“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一句破“淡烟疏雨落花天”的考题，获得主考官曾国藩的青睐，所以俞樾是很懂科场规矩的。他在诂经精舍指导经史研究外，也重视学生的科考时文。
1870年，精舍在其执掌下不过两年，便有19名精舍肄业生在乡试中中举，又有3人以优贡而直接进入国子监，科名之盛，轰动江南。连敷文、紫阳、崇文的学生都纷纷转来俞樾门下。
俞樾主精舍讲席，此后掌教三十余年。此间精舍肄业生徒，有从浙江其他三所书院(敷文、崇文、紫阳)选送者，可谓当时全省最高学府。光绪二十三年(1897)，浙江巡抚廖寿丰奏将杭州敷文、崇文、紫阳、诂经、学海、东城等六所书院酌筹改并，成为中西实学的求是书院。
1898年，78岁的俞樾辞去了精舍的讲席，弟子们为恩师在西湖边修建了一栋二层小楼，取名俞楼。
目前，杭州孤山南麓，有一座面向西湖的二层清式小楼，它就是新修的俞楼，---俞曲园纪念馆。曲园是俞樾的字号，这位清代经学大师，是当代文学大师俞平伯的曾祖父，是国学大师吴昌硕、章太炎的老师。
至今人们可以在重修后的俞楼上观览湖山。
我的爷爷王士骏1873年肄业于诂经精舍，俞樾是他的恩师。
从诂经精舍肄业的还有王彦威、张浚、林文蔚。在我爷爷留存的日记中都有他们详细的记载，他们都是黄岩老乡，似乎都从黄岩的九峰书院起步，曾师从王棻山长，再到杭州诂经精舍进修，然后以拔贡、举人、进士身份步入仕途。
他们四人在各自的仕途中，都作出不少利民的业绩，他们的友谊一直维系了一生，直至今日，这种亲情友谊还延续在他们的子孙之间。
王彦威（1842～1904），字 弢甫，黄岩县城人。同治九年（1870）举人，历任工部衡司主事，营缮司员外郎，军机章京，江南道监察御史，太常少卿。光绪十二年（1886），为军机处汉官领班章京。
王士骏（1838-1916），号吉人，黄岩人。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拔贡。光绪年 间，先后在福建平和、松溪等6个县担任过九任知县，任内革弊兴利，重视地方建设官至知府衔直隶州知州，从四品，授清朝议大夫。光绪三十三年任清献学堂代理监督。
张浚，字子远，黄岩人。少孤，事母至孝。曾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朴学大师俞樾。学成以后，主讲九峰、清献及宁海缑城诸书院讲席，循循善诱。通形声训诂之学，得汉儒家法。47岁，始以优贡试知县，到山东受知于张襄勤公，掌书局，日事校雠。十余年，始宰栖霞县。明年榷盐郓城。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回乡主教于九峰书院，一意讲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继王士骏担任清献中学堂代理监督。年八十卒。
著有《镕经室集》、《宁海县志》、《戚继光年谱》等。
林文蔚（丙修）甲午科进士，他所作的《京都黄岩会馆记》，为我们详细记述了当时黄岩会馆建设的情况。黄岩当时在京城当官的有杨晨和王彦威两人，恰好当时位于青厂的官房要卖，于是在他们的多方努力下，买下了一个三厅两厢的大院。于是这个院落就成为了黄岩（椒江、路桥）读书人的聚集地。我们现在从王士骏先生的日记里，还可以充分感受到当时黄岩会馆的兴旺。例如：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恰好章一山、朱文劭参加京试，也正是在黄岩会馆中，一帮学子与在京的台州乡贤对试题作了探讨，场景非常生动。
林丙修，原名文蔚，字南樵，号霨生，黄岩砚池人。光绪十九年(1893)以岁贡应浙江乡试中式经魁，二十年联捷成进士。历任江苏华亭、吴县等知县，任上因政绩卓著，累升候补道，迭主湘苏大府幕。著作有《易顼言》四卷、《易学余闻》四卷等。
下面是王士骏当年日记的记录：
1872年七月十七
考优无情者至大畏民志赋，得远闻佳士辄心许得心字。次日，合属生员府学题：君子存之至於人伦，黄岩题，立贤无方至未之见，通场经题关石和钧诗赋得鲜竹，酉刻交卷。
经古案发合属经解，取二名王士骏、张濬。
十九，复经古题：不说遂事、不谏既往。申刻放牌，出等第图，府学二十二名：一陈义、二王士骏、三孙大奎、四杨鳣卿、五林文蔚、六曹涵、七张建鏕
十三，学宪下马，次日谒圣讲书。
次日考经古，辰刻局门巳刻发题，尚书用韵，考吴楚无诗说，二考冰壶先生赋，以食无常味适口者珍为韵。诗，似倩麻姑痒处搔，童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解，宵雅肄三解游山读书赋，作解三首，未一首不及謄真。
次日考阖，属生员四更扄试，五更发题：文王以百里问汉代循吏，诗去而益詠。
次日考优生、贡监优，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诗：儿童冬学闹此邻，得邻字。贡我不欲人之，加一节诗：寒山影裏见人家，得寒字。酉刻出场，发经古图经解二名，府学：王士骏、张濬。
卄五，辰刻出选拔榜，府学：王士骏、太：蒋骧云、黄：邱撫辰、太：江翰青、宁：吴越良、天：陈继实、仙：徐珍。
这是当年的考题和选拔过程，按清朝拔贡制度，十二年一选，每个府学只能选拔两名，按屡次考核结果，王士骏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但张濬没有出现在拔贡名单中，他后来似乎走了举人之路，成了九峰书院山长，1907年还与王士骏先后当了一段黄岩中学的监理。
老乡、同学、同僚，还包括光绪的小军机王彦威，他们四个朋友半个世纪的友谊是值得羡慕的。
杭州诂经精舍往事-----吉人天相王士骏
作者 王文中
俞樾在精舍所教的学生中，成绩最好的应该是王士骏。在十二年一选的拔贡考试中，癸酉年（1893年）他获得浙江地区的第一名，并进入都城国子监，走上了三十余年的仕途生涯。
王士骏的拔贡试卷
这是他的拔贡试卷，也是他诂经精舍的肄业证书
来自《今日黄岩》，作者张云龙介绍王士骏：
这个秀才出身，志于当地方乡绅的王士骏，因王家土地纠纷，调解惹祸，被台州知府刘兰州关入大牢。狱中的王士骏遇劫不失志，整天与诗书为伴，崇孔孟之道，感动县令刘宝善，重审被无罪释放，因祸得福。
同治年间谋得贡生功名，从此开始了他的仕途。在福建6个县九任知县，官至知府衔直隶州知州，从四品，授清朝议大夫。在福建松溪等县任上深得民心，人称“王青天”。因为庚子赔款，朝廷命令农民必须每人额外上交一两纹银的税赋。因当年大旱，仙游的农民根本无力上交，他上书请求减免。因府台不愿意得罪朝廷，竟派兵下来强征，百姓抗税引起暴乱，府台反诬其处理不当。于是，他被免职，并充军至张家口。
人生的劫难，仕途的经历，更坚定了其培养子孙学习科学，出国学习世界先进科技，强我国家的愿望。
其实在福建各地的地方志中，有不少当时王士骏在各地的政绩：如平和县反贪腐、购义田、建义仓；松溪县修水利、筑城墙;闽县防械斗、整治环境等等。在仙游任职上，王士骏为重振仙游已经衰落的文风，曾亲自“筹款伍千金，聚书万余卷，延名师严督课”，对仙游的教育事业殚精竭虑，离任时当地人在仙游的金石书院为他立去思碑。
他的恩师王棻对他的评语：“……上官既器其能，遂以辛巳八月委署漳州平和县事。
漳俗械斗，戕贼人命率不闻官。君抵署，预募壮士司揖捕，遣心腹数人居乡间，闻警即报，立治装，糇粮、雨具、束苣咸备，兼程疾趋。至则召保正传两造口诉，据理剖决，曲者Xx，直者给手谕令榜于门。
事毕即行，不取夫马费，以故未成而解者十之九，将成而解者十之一，全活民命无算。又分词讼为三等：通村合族曰最要，告即准理、争坟山者次之，以半月为期、余则按月判断。在任期又三月，出死囚二，
结京控大狱三，久年滞讼讯决略尽。……”
闽浙总督许应骙、吏部尚书敬信推荐：
光绪皇帝御批：遵议王士骏调补闵县令由
作者 王文中
俞樾在精舍所教的学生中，成绩最好的应该是王士骏。在十二年一选的拔贡考试中，癸酉年（1893年）他获得浙江地区的第一名，并进入都城国子监，走上了三十余年的仕途生涯。
这是他的拔贡试卷，也是他诂经精舍的肄业证书
来自《今日黄岩》，作者张云龙介绍王士骏：
这个秀才出身，志于当地方乡绅的王士骏，因王家土地纠纷，调解惹祸，被台州知府刘兰州关入大牢。狱中的王士骏遇劫不失志，整天与诗书为伴，崇孔孟之道，感动县令刘宝善，重审被无罪释放，因祸得福。
同治年间谋得贡生功名，从此开始了他的仕途。在福建6个县九任知县，官至知府衔直隶州知州，从四品，授清朝议大夫。在福建松溪等县任上深得民心，人称“王青天”。因为庚子赔款，朝廷命令农民必须每人额外上交一两纹银的税赋。因当年大旱，仙游的农民根本无力上交，他上书请求减免。因府台不愿意得罪朝廷，竟派兵下来强征，百姓抗税引起暴乱，府台反诬其处理不当。于是，他被免职，并充军至张家口。
人生的劫难，仕途的经历，更坚定了其培养子孙学习科学，出国学习世界先进科技，强我国家的愿望。
其实在福建各地的地方志中，有不少当时王士骏在各地的政绩：如平和县反贪腐、购义田、建义仓；松溪县修水利、筑城墙;闽县防械斗、整治环境等等。在仙游任职上，王士骏为重振仙游已经衰落的文风，曾亲自“筹款伍千金，聚书万余卷，延名师严督课”，对仙游的教育事业殚精竭虑，离任时当地人在仙游的金石书院为他立去思碑。
他的恩师王棻对他的评语：“……上官既器其能，遂以辛巳八月委署漳州平和县事。
漳俗械斗，戕贼人命率不闻官。君抵署，预募壮士司揖捕，遣心腹数人居乡间，闻警即报，立治装，糇粮、雨具、束苣咸备，兼程疾趋。至则召保正传两造口诉，据理剖决，曲者Xx，直者给手谕令榜于门。
事毕即行，不取夫马费，以故未成而解者十之九，将成而解者十之一，全活民命无算。又分词讼为三等：通村合族曰最要，告即准理、争坟山者次之，以半月为期、余则按月判断。在任期又三月，出死囚二，
结京控大狱三，久年滞讼讯决略尽。……”
闽浙总督许应骙、吏部尚书敬信推荐：
光绪皇帝御批：遵议王士骏调补闵县令由
闽县为省会首邑，政接叙繁，时有发审要案，非精明干练、才践葱优之员，不足以资治理。于选缺知县内遂加遴选。
查有松溪县知县王士骏，才具开展、办事勤新，以之调补闽县知县。
查有松溪县知县王士骏，才具开展、办事勤新，以之调补闽县知县。
杭州诂经精舍往事----栖霞县令、书院山长张浚
作者 王文中
如果王士骏是俞樾门生中成绩最好的，那么张骏应该是第二位的，以王士骏当年的日记为证：
壬申日记
七月十七，考优无情者至大畏民志赋，得远闻佳士辄心许得心字。次日，合属生员府学题：君子存之至於人伦，黄岩题，立贤无方至未之见，通场经题关石和钧诗赋得鲜竹，酉刻交卷。
经古案发合属经解，取二名王士骏、张濬。
次日考优生、贡监优，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诗：儿童冬学闹此邻，得邻字。贡我不欲人之，加一节诗：寒山影裏见人家，得寒字。
酉刻出场，发经古图经解二名，府学：王士骏、张濬。
张浚以优贡入仕，曾主宰栖霞、郓城，百度介绍：
张浚，字子远，黄岩人。少孤，事母至孝。曾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朴学大师俞樾。学成以后，主讲九峰、清献及宁海缑城诸书院讲席，循循善诱。通形声训诂之学，得汉儒家法。47岁，始以优贡试知县，到山东受知于张襄勤公，掌书局，日事校雠。十余年，始宰栖霞县。明年榷盐郓城。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回乡主教于九峰书院，一意讲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继王士骏担任清献中学堂代理监督。年八十卒。
著有《镕经室集》、《宁海县志》、《戚继光年谱》等。
王士骏与张浚的世纪之交，一直延续到今天，待后文再详述。
作者 王文中
如果王士骏是俞樾门生中成绩最好的，那么张骏应该是第二位的，以王士骏当年的日记为证：
壬申日记
七月十七，考优无情者至大畏民志赋，得远闻佳士辄心许得心字。次日，合属生员府学题：君子存之至於人伦，黄岩题，立贤无方至未之见，通场经题关石和钧诗赋得鲜竹，酉刻交卷。
经古案发合属经解，取二名王士骏、张濬。
次日考优生、贡监优，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诗：儿童冬学闹此邻，得邻字。贡我不欲人之，加一节诗：寒山影裏见人家，得寒字。
酉刻出场，发经古图经解二名，府学：王士骏、张濬。
张浚以优贡入仕，曾主宰栖霞、郓城，百度介绍：
张浚，字子远，黄岩人。少孤，事母至孝。曾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朴学大师俞樾。学成以后，主讲九峰、清献及宁海缑城诸书院讲席，循循善诱。通形声训诂之学，得汉儒家法。47岁，始以优贡试知县，到山东受知于张襄勤公，掌书局，日事校雠。十余年，始宰栖霞县。明年榷盐郓城。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回乡主教于九峰书院，一意讲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继王士骏担任清献中学堂代理监督。年八十卒。
著有《镕经室集》、《宁海县志》、《戚继光年谱》等。
王士骏与张浚的世纪之交，一直延续到今天，待后文再详述。
杭州诂经精舍往事 ----王士骏与张浚的世代亲情
作者 王文中
俞樾在诂经精舍初期，成绩最好的两个门生王士骏和张浚，他们后来都以贡生进国子监，走上了仕途。
曲曲折折三十年后，他们都回到故乡，先后执掌了九峰书院和清献书院，为教书育人辛劳了终生。
黄岩原清献书院原貌
黄岩原清献书院，它是黄岩中学的前身，1907年，王士骏与张浚先后担任了书院监理。
1949年前的四十二年间，王、张两人的子孙辈，前后共有六、七人曾担当了黄岩中学的领导者，他们是：王士骏的儿子王曰玮（教导主任）、侄儿王运矶（校长）、孙女婿陈雄飞（校长）；张浚的儿子张季镛（校长）、孙女婿吴文（校长）等。
1949年黄岩中学部分在黄的原校长合影
上图是：1949年黄岩中学部分在黄的原校长合影，右面两位是张浚的儿子张季镛和他的孙女婿吴文。
王士骏的儿子王琎和儿媳孙多薏
上图为：王士骏的儿子王琎（曾任浙大代校长和省政协副主席）和儿媳孙多薏。
张浚的儿子张季镛和儿媳柯笑梅
王启东和妻子张苏澄
上图为：王士骏的孙子王启东（曾任浙江大学副校长和浙江省人大副主任），张浚的孙女张苏澄，1946年在九峰书院的结婚照。
王张两家的孙辈，在王士骏（吉人）和王琎的墓前祭拜
王启东携妻，子游湖
作者 王文中
俞樾在诂经精舍初期，成绩最好的两个门生王士骏和张浚，他们后来都以贡生进国子监，走上了仕途。
曲曲折折三十年后，他们都回到故乡，先后执掌了九峰书院和清献书院，为教书育人辛劳了终生。
黄岩原清献书院，它是黄岩中学的前身，1907年，王士骏与张浚先后担任了书院监理。
1949年前的四十二年间，王、张两人的子孙辈，前后共有六、七人曾担当了黄岩中学的领导者，他们是：王士骏的儿子王曰玮（教导主任）、侄儿王运矶（校长）、孙女婿陈雄飞（校长）；张浚的儿子张季镛（校长）、孙女婿吴文（校长）等。
上图是：1949年黄岩中学部分在黄的原校长合影，右面两位是张浚的儿子张季镛和他的孙女婿吴文。
上图为：王士骏的儿子王琎（曾任浙大代校长和省政协副主席）和儿媳孙多薏。
上图为：王士骏的孙子王启东（曾任浙江大学副校长和浙江省人大副主任），张浚的孙女张苏澄，1946年在九峰书院的结婚照。
上图：王、张两家的同乡、同窗、同僚之情，进一步演化为血缘之情。后面的小不点就是他们血缘的结晶。
王、张两家的第五代、第六代也已茁壮成长........... 他们的血缘亲情将世代相传！
王琎：他是发现数学家华罗庚的第一伯乐
12/22/2022
作者 林海青蛙 2019年05月27日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是以一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论文步入数学殿堂的，这篇颇具学术价值的论文于1930年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时任中国科学社社长兼《科学》杂志编辑部主编王琎在众多来稿中发现了署名华罗庚撰写的论文。
独具慧眼的王琎意识到这篇数学论文的价值，在与华罗庚商榷修改意见后发表，同时又将这篇论文及作者华罗庚推介给时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由此成就了华罗庚的数学人生，王琎也被誉为是发现华罗庚的第一个伯乐。
王琎先生
王琎（1888—1966）字季梁，浙江宁溪人，但他却出生于福建闽侯，其少年时代也在福建长大的，皆因王琎之父王士骏曾在福建为官30余载，先后在闽侯、福清、松溪、仙游等地担任6个县九任县令，最终官至知府衔直隶州知州，从四品大员。
王琎幼时由家人教其识字，年龄稍长被送入私塾接受传统经史教育，国学基础深厚，曾以童生名义参加过乡试，福建因地处东南沿海，王氏父子都较早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1907年，王琎赴北京入“京师译学馆”学习英文，为的是娴习外语，以利于沟通中西文化，“京师译学馆”的前身是“京师同文馆”，是清末第一所官办的外语专门学校，最初以培养外语翻译和洋务人才为目的，以外国人为教习，隶属于总理事务衙门，1902年被并入“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
1909年8月，王琎与几个同学相约参加了第一批庚款留美生考试，当时有630人应试，初试录取了68人，再行复试时录取了47人，王琎的中英文俱佳，但数理化却差强人意，但最终因两科成绩平衡而被录取。
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合影
1911年9月，王琎考入美国理海大学攻读化学工程专业，理海大学是1865年创校的私立研究型大学，也是“爱国者联盟”创始学校之一，“爱国者联盟”是由西点军校、麻省理工学院、海军学院、乔治敦大学等12所精英学府组成，其特点是学校规模较小，但却是高度精英化的。
美国大学都非常重视实验和实习，王琎对于美国人的务实精神十分赞赏，并经常到工厂实习，了解工厂的生产程序，体验工人的工作和生活，从中获得许多实践能力，王琎经过四年的刻苦学习，于1915年获得理海大学化学工程学士学位。
王琎先生
1928年，王琎应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化学研究所所长，负责筹建化学研究所，相继组建了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中药、纤维素、油脂、油漆涂料、陶瓷玻璃等小组开展研究工作，为中国化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王琎先生
1934年8月，王琎应美国化学家艾萨克·科尔蜀夫教授邀请，前往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担任访问研究员，经过两年的科学研究工作，于1936年获得硕士学位，王琎在前往美国访问之前，就辞去了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
1936年，王琎从美国回国后，应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之邀担任化学系教授，任鸿隽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化学硕士，与王琎是老朋友，他们在美国留学期间就曾共同参与创建了“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的编辑工作。
中国科学社成员合影
1938年8月，竺可桢力邀王琎出任师范学院院长，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战时办学条件简陋，经费和师资都短缺，但王琎都以其教育家的责任克服，不但创办了实验小学，还创办了浙大附中，既解决了师范生实习场所，也解决了教职工子弟的求学难题，可谓是一举双得。
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41年实行“部聘教授”制度时，浙江大学的王琎、苏步青、吴耕民被遴选为第一批“部聘教授”，第一批只遴选了30人，浙江大学就占了十分之一，由此可见浙江大学的实力，以致李约瑟博士曾两次访问浙江大学，并给予极高的评价，甚至盛赞浙江大学为“东方的剑桥”。
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办学期间，王琎与苏步青、钱宝琮、江问渔、祝廉先、胡哲敷、张鸿谟等七人于1943年2月发起创办了“湄江吟社”，其宗旨是“公余小集，陶冶性情”，总共举行了八次诗会，后集成《湄江吟社诗存》出版。
王琎（前排右二）与文学院师生合影
194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遴选第一届院士时，王琎没能入选81名院士名单，甚至没能入选150人候选者名单中，这对曾担任过化学研究所首任所长王琎来说，似乎有些不公平，因为曾担任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长的人大都当选，其个中原因并不清楚，也可能是因为其缺少科研成果吧。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年逾花甲之年的王琎选择留在了浙江大学，1951年化学系师资力量受到一定重创，化学系主任王葆仁教授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其他部分教师也被抽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
王琎(中)在实验中
1952年，中国仿照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已经拥有理、工、农、医、文、法、师范七个学院的浙江大学，按照苏联模式被拆分，部分学科并入其他兄弟院校，留在杭州的院系拆分了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所大学，原师范学院全部和文学院、理学院留在杭州的部分系科组建了浙江师范学院，办学地址在原之江大学校址，王琎被调整到浙江师范学院化学系担任教授。
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在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遴选了233名学部委员，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出第一批“院士”，王琎也没有出现在这个名单之中。
王琎夫妇与孙辈合影
王琎一生共娶了四位夫人，前三位都是中国人，皆不幸因病去世，他的最后一位夫人德梦铁是拉脱维亚人，她精通俄语、希伯来语、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拉丁语等多种语言，他们相识相爱于浙大湄潭时期的“湄江吟社”，德梦铁曾为浙江大学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外语人才。
王琎与夫人德梦铁合影
王琎长子王秉忱曾于1930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与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曾经是同班同学，王秉忱因中学时期受父亲好友吕彦直设计南京中山陵影响而转入建筑系学习，并曾因学习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建国后曾担任中南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他也是第一届全国建筑学会理事，曾参与设计了武汉长江大桥、武汉歌剧院等许多著名建筑。
王琎（左）与长子王秉忱合影
1966年12月28日，王琎家中来了一个自称是红卫兵的年轻人，他从抄家的红卫兵那里得知被抄家物品返还的消息后，遂心生歹意闯入王琎的家中，并用随身携带的铁棒，从背后偷袭了王琎的头部，致使王琎非正常死亡，这是一件性质非常恶劣的刑事案件，一代化学宗师以这种方式离世，的确非常罕见，也令人非常吃惊。
王琎一生致力于中国化学领域研究和耕耘，尤其擅长化学微量元素分析，用古钱币来分析研究中国古代冶金史，主要著作有《五铢钱的化学成分》、《古代应用铅锌锡考》、《中国古代金属化学》、《丹金术》等学术著作。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是以一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论文步入数学殿堂的，这篇颇具学术价值的论文于1930年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时任中国科学社社长兼《科学》杂志编辑部主编王琎在众多来稿中发现了署名华罗庚撰写的论文。
独具慧眼的王琎意识到这篇数学论文的价值，在与华罗庚商榷修改意见后发表，同时又将这篇论文及作者华罗庚推介给时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由此成就了华罗庚的数学人生，王琎也被誉为是发现华罗庚的第一个伯乐。
王琎（1888—1966）字季梁，浙江宁溪人，但他却出生于福建闽侯，其少年时代也在福建长大的，皆因王琎之父王士骏曾在福建为官30余载，先后在闽侯、福清、松溪、仙游等地担任6个县九任县令，最终官至知府衔直隶州知州，从四品大员。
王琎幼时由家人教其识字，年龄稍长被送入私塾接受传统经史教育，国学基础深厚，曾以童生名义参加过乡试，福建因地处东南沿海，王氏父子都较早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1907年，王琎赴北京入“京师译学馆”学习英文，为的是娴习外语，以利于沟通中西文化，“京师译学馆”的前身是“京师同文馆”，是清末第一所官办的外语专门学校，最初以培养外语翻译和洋务人才为目的，以外国人为教习，隶属于总理事务衙门，1902年被并入“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
1909年8月，王琎与几个同学相约参加了第一批庚款留美生考试，当时有630人应试，初试录取了68人，再行复试时录取了47人，王琎的中英文俱佳，但数理化却差强人意，但最终因两科成绩平衡而被录取。
1911年9月，王琎考入美国理海大学攻读化学工程专业，理海大学是1865年创校的私立研究型大学，也是“爱国者联盟”创始学校之一，“爱国者联盟”是由西点军校、麻省理工学院、海军学院、乔治敦大学等12所精英学府组成，其特点是学校规模较小，但却是高度精英化的。
美国大学都非常重视实验和实习，王琎对于美国人的务实精神十分赞赏，并经常到工厂实习，了解工厂的生产程序，体验工人的工作和生活，从中获得许多实践能力，王琎经过四年的刻苦学习，于1915年获得理海大学化学工程学士学位。
1928年，王琎应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化学研究所所长，负责筹建化学研究所，相继组建了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中药、纤维素、油脂、油漆涂料、陶瓷玻璃等小组开展研究工作，为中国化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934年8月，王琎应美国化学家艾萨克·科尔蜀夫教授邀请，前往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担任访问研究员，经过两年的科学研究工作，于1936年获得硕士学位，王琎在前往美国访问之前，就辞去了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
1936年，王琎从美国回国后，应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之邀担任化学系教授，任鸿隽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化学硕士，与王琎是老朋友，他们在美国留学期间就曾共同参与创建了“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的编辑工作。
1938年8月，竺可桢力邀王琎出任师范学院院长，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战时办学条件简陋，经费和师资都短缺，但王琎都以其教育家的责任克服，不但创办了实验小学，还创办了浙大附中，既解决了师范生实习场所，也解决了教职工子弟的求学难题，可谓是一举双得。
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41年实行“部聘教授”制度时，浙江大学的王琎、苏步青、吴耕民被遴选为第一批“部聘教授”，第一批只遴选了30人，浙江大学就占了十分之一，由此可见浙江大学的实力，以致李约瑟博士曾两次访问浙江大学，并给予极高的评价，甚至盛赞浙江大学为“东方的剑桥”。
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办学期间，王琎与苏步青、钱宝琮、江问渔、祝廉先、胡哲敷、张鸿谟等七人于1943年2月发起创办了“湄江吟社”，其宗旨是“公余小集，陶冶性情”，总共举行了八次诗会，后集成《湄江吟社诗存》出版。
194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遴选第一届院士时，王琎没能入选81名院士名单，甚至没能入选150人候选者名单中，这对曾担任过化学研究所首任所长王琎来说，似乎有些不公平，因为曾担任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长的人大都当选，其个中原因并不清楚，也可能是因为其缺少科研成果吧。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年逾花甲之年的王琎选择留在了浙江大学，1951年化学系师资力量受到一定重创，化学系主任王葆仁教授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其他部分教师也被抽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
1952年，中国仿照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已经拥有理、工、农、医、文、法、师范七个学院的浙江大学，按照苏联模式被拆分，部分学科并入其他兄弟院校，留在杭州的院系拆分了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所大学，原师范学院全部和文学院、理学院留在杭州的部分系科组建了浙江师范学院，办学地址在原之江大学校址，王琎被调整到浙江师范学院化学系担任教授。
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在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遴选了233名学部委员，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出第一批“院士”，王琎也没有出现在这个名单之中。
王琎一生共娶了四位夫人，前三位都是中国人，皆不幸因病去世，他的最后一位夫人德梦铁是拉脱维亚人，她精通俄语、希伯来语、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拉丁语等多种语言，他们相识相爱于浙大湄潭时期的“湄江吟社”，德梦铁曾为浙江大学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外语人才。
王琎长子王秉忱曾于1930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与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曾经是同班同学，王秉忱因中学时期受父亲好友吕彦直设计南京中山陵影响而转入建筑系学习，并曾因学习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建国后曾担任中南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他也是第一届全国建筑学会理事，曾参与设计了武汉长江大桥、武汉歌剧院等许多著名建筑。
1966年12月28日，王琎家中来了一个自称是红卫兵的年轻人，他从抄家的红卫兵那里得知被抄家物品返还的消息后，遂心生歹意闯入王琎的家中，并用随身携带的铁棒，从背后偷袭了王琎的头部，致使王琎非正常死亡，这是一件性质非常恶劣的刑事案件，一代化学宗师以这种方式离世，的确非常罕见，也令人非常吃惊。
王琎一生致力于中国化学领域研究和耕耘，尤其擅长化学微量元素分析，用古钱币来分析研究中国古代冶金史，主要著作有《五铢钱的化学成分》、《古代应用铅锌锡考》、《中国古代金属化学》、《丹金术》等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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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祭祖， 是老家的习俗。 在此我们凭吊我们的先人，怀念他们曾经和我们一起度过的岁月， 也追思他们曾经为国家为社会所作出的贡献. 他们是我们努力向上， 不断学习和创新的动力和指南。
王琎先生是我们的爷爷， 他温文尔雅， 谦逊有礼。 他一直都是我们爸爸王启东的榜样， 他一辈子不为名不为利， 高风亮节的情操一直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父亲。 父亲一生教学近70年培养了无数学生， 活到老， 学到老， 九十多岁还在做实验， 写论文， 是我们的楷模。
看了文章中有提到爷爷在48年和55年的两次评选学部委员中都没被当选，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按照爷爷的学识和贡献被当选应该是毫无悬念。想了又想，综合爷爷的为人处事，我觉的一定是爷爷根本就没有递交申请，爷爷是一谦谦君子，平时他都是有困难就上，在荣誉面前从不伸手。他不仅是自己这样做，也是这样教育孩子的。所以爸爸也是如此，对名利看的很淡，也将评院士的机会拱手相让。在这爭名夺利，物质横流的年代中他们是那么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后人既为他们感到骄傲，又为他们深感惋惜…
60年代初 爷爷，奶奶，大伯伯，大伯母，爸爸，妈妈和我
这是最近在ChatGPT上搜寻到的：
王琎是一位化学家，曾任《科学》杂志主编。华罗庚在1929年发表了一篇名为《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的文章，该文章在数学领域内具有重要的意义。
据说当时，华罗庚的这篇文章被其他杂志拒绝，后来他将其投稿给了《科学》杂志，由王琎负责审阅。王琎对这篇文章的价值非常敏锐，他认为这篇文章对数学领域有重大贡献，于是经过商榷修改后将其发表。这篇文章成为了华罗庚学术生涯的重要里程碑，也让他开始在数学界内受到重视。
因此，王琎也被称为华罗庚的伯乐，他的眼光和判断力让华罗庚得以发扬光大。这个故事也体现了伯乐发现人才的重要性。
王琎是一位化学家，曾任《科学》杂志主编。华罗庚在1929年发表了一篇名为《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的文章，该文章在数学领域内具有重要的意义。
据说当时，华罗庚的这篇文章被其他杂志拒绝，后来他将其投稿给了《科学》杂志，由王琎负责审阅。王琎对这篇文章的价值非常敏锐，他认为这篇文章对数学领域有重大贡献，于是经过商榷修改后将其发表。这篇文章成为了华罗庚学术生涯的重要里程碑，也让他开始在数学界内受到重视。
因此，王琎也被称为华罗庚的伯乐，他的眼光和判断力让华罗庚得以发扬光大。这个故事也体现了伯乐发现人才的重要性。
中秋
09/10/2022
作者 王士骏 （编辑 整理 王文中）
王文中：爷爷王士骏一百五十年前浪迹京都的中秋诗词
甲戌中秋 ，余与子常、子竺、叔筼自都南旋，于通州舟中度节。
二更后与诸君推篷玩月，把酒唱和，率成七律一首
人生几见月中秋
每到中秋总浪遊 （余自甲子游学至今岁计中秋之在家者僅一次）
漂泊生涯悲断梗
團圞心事寄扁舟
嫦娥惯妒人夫妇
瑶鸟宁为我蹇修
料得深闺当此际
喃喃暗祝莫勾留
甲戌（1874年）北京通州舟中度中秋，丁丑（1877年）南湖八一五，月白风清，夜阑人静，朱君兴至，
填词一阕，余亦成
七律二章：
今年又见月中秋 风景依稀北道舟
两度棘闺添额点 三年巢幕重眉愁
团栾心事随流水 潦倒生涯泛泡沤
幸有元瑜同臭味 良辰好共赋登楼
何事封侯说马周 百年事业等蜉蝣
临流且弄随身影 对月频开醒世眸
松竹阴斜人语静 蒹葭露重柝声稠
桥头小立谈兴败 欲共浮搓访旧游
诗成，意有未尽，续作两章：
底事频年总浪游，客边强半度中秋
名疆自缚梯云足，尘障多迷看月眸
劝驾有谁思蜀道, 登楼无赖赋荆州
姮娥闻作暒暒詈 道我不如归去休
成事因人只自羞 处囊颖脱籍同舟
披云愿借吴刚斧 修月频磨斫王銶
营产广寒安玉兔 飞桥天汉渡鸣驺
南湖信美非吾土 莫把新松当水沤
甲戌（1874年）北京通州舟中度中秋，多年漂泊如此小舟，明月夜思乡之情愁更稠。
中秋夜，王士骏连作诗词，以泄其压抑多时的情怀：
夜泊杨村，月明如画，竟夕不成眠，成
七律一章
今宵佳节过中秋
水满横塘月满舟
野店行诸人薄醉
荒江晚泊夜添愁
坐聆宵柝催霜露
寤看天河隔女牛
谁道长安歸太聚
几家望月怨勾留
前面几首诗，都是浪迹天涯人的思乡之情，想想那寻寻觅觅的故乡亲人，王士骏替在家的亲人写下她们的心情：
杨村舟中望月有感，率成
五绝六首
团团望明月
照见妾容颜
月圆终有日
人去几时还
千里共明月
见月不见人
愿郎随月光
时时照妾身
妾心比明月
郎心似流水
流水本无情
日逐数千里
明月何皎皎
照妾守空房
试看牵牛星
夜夜隔河梁
明月最多情
时时来相照
辜负好颜色
恐被嫦娥笑
明明年夜月
最是惹人思
相思不相见
暗暗数归期
又，香河舟次中秋夜月
辜负中秋月
今宵分外明
客途逢今节
水驿计归程
远道人千里
孤舟夜五更
此时一杯酒
同与话离情
枫江秋瑟瑟
客思復何如
隔浦闻人语
中流发棹歌
乡心千里共
好景一年过
遥想金闺裹
忧思应更多
王文中：爷爷王士骏一百五十年前浪迹京都的中秋诗词
甲戌中秋 ，余与子常、子竺、叔筼自都南旋，于通州舟中度节。
二更后与诸君推篷玩月，把酒唱和，率成七律一首
人生几见月中秋
每到中秋总浪遊 （余自甲子游学至今岁计中秋之在家者僅一次）
漂泊生涯悲断梗
團圞心事寄扁舟
嫦娥惯妒人夫妇
瑶鸟宁为我蹇修
料得深闺当此际
喃喃暗祝莫勾留
甲戌（1874年）北京通州舟中度中秋，丁丑（1877年）南湖八一五，月白风清，夜阑人静，朱君兴至，
填词一阕，余亦成
七律二章：
今年又见月中秋 风景依稀北道舟
两度棘闺添额点 三年巢幕重眉愁
团栾心事随流水 潦倒生涯泛泡沤
幸有元瑜同臭味 良辰好共赋登楼
何事封侯说马周 百年事业等蜉蝣
临流且弄随身影 对月频开醒世眸
松竹阴斜人语静 蒹葭露重柝声稠
桥头小立谈兴败 欲共浮搓访旧游
诗成，意有未尽，续作两章：
底事频年总浪游，客边强半度中秋
名疆自缚梯云足，尘障多迷看月眸
劝驾有谁思蜀道, 登楼无赖赋荆州
姮娥闻作暒暒詈 道我不如归去休
成事因人只自羞 处囊颖脱籍同舟
披云愿借吴刚斧 修月频磨斫王銶
营产广寒安玉兔 飞桥天汉渡鸣驺
南湖信美非吾土 莫把新松当水沤
甲戌（1874年）北京通州舟中度中秋，多年漂泊如此小舟，明月夜思乡之情愁更稠。
中秋夜，王士骏连作诗词，以泄其压抑多时的情怀：
夜泊杨村，月明如画，竟夕不成眠，成
七律一章
今宵佳节过中秋
水满横塘月满舟
野店行诸人薄醉
荒江晚泊夜添愁
坐聆宵柝催霜露
寤看天河隔女牛
谁道长安歸太聚
几家望月怨勾留
前面几首诗，都是浪迹天涯人的思乡之情，想想那寻寻觅觅的故乡亲人，王士骏替在家的亲人写下她们的心情：
杨村舟中望月有感，率成
五绝六首
团团望明月
照见妾容颜
月圆终有日
人去几时还
千里共明月
见月不见人
愿郎随月光
时时照妾身
妾心比明月
郎心似流水
流水本无情
日逐数千里
明月何皎皎
照妾守空房
试看牵牛星
夜夜隔河梁
明月最多情
时时来相照
辜负好颜色
恐被嫦娥笑
明明年夜月
最是惹人思
相思不相见
暗暗数归期
又，香河舟次中秋夜月
辜负中秋月
今宵分外明
客途逢今节
水驿计归程
远道人千里
孤舟夜五更
此时一杯酒
同与话离情
枫江秋瑟瑟
客思復何如
隔浦闻人语
中流发棹歌
乡心千里共
好景一年过
遥想金闺裹
忧思应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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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骏简介：
王士骏，浙江黄岩县人，清同治十二年(1878)拔贡。光绪二十年(1894)任松溪知县，任内革弊兴利，重视地方建设，特别是主持重修城墙，对御盗防洪和保境安民有重大贡献。
本名:王士骏
所处时代:清
出生地:浙江黄岩县
主要成就:重修城墙
松溪县城墙，初建于明代弘治二年(1494)，后多次毁于洪水，历经修复。清光绪二十年五月，特大洪水冲毁沿河的全部城墙，涌入城内毁坏众多民宅，家具、牲畜漂流，百姓流离失所，灾情严重。王士骏到任正遇到这一重大灾害，他一面赈济灾民，一面筹划重修城垣。他亲自视察地形，勘测水势。找出东门几个水碓石坝拦水对城脚冲刷，是城墙多次被冲塌的主要原因。于是拟定修建方案，多方面筹集经费。先贴出公告，补贴以银两，拆迁东门沿河水碓，采集大石加固城基，发动各乡设厂烧制统一规格的城砖，于同年八月动工。全部工程包括重建东南河滨的全部城墙，整修加固西北面的旧城，历经三年竣工。除征用民工不计，共费银元三万四千余元。他日夜操劳亲自督造。重修后的新城八门六炮台城垒坚固，城头通道宽畅，便于攻守，城楼悬拱翘檐威严壮观。城墙竣工的前几个月，他奉命调任，离任之前，写了一篇跋文铭刻于碑，碑文道：“……余于此役，以耐劳而始，以敛怨而终，事有备而无害，功罪听之吾民，惟望后之君子，于余所兢兢防范者，惜其成而善其后，是则余之所厚期而深感也乎。” [1]
光绪二十三年王士骏离松之时，百姓沿街焚香送行，他也长揖道谢，挥泪惜别。
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B%E5%A3%AB%E9%AA%8F/7426442
王士骏，浙江黄岩县人，清同治十二年(1878)拔贡。光绪二十年(1894)任松溪知县，任内革弊兴利，重视地方建设，特别是主持重修城墙，对御盗防洪和保境安民有重大贡献。
本名:王士骏
所处时代:清
出生地:浙江黄岩县
主要成就:重修城墙
松溪县城墙，初建于明代弘治二年(1494)，后多次毁于洪水，历经修复。清光绪二十年五月，特大洪水冲毁沿河的全部城墙，涌入城内毁坏众多民宅，家具、牲畜漂流，百姓流离失所，灾情严重。王士骏到任正遇到这一重大灾害，他一面赈济灾民，一面筹划重修城垣。他亲自视察地形，勘测水势。找出东门几个水碓石坝拦水对城脚冲刷，是城墙多次被冲塌的主要原因。于是拟定修建方案，多方面筹集经费。先贴出公告，补贴以银两，拆迁东门沿河水碓，采集大石加固城基，发动各乡设厂烧制统一规格的城砖，于同年八月动工。全部工程包括重建东南河滨的全部城墙，整修加固西北面的旧城，历经三年竣工。除征用民工不计，共费银元三万四千余元。他日夜操劳亲自督造。重修后的新城八门六炮台城垒坚固，城头通道宽畅，便于攻守，城楼悬拱翘檐威严壮观。城墙竣工的前几个月，他奉命调任，离任之前，写了一篇跋文铭刻于碑，碑文道：“……余于此役，以耐劳而始，以敛怨而终，事有备而无害，功罪听之吾民，惟望后之君子，于余所兢兢防范者，惜其成而善其后，是则余之所厚期而深感也乎。” [1]
光绪二十三年王士骏离松之时，百姓沿街焚香送行，他也长揖道谢，挥泪惜别。
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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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桂巷现存的区文保单位王士骏宅，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一百多年过去了，从王宅中走出了一代代才俊。
浙江黄岩双桂巷56号
第一代王士骏(1837～1916)，清同治十二年(1872)拔贡，任福建松溪等6个县九任知县，官至知府衔直隶州知州，从四品，授清朝议大夫，曾任清献中学堂代理监督。
王士骏像及光绪御批
双桂巷西头北侧巷口现存的王士骏宅，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名为“朝议第”。门联为“聊筑数椽蔽风雨，好留余地长儿孙”，门额为“雅抱冬心”。房子的主人王士骏为清同治十二年(1873)拔贡，一生几经沉浮，二入大牢。在福建6个县当过九任知县，约三十年，政绩显著，人称“王青天”。后授朝议大夫。“朝议第”隐含官名，“抱冬心”是其书房名。门联、门额风雅，有自谦之意，更有勉励后代奋发向上之意。
王士骏有五子，三子王珽，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与李四光同期公派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四子王琎是我国清朝庚款选拔的第一批留学生，为我国著名的化学家、教育家，也是中国化学史与分析化学研究的开拓者，新中国后为一级教授，浙江省政协二、三届副主席。五子王曰玮，1926年入南京中央大学，后公费留学德国，为我国生物学界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 第三代中，王士骏家族更是人才辈出。杰出的人物有大女儿王琼瑛的儿子柯俊、柯伟及夫人李依依，三人均为中科院、工程院院士。王琎长子王秉忱，是一位建筑大师；女儿王宝琳教授的丈夫林秉南亦是中科院院士；另一个儿子王启东是国内闻名的材料科学家。王士骏家族一门四院士，国内罕见。
原文来自：
https://www.sohu.com/a/442241953_120056472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ODM0NzY2OQ==&mid=2651039526&idx=2&sn=4ed6b104dd757735f82b210cd6e53d39&chksm=80874e5cb7f0c74aad9bde2b4007b9d73130fcd570c942024f8fe15fc0dc3257e6a8ad0ec986&scene=27
第一代王士骏(1837～1916)，清同治十二年(1872)拔贡，任福建松溪等6个县九任知县，官至知府衔直隶州知州，从四品，授清朝议大夫，曾任清献中学堂代理监督。
双桂巷西头北侧巷口现存的王士骏宅，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名为“朝议第”。门联为“聊筑数椽蔽风雨，好留余地长儿孙”，门额为“雅抱冬心”。房子的主人王士骏为清同治十二年(1873)拔贡，一生几经沉浮，二入大牢。在福建6个县当过九任知县，约三十年，政绩显著，人称“王青天”。后授朝议大夫。“朝议第”隐含官名，“抱冬心”是其书房名。门联、门额风雅，有自谦之意，更有勉励后代奋发向上之意。
王士骏有五子，三子王珽，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与李四光同期公派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四子王琎是我国清朝庚款选拔的第一批留学生，为我国著名的化学家、教育家，也是中国化学史与分析化学研究的开拓者，新中国后为一级教授，浙江省政协二、三届副主席。五子王曰玮，1926年入南京中央大学，后公费留学德国，为我国生物学界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 第三代中，王士骏家族更是人才辈出。杰出的人物有大女儿王琼瑛的儿子柯俊、柯伟及夫人李依依，三人均为中科院、工程院院士。王琎长子王秉忱，是一位建筑大师；女儿王宝琳教授的丈夫林秉南亦是中科院院士；另一个儿子王启东是国内闻名的材料科学家。王士骏家族一门四院士，国内罕见。
原文来自：
https://www.sohu.com/a/442241953_120056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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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岩王士骏故居
王士骏故居
王士骏故居，在2013年列为黄岩区文保单位。位于黄岩区双桂巷西头北侧巷口，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古宅第是双台门、横三透、三天井结构，规模较大。南临双桂巷，北接丁家桥，西沿天长路（原官河），东接卢洛平故居。东侧二楼有回廊连接前后两幢古宅，俗称跑马廊，廊上盖青瓦，遮风避雨，造型奇特，颇具特色。驻足观看后，令人眼前一亮，多年后想起，仍然记忆犹新。
王士骏故居内景之一
坐北朝南的古宅灰雕台门，面临双桂巷，门额上书写着“朝议第”三字，在文革期间被毁。台门两旁有门联一对：“聊筑一椽蔽风雨，好留余地长子孙。”联语风雅开朗，温和自谦。只是由于文革期间抹上了蛎灰，后来又因为粉刷了涂料，较难辨别全貌。如果仔细辨别，尚能看出上联最后一个字于“雨”，以及下联最后一个字“孙”。对联书写风格是颜真卿楷书一路风格，尤其是下联末字“孙”，让人感觉熟悉，取法颜真卿《颜勤礼碑》，与碑帖中这一个孙字结构相似，庄重肃穆。
王士骏故居内景之二
古宅台门雍容大方，简朴的横顶上方灰雕装饰，凹凸之间，层次分明。三组灰雕壁画两两对称，长短不一，装饰梅兰竹菊、山水风光镶嵌在门楣两侧，周边以云纹、花卉吉祥图案点缀串联，成为一幅古典的清代灰雕壁画画卷。这样三对称的图案装饰，别开生面，让台门更加宏阔，别具一格。
王士骏故居内景之三
走进台门，古宅建筑规模宏大，有房屋达几十间，高大的门楼内，硕大的木柱挺立回廊。深雕龙形木刻斗栱用料考究，廊檐下雕刻枇杷、黄岩蜜橘、荔枝、水蜜桃等各类水果，下牛腿雕工精湛，花样繁多，极具美感，细节处见功力。曾经留有匾额，现在只留下挂匾的印记。二楼回廊木栏杆，风格简洁。每间分立22根如意瓶的曲线栏木，有序排列，穿插上下方横框木雕。
王士骏故居内景之四
从西侧楼梯拾级而上，通过三间面回廊，步入回廊通过跑马廊。倚着栏杆翘首东望，可见方山双塔立于峰峦，在朝霞升起或者烟雾缭绕时极具诗意。多少年前，王士骏就带着家人在这里课子学业，传授心法。跑马楼下是铺满石板的两处别致的天井，种植了各类花草，装点庭院。第二幢建筑更加壮观，中堂下铺满厚实的方石板，与两侧精致光洁的石磉相呼应，托起上好木料建构的木房。
王士骏故居内景之五
宽大的上楼楼梯设置特别，楼梯扶手造型美观，每个角落都进行精心设计布置，繁而不乱。楼上有前后卧室，前后分设，多达十几间。步入前窗，隔墙上画了多幅壁画，“渔樵问童子”等鲜活的画面，在几百年后，仍然栩栩如生。楼顶上的屋檐瓦当福寿图形布置，与屋顶8间面连绵的龙脊，形成一个整体。龙脊上巧妙地安排了3层叠互的盖瓦仰互造型镂空雕饰，龙脊各个镂空雕饰上方一字青砖铺排，下部装饰南洋仙草藻式和各类图案，虽然略有破败，但气象宏伟。
王士骏故居内景之六
故居的主人王士骏因为壮年期间几十年在南方就职，因此故居风格在黄岩本土造型的基础上，融合了南方建筑活泼秀丽的风格。王士骏（1837—1916），因为生于道光十八年某天吉时，所以取号吉人，世居黄岩宁溪横街，后来迁居城关双桂巷。他幼年的时候就十分颖悟勤读，弱冠之年就取得了科举的好成绩，才名远播台州府各县。是同治十二年拔贡，黄岩县令孙憙（字欢伯）调任鄞县，聘任王吉人为记室（相当主人秘书）。
王士骏故居内景之七
从光绪六年（1880）开始，在福建担任县令达20余年，历任平和、福安、闽县、仙游、松溪、福清等县令多达10任。他为官清正，民众口碑极好，人们歌颂他为“王青天”。在福州期间为抵御外侮，修筑城防，建成炮台，使当地百姓安居乐业。
王士骏故居内景之八
光绪廿九年（1903），因为政事遣戌燕北（张家口一带），仍然建议当地政府兴办实业用来救助贫困。甲辰（1904）冬，获释回京。光绪三十一年（1905）辞官故里，年近七十，但始终关心国家大事和黄岩当地发展，担任警察及禁绝鸦片工作，卓有成效。民国五年（1916）去世，享年79岁。
王士骏故居内景之九
由于在他离任回家之前，被清政府晋封为朝议大夫，所以他的故居大门口门额上题：“朝议第”。按照清代制度，朝议大夫官位四品，因为他在福建期间以知府调署仙游知县，并候补直隶州知州，因此得到这个鲜亮的官衔。同时，他的高尚品德和无私的行为，对后人影响深远。
王士骏故居内景之十
王士骏原配妻子是黄岩小坑叶氏，生育了2个儿子。后来又纳了侧室杜氏，生了3个儿子。即三子王挺，四子王琎，五子王曰伟。因为一次家庭变故，期间导致长、次两子学业有所荒废。于是，更加殷切希望下面的几个儿子专心课业，他亲自安排几个儿子的教学，并在他们在专业的学习之外，自己以身示范，谆谆教导。
王士骏故居内景之十一
他后来的几个儿子，不但学业有成，而且品德也出类拔萃，载于史册。其中儿子王璠，是永春盐大使；王珩，字叔晋，候选光禄寺署丞，英国伯明翰大学商学士；王琎，字季梁，哥伦比亚大学理学士，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是著名化学家；王曰伟是中央大学理学士，晚年担任杭州大学教授。
王士骏故居内景之十二
王士骏故居，经历了百年沧桑巨变，依然如一只庞大的航船停靠在橘乡黄城。虽然略有容颜变换，但瑕不掩瑜，呈现出清代古建筑特有的建筑风貌，独树一帜，是黄岩为数不多的历史文化瑰宝，泽润千秋。
王士骏故居内景之十三
来源：橘传媒
原文发表于：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63633160602033
王士骏故居，在2013年列为黄岩区文保单位。位于黄岩区双桂巷西头北侧巷口，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古宅第是双台门、横三透、三天井结构，规模较大。南临双桂巷，北接丁家桥，西沿天长路（原官河），东接卢洛平故居。东侧二楼有回廊连接前后两幢古宅，俗称跑马廊，廊上盖青瓦，遮风避雨，造型奇特，颇具特色。驻足观看后，令人眼前一亮，多年后想起，仍然记忆犹新。
坐北朝南的古宅灰雕台门，面临双桂巷，门额上书写着“朝议第”三字，在文革期间被毁。台门两旁有门联一对：“聊筑一椽蔽风雨，好留余地长子孙。”联语风雅开朗，温和自谦。只是由于文革期间抹上了蛎灰，后来又因为粉刷了涂料，较难辨别全貌。如果仔细辨别，尚能看出上联最后一个字于“雨”，以及下联最后一个字“孙”。对联书写风格是颜真卿楷书一路风格，尤其是下联末字“孙”，让人感觉熟悉，取法颜真卿《颜勤礼碑》，与碑帖中这一个孙字结构相似，庄重肃穆。
古宅台门雍容大方，简朴的横顶上方灰雕装饰，凹凸之间，层次分明。三组灰雕壁画两两对称，长短不一，装饰梅兰竹菊、山水风光镶嵌在门楣两侧，周边以云纹、花卉吉祥图案点缀串联，成为一幅古典的清代灰雕壁画画卷。这样三对称的图案装饰，别开生面，让台门更加宏阔，别具一格。
走进台门，古宅建筑规模宏大，有房屋达几十间，高大的门楼内，硕大的木柱挺立回廊。深雕龙形木刻斗栱用料考究，廊檐下雕刻枇杷、黄岩蜜橘、荔枝、水蜜桃等各类水果，下牛腿雕工精湛，花样繁多，极具美感，细节处见功力。曾经留有匾额，现在只留下挂匾的印记。二楼回廊木栏杆，风格简洁。每间分立22根如意瓶的曲线栏木，有序排列，穿插上下方横框木雕。
从西侧楼梯拾级而上，通过三间面回廊，步入回廊通过跑马廊。倚着栏杆翘首东望，可见方山双塔立于峰峦，在朝霞升起或者烟雾缭绕时极具诗意。多少年前，王士骏就带着家人在这里课子学业，传授心法。跑马楼下是铺满石板的两处别致的天井，种植了各类花草，装点庭院。第二幢建筑更加壮观，中堂下铺满厚实的方石板，与两侧精致光洁的石磉相呼应，托起上好木料建构的木房。
宽大的上楼楼梯设置特别，楼梯扶手造型美观，每个角落都进行精心设计布置，繁而不乱。楼上有前后卧室，前后分设，多达十几间。步入前窗，隔墙上画了多幅壁画，“渔樵问童子”等鲜活的画面，在几百年后，仍然栩栩如生。楼顶上的屋檐瓦当福寿图形布置，与屋顶8间面连绵的龙脊，形成一个整体。龙脊上巧妙地安排了3层叠互的盖瓦仰互造型镂空雕饰，龙脊各个镂空雕饰上方一字青砖铺排，下部装饰南洋仙草藻式和各类图案，虽然略有破败，但气象宏伟。
故居的主人王士骏因为壮年期间几十年在南方就职，因此故居风格在黄岩本土造型的基础上，融合了南方建筑活泼秀丽的风格。王士骏（1837—1916），因为生于道光十八年某天吉时，所以取号吉人，世居黄岩宁溪横街，后来迁居城关双桂巷。他幼年的时候就十分颖悟勤读，弱冠之年就取得了科举的好成绩，才名远播台州府各县。是同治十二年拔贡，黄岩县令孙憙（字欢伯）调任鄞县，聘任王吉人为记室（相当主人秘书）。
从光绪六年（1880）开始，在福建担任县令达20余年，历任平和、福安、闽县、仙游、松溪、福清等县令多达10任。他为官清正，民众口碑极好，人们歌颂他为“王青天”。在福州期间为抵御外侮，修筑城防，建成炮台，使当地百姓安居乐业。
光绪廿九年（1903），因为政事遣戌燕北（张家口一带），仍然建议当地政府兴办实业用来救助贫困。甲辰（1904）冬，获释回京。光绪三十一年（1905）辞官故里，年近七十，但始终关心国家大事和黄岩当地发展，担任警察及禁绝鸦片工作，卓有成效。民国五年（1916）去世，享年79岁。
由于在他离任回家之前，被清政府晋封为朝议大夫，所以他的故居大门口门额上题：“朝议第”。按照清代制度，朝议大夫官位四品，因为他在福建期间以知府调署仙游知县，并候补直隶州知州，因此得到这个鲜亮的官衔。同时，他的高尚品德和无私的行为，对后人影响深远。
王士骏原配妻子是黄岩小坑叶氏，生育了2个儿子。后来又纳了侧室杜氏，生了3个儿子。即三子王挺，四子王琎，五子王曰伟。因为一次家庭变故，期间导致长、次两子学业有所荒废。于是，更加殷切希望下面的几个儿子专心课业，他亲自安排几个儿子的教学，并在他们在专业的学习之外，自己以身示范，谆谆教导。
他后来的几个儿子，不但学业有成，而且品德也出类拔萃，载于史册。其中儿子王璠，是永春盐大使；王珩，字叔晋，候选光禄寺署丞，英国伯明翰大学商学士；王琎，字季梁，哥伦比亚大学理学士，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是著名化学家；王曰伟是中央大学理学士，晚年担任杭州大学教授。
王士骏故居，经历了百年沧桑巨变，依然如一只庞大的航船停靠在橘乡黄城。虽然略有容颜变换，但瑕不掩瑜，呈现出清代古建筑特有的建筑风貌，独树一帜，是黄岩为数不多的历史文化瑰宝，泽润千秋。
来源：橘传媒
原文发表于：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63633160602033
《黄岩王士骏故居》一文有误，谢谢王宪聆女士的发现与指正:
去英国留学的应该是王珽，上面一篇是错的。王士骏有五个儿子，分别是:
王璠 （伯鲁）
王珩 （仲楚）
王珽 （叔晋）
王琎 （季梁）
王曰玮（幼曹）
去英国留学的应该是王珽，上面一篇是错的。王士骏有五个儿子，分别是:
王璠 （伯鲁）
王珩 （仲楚）
王珽 （叔晋）
王琎 （季梁）
王曰玮（幼曹）
忆妈妈
07/01/2022
宪聆 2022年6月
临近七月一日，妈妈的生日要到了，以前小时候总是对妈妈与党同天过生日很羡慕，因为这过生日的日子是不会被忘记和遗漏的。若妈妈在世的话，今年是九十八足岁了，虽然她已离开我们有九年了，但妈妈的英容笑貌仍历历在目。
爸爸，妈妈，哥哥和我 摄于1960年
以前一直觉得妈妈的一生很平凡，没有做过什么令人骄傲和自豪的大事。但近些年来脑海里却经常涌现出妈妈对我们的一些教导，越来越认同她的许多看法和观点。
从小妈妈就一直教导我们，女孩子一定要自立自强自爱，一定要工作，不能依附于任何人，靠山山会倒，只有靠自己才是王道。她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五十年代初爸爸从美国留学归来，妈妈完全可以待在家里相夫教子，过较轻松的日子，但她坚持要出去工作，将她所学的知识奉献给社会。在妈妈的熏陶下，我也非常认同她的观点。这么多年，一路走来，目睹了许多人世间的风风雨雨，更觉得妈妈这句话的正确和重要。
妈妈教育我们，凡事要靠自己，持别是在我们成家后，她鼓励我们要自立，当我们工作，家务兼顾不过来，孩子沒人管时，她总是第一时间就来帮忙，但她的宗旨是：救急不救穷，她是临时来帮忙的，我们不能依赖和依附于她，我们必须自己做好安排，自己的事自己想办法去解决。现在回过头去看，非常赞同妈妈的作法，因为妈妈是在鼓励我们要学会去面对各种困难，不能有依赖性。
记得妈妈一直教诲我们：“在学习上，在工作上要高标准，在生活上要低标准” 她和爸爸的身体力行，给我们兄妹们树立了好榜样，我们在学习上，工作上都是勤勤恳恳，踏实努力，在生活中勤俭朴素，低调平和。
妈妈教育我们要尊重人，有好东西一定要大家分享。爸爸工作忙，下班回家迟，我们必须等他下班回到家后，才能全家一起进餐，长辈没有动筷子，我们小辈不能先动筷，好菜要大家分享，我们家奉行是＂绝对平均主义＂大排若只有二块，那就切开来，每人一份，三瓶牛奶不夠分，那就加些水，煮开了，每人一小碗…。
记得在我近十岁时，妈妈就教我如何做针线活，如何织毛衣，如何烧饭，妈妈认为这些都是必须掌握的生活基本技能。确实有了这些技能，在生活中方便了自己和家人。同时在做家务中，也能进一步体会到生活的不易和乐趣，更珍惜生活和热爱生活。
妈妈教导我们要量入为出，教我们记日常开支流水，且要求我们经常回顾看看有什么开支是必需的，有什么物品是可买可不买。她教我们管理钱财，我们还在小学时就带我们去银行学习如何存钱，如何将小钱积少成多，以备不时之需。
爸爸，妈妈和我们兄妹三 攝于1976年
妈妈教会了我们很多很多，真难以想象妈妈在完成工作的同时，养育和培养了我们三兄妹，妈妈的一生，平凡而伟大，她默默地支持爸爸的工作，承担着繁重的家务，爸爸的成就和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都凝聚着妈妈的汗水和心血，感谢妈妈对我们的教育和关爱，感谢妈妈对我们的奉献和付出。妈妈想念您！妈妈永远怀念您！
临近七月一日，妈妈的生日要到了，以前小时候总是对妈妈与党同天过生日很羡慕，因为这过生日的日子是不会被忘记和遗漏的。若妈妈在世的话，今年是九十八足岁了，虽然她已离开我们有九年了，但妈妈的英容笑貌仍历历在目。
以前一直觉得妈妈的一生很平凡，没有做过什么令人骄傲和自豪的大事。但近些年来脑海里却经常涌现出妈妈对我们的一些教导，越来越认同她的许多看法和观点。
从小妈妈就一直教导我们，女孩子一定要自立自强自爱，一定要工作，不能依附于任何人，靠山山会倒，只有靠自己才是王道。她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五十年代初爸爸从美国留学归来，妈妈完全可以待在家里相夫教子，过较轻松的日子，但她坚持要出去工作，将她所学的知识奉献给社会。在妈妈的熏陶下，我也非常认同她的观点。这么多年，一路走来，目睹了许多人世间的风风雨雨，更觉得妈妈这句话的正确和重要。
妈妈教育我们，凡事要靠自己，持别是在我们成家后，她鼓励我们要自立，当我们工作，家务兼顾不过来，孩子沒人管时，她总是第一时间就来帮忙，但她的宗旨是：救急不救穷，她是临时来帮忙的，我们不能依赖和依附于她，我们必须自己做好安排，自己的事自己想办法去解决。现在回过头去看，非常赞同妈妈的作法，因为妈妈是在鼓励我们要学会去面对各种困难，不能有依赖性。
记得妈妈一直教诲我们：“在学习上，在工作上要高标准，在生活上要低标准” 她和爸爸的身体力行，给我们兄妹们树立了好榜样，我们在学习上，工作上都是勤勤恳恳，踏实努力，在生活中勤俭朴素，低调平和。
妈妈教育我们要尊重人，有好东西一定要大家分享。爸爸工作忙，下班回家迟，我们必须等他下班回到家后，才能全家一起进餐，长辈没有动筷子，我们小辈不能先动筷，好菜要大家分享，我们家奉行是＂绝对平均主义＂大排若只有二块，那就切开来，每人一份，三瓶牛奶不夠分，那就加些水，煮开了，每人一小碗…。
记得在我近十岁时，妈妈就教我如何做针线活，如何织毛衣，如何烧饭，妈妈认为这些都是必须掌握的生活基本技能。确实有了这些技能，在生活中方便了自己和家人。同时在做家务中，也能进一步体会到生活的不易和乐趣，更珍惜生活和热爱生活。
妈妈教导我们要量入为出，教我们记日常开支流水，且要求我们经常回顾看看有什么开支是必需的，有什么物品是可买可不买。她教我们管理钱财，我们还在小学时就带我们去银行学习如何存钱，如何将小钱积少成多，以备不时之需。
妈妈教会了我们很多很多，真难以想象妈妈在完成工作的同时，养育和培养了我们三兄妹，妈妈的一生，平凡而伟大，她默默地支持爸爸的工作，承担着繁重的家务，爸爸的成就和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都凝聚着妈妈的汗水和心血，感谢妈妈对我们的教育和关爱，感谢妈妈对我们的奉献和付出。妈妈想念您！妈妈永远怀念您！
Comments (4)
谢谢姐姐的回忆。是的，妈妈很平凡，她操持着日常家务，照顾着我们一家，精打细算，任劳任怨🤗🌻
但与此同时，妈妈是伟大的，她努力做到自立。明明可以在家相夫教子，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但她却要活出自己的价值。她不仅自己外出工作，也教育我们要有独立养活自已的能力👍🌹
另外一点让我记忆犹新的，小时候经常陪妈妈去邮局寄钱，她常常接济着生活拮据的兄弟姐妹们(她家有十兄妹)。在她的身体力行下，我们懂得兄弟姐妹是应该互敬互爱，互相帮助的💝💕
但与此同时，妈妈是伟大的，她努力做到自立。明明可以在家相夫教子，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但她却要活出自己的价值。她不仅自己外出工作，也教育我们要有独立养活自已的能力👍🌹
另外一点让我记忆犹新的，小时候经常陪妈妈去邮局寄钱，她常常接济着生活拮据的兄弟姐妹们(她家有十兄妹)。在她的身体力行下，我们懂得兄弟姐妹是应该互敬互爱，互相帮助的💝💕
留言精选：
犁后喘：我们永远怀念您，妈妈！
平淡：王妈妈是相夫教子的典范。
林翔：@宪聆 你的回忆写得非常感人，让我对舅妈有了更多的了解. 永远怀念她.
王蘭兰：@宪聆 宪聆姑姑对叔婆的回忆中满满的爱让我也受益匪浅。感恩，怀念。
莘莘：@聆 你妈妈真了不起！不养尊处优，更显平实朴素睿智，优良的家教家风抚育了优秀的子女。回忆追思弥足珍贵。你的文字流畅，文风与内容相契。
舒士衍：写的真好！有这样大家闺秀妈妈言传身教所以才有了你们的好品质并代代传承，你女儿也继承外婆的理念，自己事情自己解决，不依赖老人。家教真的很重要！
雪禾：用心写的“忆妈妈”，读了好好感动！谢谢王医师！我收藏了。
叶志方：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怀念
犁后喘：我们永远怀念您，妈妈！
平淡：王妈妈是相夫教子的典范。
林翔：@宪聆 你的回忆写得非常感人，让我对舅妈有了更多的了解. 永远怀念她.
王蘭兰：@宪聆 宪聆姑姑对叔婆的回忆中满满的爱让我也受益匪浅。感恩，怀念。
莘莘：@聆 你妈妈真了不起！不养尊处优，更显平实朴素睿智，优良的家教家风抚育了优秀的子女。回忆追思弥足珍贵。你的文字流畅，文风与内容相契。
舒士衍：写的真好！有这样大家闺秀妈妈言传身教所以才有了你们的好品质并代代传承，你女儿也继承外婆的理念，自己事情自己解决，不依赖老人。家教真的很重要！
雪禾：用心写的“忆妈妈”，读了好好感动！谢谢王医师！我收藏了。
叶志方：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外婆和我
06/24/2022
张彦 著于2013年6月24日于加州
外婆和我住的很远， 她在中国， 我在美国；但是我们的心却贴得很近。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两个有着相同的血型， 都姓张，都是女性，都是属老鼠， 而且我们之间有着一种很难用言语准确表达的神奇感应。
大约在我四岁的时候， 妈妈为了方便工作， 送我去一个离她公司比较近的幼儿园。 这样我们每天都要花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在车上。 每天在车上妈妈都想方设法的讲一些有意思的事情给我听，有的是她的亲身经历，有的是她编出来的故事。 讲的最多的当然是外婆了。 因为她和外婆一起生活了整整28年。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一个故事， 讲也讲不完。 2001年春节左右， 妈妈告诉我她想家了， 特别想回家和外公外婆一起过年。 可是她不能回中国， 因为弟弟在她肚子里， 再过两个月就要出来了。 所以妈妈每天都给我讲外婆和外公的故事来抒发她的思乡之情。
2000年夏我和外婆外公在杭州闻裕顺幼儿园门口
这天， 妈妈讲的是外婆手摔断的故事。 大雪天， 外婆和阿姨还有妈妈一起搭公车去买东西，还没走到车站， 外婆摔了一跤， 手腕的骨头立刻就断了，手表丢了也不知道...... 当时我听了这个故事好心痛， 搞不懂为啥手骨这么容易断， 我问了妈妈很多问题， 手断的时候外婆有没有哭，皮有没有破， 断掉的手是怎么接上的， 多久才好起来......
刚巧就在那天下午，我被小朋友推了一跤。手很痛。我立刻想到一定是和外婆的手一样也断了。 好痛啊， 真想哭。 可是想起妈妈告诉我当年外婆手断的时候没有哭， 所以我也熬住没有哭。 我告诉老师， 我的手断掉了。 老师安慰我说不会的。 老师打电话让妈妈来接我。 妈妈匆匆的赶来了，老师说我自我感觉是手断了，妈妈坚决不相信， 她对我说：“你以为手断掉是好玩的呀， 快别装了。” 这时， 我才放声大哭起来。 太委屈了，我大叫： “我不是装， 是真的很痛。” 看我哭成这样， 妈妈知道我不是在学外婆手断逗她玩。 连忙挺个大肚子和爸爸一起带我去医院拍片子。 结果我手的骨头真断了。
从这次骨折的经历我学到了一些医学知识：骨头断了是可以皮不破的，要经过X-ray 才能知道骨头有没有断， 断掉的手骨要用石膏固定起来一个多月不能动才能长好的。 然而更让我觉得奇妙的是我和外婆之间的这种神奇的感应。 千万个为什么一直都是我心中一个解不开的谜团。 今天我终于找到答案了：外婆和我有着共同的经历， 因为我们是相差72年的迷妳鼠张， 我是外婆生命的延续......
外婆和我住的很远， 她在中国， 我在美国；但是我们的心却贴得很近。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两个有着相同的血型， 都姓张，都是女性，都是属老鼠， 而且我们之间有着一种很难用言语准确表达的神奇感应。
大约在我四岁的时候， 妈妈为了方便工作， 送我去一个离她公司比较近的幼儿园。 这样我们每天都要花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在车上。 每天在车上妈妈都想方设法的讲一些有意思的事情给我听，有的是她的亲身经历，有的是她编出来的故事。 讲的最多的当然是外婆了。 因为她和外婆一起生活了整整28年。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一个故事， 讲也讲不完。 2001年春节左右， 妈妈告诉我她想家了， 特别想回家和外公外婆一起过年。 可是她不能回中国， 因为弟弟在她肚子里， 再过两个月就要出来了。 所以妈妈每天都给我讲外婆和外公的故事来抒发她的思乡之情。
这天， 妈妈讲的是外婆手摔断的故事。 大雪天， 外婆和阿姨还有妈妈一起搭公车去买东西，还没走到车站， 外婆摔了一跤， 手腕的骨头立刻就断了，手表丢了也不知道...... 当时我听了这个故事好心痛， 搞不懂为啥手骨这么容易断， 我问了妈妈很多问题， 手断的时候外婆有没有哭，皮有没有破， 断掉的手是怎么接上的， 多久才好起来......
刚巧就在那天下午，我被小朋友推了一跤。手很痛。我立刻想到一定是和外婆的手一样也断了。 好痛啊， 真想哭。 可是想起妈妈告诉我当年外婆手断的时候没有哭， 所以我也熬住没有哭。 我告诉老师， 我的手断掉了。 老师安慰我说不会的。 老师打电话让妈妈来接我。 妈妈匆匆的赶来了，老师说我自我感觉是手断了，妈妈坚决不相信， 她对我说：“你以为手断掉是好玩的呀， 快别装了。” 这时， 我才放声大哭起来。 太委屈了，我大叫： “我不是装， 是真的很痛。” 看我哭成这样， 妈妈知道我不是在学外婆手断逗她玩。 连忙挺个大肚子和爸爸一起带我去医院拍片子。 结果我手的骨头真断了。
从这次骨折的经历我学到了一些医学知识：骨头断了是可以皮不破的，要经过X-ray 才能知道骨头有没有断， 断掉的手骨要用石膏固定起来一个多月不能动才能长好的。 然而更让我觉得奇妙的是我和外婆之间的这种神奇的感应。 千万个为什么一直都是我心中一个解不开的谜团。 今天我终于找到答案了：外婆和我有着共同的经历， 因为我们是相差72年的迷妳鼠张， 我是外婆生命的延续......
Comments (1)
这是彦彦9年前写的， 当时她在美国， 听说外婆离开我们了， 她很伤心， 流泪写下了这篇回忆。 很生动， 很用心。 对一个ABC来说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了。 现在读起来还是让人泪目。
想念妈妈， 怀念祖孙之间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情💕💖
想念妈妈， 怀念祖孙之间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情💕💖
九旬学人忆王琎
05/29/2022
作者：王天骏 2022年4月
五十年代的王璡先生
九十高龄的杨国梁教授是王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分析化学专业的研究生，退休前一直在浙江大学化学系任教。网上关于祖父王琎的纪念文章中，有一张老科学家王琎指导青年学子做化学实验的照片，2015年，我和王宇平（叔叔王启东之子）相约去浙大西溪校区拜访杨国梁教授，直到那天杨教授亲自指出，我们这才知道照片中站在王琎右边的是化学系研究生楼永达，王琎左边的就是杨国梁。
五十年代，王璡在实验室指导杨国梁和同学作化学实验
据杨国梁先生回忆，五十年代中期，王琎有一个分析古钱金属成分来研究中国古代冶金史的科研课题，需要找一个功课好、做事认真负责、工作细心有条理的学生帮助王琎做分析化学实验和整理实验记录，杨国梁当时刚刚浙江师院毕业，各方面都符合王琎的要求，就被学校选派为王琎的研究生和实验助手。
2015年，在浙大西溪校区拜访已退休在家的杨国梁教授
在那天的拜访中，杨国梁教授介绍说，中国的分析化学起步很晚，王琎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就在东南大学开设分析化学课程，1921年开始对古钱的化学成分进行定量分析，1925年对江苏凤凰山铁矿的化学成分进行定量分析，1927年对南京水源的水质进行定量分析化验。
王琎在1923年发表的《五铢钱化学成分及古代应用铅锡考》提出了根据五铢钱的化学成分为汉、魏晋南北朝和隋的古钱断代的科学方法，这篇1925年发表的论文用分析化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中的考证问题，轰动了当时中国知识界。这些对铜合金、铁矿石和水质的精确定量分析在中国都是属首创，所以科学界公认王琎是中国分析化学学科开创人之一。
杨国梁教授提到，1956年他协助王琎进行的宋明古钱化学成分分析的科研项目其实是王琎在二十年代的五铢钱化学成分分析课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目的是希望通过更多、更完整的样本以及有意识收集的某些特殊时期的样本的化学成分分析来回答当时一直困扰中国的冶金史的一些问题，如中国人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的用锌？个别年代（如宋绍圣铜钱）含锌量高的原因？
杨国梁教授深情地回忆，当年初出茅庐的他，在王琎指导下进行一系列化学实验的点点滴滴: 杨教授回忆说，他们科研项目的第一步是要收集完整的中国历代古钱样本，由于样本都需要有确定年份铭文，收集工作本身也有一定的难度，他说，当年他通过家庭关系找到一位古钱收藏家，因为此人和他的亲戚关系，使他意外顺利的收集到好几种很难找到的古钱，圆满完成了王琎先生交给他的任务。他也提到当年王琎先生手把手教他准备样本、使用溶剂以及严格地一步步完成化学反应和定量分析全过程的往事。可以想象，由于这个项目的特殊性，杨国梁当年对每一个样本，都要非常仔细、精确无误的完成所有的实验步骤，并作详细的记录，在常人看来，这些都是枯燥无趣甚至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下来，实验项目任务圆满完成，发表了以他们师生二人署名的论文，给出了中国用锌起源于明朝嘉靖年间的结论。杨国梁教授不无得意地回忆说，第二年学校评级，他由于这个项目的成绩，提前晋级被评为讲师，为此还引起许多比他年资高的同事的不满，然而不满归不满，大家也没有话说，毕竟他的成绩和论文都摆在那里。
我们在杨教授家见到杨夫人，介绍间，话题不经意地回到了七十年前的“杭大”：五十年代中期，杨夫人从北京外语学院俄语专业毕业，分配到杭州大学俄语系任教，成为德梦铁先生（王琎夫人）的助手，杨先生和杨夫人就是因为工作关系，在王琎先生家里第一次见的面……这段尘封多年的佳话，为我们的拜访凭添了一抹浪漫色彩，经我要求，我和他们夫妻两人也合了影。
2015年，作者王天骏与杨国梁夫妇合影
我和王宇平两位都是王琎的孙辈，杨教授那天兴致很高，又谈起多年来与王宇平父亲王启东交往的往事，并送给我们一张2007年他和夫人与当时任浙大副校长的王启东夫妇在浙大玉泉校区大门前的合影。
2007年杨国梁夫妇与王启东夫妇在浙大玉泉校区大门前合影
2015年之后，一晃七个年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再联系杨教授。
2022年4月，为了想尽可能多的收集祖父王琎五、六十年在杭州大学的资料，我十分冒昧地给杨教授发了一个微信，询问他那里是否还有、或者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更多的王琎在杭州大学的著述文章，说是“冒昧”，因为我知道杨教授应该是年逾九十了，我的询问无疑就是一种打扰。
出乎我的意外，几天后，我收到了杨教授发来的一组照片，照片中拍的是30年多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杨教授在《求是学人群芳谱》上写的纪念王琎的文章。我十分感动，因为看得出来，这些照片都是年过九旬的杨教授一张一张亲自用手机拍摄的。
杨国梁教授于2002年4月发来他亲自拍摄的纪念王璡先生文章照片之一
杨国梁教授于2022年4月发来他亲自拍摄的记念王璡先生文章照片之二
答谢过杨教授发来的照片后，我想起最好的答谢方式就是把这篇杨教授当年用笔一字一字写下的文章，用现在先进的文字处理技术转换成电子版保存下来。这篇文章有近万字，重新文字录入要花不少时间，比较有效率的方法就是重新扫描文章（手机照片无法作ORC文字识别），然后用OCR文字识别技术作文字识别……信息时代资讯风驰雷掣，想到这里，说干就干，上个星期，我用了两天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个任务：
1）根据杨教授发来的照片中的信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搜索并网购了这本《求是学人群芳谱》；
2022年4月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网购的《求是学人群芳谱
2）书一到，马上将杨教授的万字长文在扫描机扫描；
扫描《求是学人群芳谱》上的杨国梁文章效果
3）将扫描完成的15个单页PDF扫描文档利用网上的付费OCR服务软件逐页汉字识别；
4）逐页整理纠正修改OCR文字识别的结果；
5）合并、整理、编辑。
下面是我扫描的这篇文章的扫描照片和文章整理成PDF文件后生成的JPG图片效果。
经过扫描，文字识别，修改，编辑，整理后的文件转换成JPG图片的效果
通过运用先进的文字技术，数字化复活了杨教授的一篇旧文，保存了一篇纪念祖父王琎的纪念文章，就我个人而言，上面的这番努力，不仅是彰显祖父王琎的功德，不仅是赞美杨国梁教授的情谊，也是实现一位孙辈对祖父的怀念和追思，一举数得，我也很有成就感！
最后，在这里，我要再次感谢杨国梁教授对我祖父、他的导师王琎先生的深情厚意，作为王琎先生的亲属，我个人向他表示深深的敬意，祝杨国梁教授事事如意，健康长寿。
九十高龄的杨国梁教授是王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分析化学专业的研究生，退休前一直在浙江大学化学系任教。网上关于祖父王琎的纪念文章中，有一张老科学家王琎指导青年学子做化学实验的照片，2015年，我和王宇平（叔叔王启东之子）相约去浙大西溪校区拜访杨国梁教授，直到那天杨教授亲自指出，我们这才知道照片中站在王琎右边的是化学系研究生楼永达，王琎左边的就是杨国梁。
据杨国梁先生回忆，五十年代中期，王琎有一个分析古钱金属成分来研究中国古代冶金史的科研课题，需要找一个功课好、做事认真负责、工作细心有条理的学生帮助王琎做分析化学实验和整理实验记录，杨国梁当时刚刚浙江师院毕业，各方面都符合王琎的要求，就被学校选派为王琎的研究生和实验助手。
在那天的拜访中，杨国梁教授介绍说，中国的分析化学起步很晚，王琎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就在东南大学开设分析化学课程，1921年开始对古钱的化学成分进行定量分析，1925年对江苏凤凰山铁矿的化学成分进行定量分析，1927年对南京水源的水质进行定量分析化验。
王琎在1923年发表的《五铢钱化学成分及古代应用铅锡考》提出了根据五铢钱的化学成分为汉、魏晋南北朝和隋的古钱断代的科学方法，这篇1925年发表的论文用分析化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中的考证问题，轰动了当时中国知识界。这些对铜合金、铁矿石和水质的精确定量分析在中国都是属首创，所以科学界公认王琎是中国分析化学学科开创人之一。
杨国梁教授提到，1956年他协助王琎进行的宋明古钱化学成分分析的科研项目其实是王琎在二十年代的五铢钱化学成分分析课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目的是希望通过更多、更完整的样本以及有意识收集的某些特殊时期的样本的化学成分分析来回答当时一直困扰中国的冶金史的一些问题，如中国人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的用锌？个别年代（如宋绍圣铜钱）含锌量高的原因？
杨国梁教授深情地回忆，当年初出茅庐的他，在王琎指导下进行一系列化学实验的点点滴滴: 杨教授回忆说，他们科研项目的第一步是要收集完整的中国历代古钱样本，由于样本都需要有确定年份铭文，收集工作本身也有一定的难度，他说，当年他通过家庭关系找到一位古钱收藏家，因为此人和他的亲戚关系，使他意外顺利的收集到好几种很难找到的古钱，圆满完成了王琎先生交给他的任务。他也提到当年王琎先生手把手教他准备样本、使用溶剂以及严格地一步步完成化学反应和定量分析全过程的往事。可以想象，由于这个项目的特殊性，杨国梁当年对每一个样本，都要非常仔细、精确无误的完成所有的实验步骤，并作详细的记录，在常人看来，这些都是枯燥无趣甚至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下来，实验项目任务圆满完成，发表了以他们师生二人署名的论文，给出了中国用锌起源于明朝嘉靖年间的结论。杨国梁教授不无得意地回忆说，第二年学校评级，他由于这个项目的成绩，提前晋级被评为讲师，为此还引起许多比他年资高的同事的不满，然而不满归不满，大家也没有话说，毕竟他的成绩和论文都摆在那里。
我们在杨教授家见到杨夫人，介绍间，话题不经意地回到了七十年前的“杭大”：五十年代中期，杨夫人从北京外语学院俄语专业毕业，分配到杭州大学俄语系任教，成为德梦铁先生（王琎夫人）的助手，杨先生和杨夫人就是因为工作关系，在王琎先生家里第一次见的面……这段尘封多年的佳话，为我们的拜访凭添了一抹浪漫色彩，经我要求，我和他们夫妻两人也合了影。
我和王宇平两位都是王琎的孙辈，杨教授那天兴致很高，又谈起多年来与王宇平父亲王启东交往的往事，并送给我们一张2007年他和夫人与当时任浙大副校长的王启东夫妇在浙大玉泉校区大门前的合影。
2015年之后，一晃七个年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再联系杨教授。
2022年4月，为了想尽可能多的收集祖父王琎五、六十年在杭州大学的资料，我十分冒昧地给杨教授发了一个微信，询问他那里是否还有、或者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更多的王琎在杭州大学的著述文章，说是“冒昧”，因为我知道杨教授应该是年逾九十了，我的询问无疑就是一种打扰。
出乎我的意外，几天后，我收到了杨教授发来的一组照片，照片中拍的是30年多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杨教授在《求是学人群芳谱》上写的纪念王琎的文章。我十分感动，因为看得出来，这些照片都是年过九旬的杨教授一张一张亲自用手机拍摄的。
答谢过杨教授发来的照片后，我想起最好的答谢方式就是把这篇杨教授当年用笔一字一字写下的文章，用现在先进的文字处理技术转换成电子版保存下来。这篇文章有近万字，重新文字录入要花不少时间，比较有效率的方法就是重新扫描文章（手机照片无法作ORC文字识别），然后用OCR文字识别技术作文字识别……信息时代资讯风驰雷掣，想到这里，说干就干，上个星期，我用了两天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个任务：
1）根据杨教授发来的照片中的信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搜索并网购了这本《求是学人群芳谱》；
2）书一到，马上将杨教授的万字长文在扫描机扫描；
3）将扫描完成的15个单页PDF扫描文档利用网上的付费OCR服务软件逐页汉字识别；
4）逐页整理纠正修改OCR文字识别的结果；
5）合并、整理、编辑。
下面是我扫描的这篇文章的扫描照片和文章整理成PDF文件后生成的JPG图片效果。
通过运用先进的文字技术，数字化复活了杨教授的一篇旧文，保存了一篇纪念祖父王琎的纪念文章，就我个人而言，上面的这番努力，不仅是彰显祖父王琎的功德，不仅是赞美杨国梁教授的情谊，也是实现一位孙辈对祖父的怀念和追思，一举数得，我也很有成就感！
最后，在这里，我要再次感谢杨国梁教授对我祖父、他的导师王琎先生的深情厚意，作为王琎先生的亲属，我个人向他表示深深的敬意，祝杨国梁教授事事如意，健康长寿。
Comments (1)
最近是浙江大学建校125周年纪念 https://125.zju.edu.cn/
爷爷王琎也是浙大元老之一， 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怀念他老人家， 缅怀老一辈教育家对浙大做出的贡献💕
浙大建校125周年， 为曾经在浙大工作过的爷爷点赞!
爷爷王琎也是浙大元老之一， 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怀念他老人家， 缅怀老一辈教育家对浙大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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