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盟  著于2019-12-12

       王启东（1921-2019），著名材料科学家、教育家。祖籍浙江台州，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南京。1939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1941年转入内迁的浙江大学工程机械系。1943年毕业并留校任教。1947年赴美国留学，1948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1951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机械工程博士学位。1951年放弃美国优裕生活条件，毅然回国回浙江大学继续任教。1952年领衔创办了浙江大学铸造专业，1958年至1962年任浙江大学冶金系副主任、主任，1962年至1966年任机械系副主任。1978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并任系主任，1978年至1984年任浙江大学副校长，1984年至1993年任浙江大学顾问。1954年，加入民盟，曾任民盟第五、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民盟浙江省第五、六、七届委员会主委，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浙江省第五、六、七、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际氢能协会材料学组常务理事，国际金属-氢系统学术讨论会国际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氢能研究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铸造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金属学会理事长，《材料科学与工程》杂志主编，浙江省科协副主席、主席等职。他还曾担任原杭州应用工程技术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台州广播电视大学名誉校长等职。

导语
     今年是新中国建国70周年。70年来，国家各方面的进步和跨越之大，是世界史上罕见的。我是祖国日渐繁荣昌盛的见证者、参与者，也是党的光辉统战思想的践行者、受益者。回顾我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六十八年，我既为自已能参与到祖国伟大建设的洪流中奉献一定的力量感到无比自豪，也为自已能沐浴在中国共产党统战思想的光辉下不断实现人生价值而感到无比幸福。

戮力践行强国梦

     我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血腥地侵略中国的悲惨历史中长大的。1937年我在上海的中学求学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留在上海租界里继续求学，还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日寇野蛮侵华战争中悲痛的事实给我上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国主义在上海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2月进入南京，进行了世界战争史上最残酷的奸淫烧杀。我父母亲半辈子辛劳在南京建造的房屋被焚毁，财物被抢烧一空。随后在上海房屋也遭同样惨运。父亲伤心地对他的子女和学生说:“无国则无家，我们一定要努力强国强军、强科技”，这对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
     进大学时不少人劝我跟随父亲学习化学，站在巨人的肩上，起点高，前途无量。但是为了能为国家制造坚船利炮和新式武器，我毅然选择学习机械工程。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上海租界也即将被日军占领,抱着不可做亡国奴的信念，我转入西迁到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求学。日本投降后，1946年，我随浙江大学复员回杭州，路经上海时参加了教育部选拔派遣去欧美公费留学生考试，被录取去美国留学机械工程。
     1949年美蒋战败，全国解放。在美国我多次接到父亲与长兄的来信，信中常提到中国共产党正在努力恢复经济，建设国家，亟需科技人才，并欢迎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等，留在国内的妻子更是殷切地期盼我能早日回国。1951年1月在美国爱荷华获得博土学位后，我谢绝系主任的聘任，想方设法绕过了美国国务院的严禁学理工的中国大陆学生回国的禁令，及早回到祖国，来报效祖国，以实现我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强国梦。

     1951年春，经过多方努力我登船驶返祖国，经香港由深圳入境返回杭州，在浙江大学机械系任教。在回国后最初的30余年中，我只在浙江大学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在头十余年中我改行了两次，开始时虽然不太愿意，因为认为在美国做博士生时获得的热能专业知识和训练，我若留在热能工程方面从事研究和教育工作可发挥更大作用。然而在刘丹书记一再教育下认识到凡是国家建设与发展需要的，才是我们大家必须同心协力努力去做的，也就是我们实现强国梦所必需的，所以我自愿地转了专业。
    第一次转专业是在1953年。1953年初，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浙江大学党委十分重视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安排我负责开设铸工专业，筹建铸工教研组。我把全部智慧与精力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同时注意边工作边学习政治理论。1953—1958年这五年中，我和组内同仁们团结一致,努力学习俄文,分工翻译苏联的专业教材，编写了两套铸工专业的专业课程讲义，写出讲课提纲并进行试讲以之来保证讲课质量，建立了铸工实验室。每当下到铸造车间带领学生实习时，我注意虚心向老师傅们学习，参加各种工种劳动，包括配砂、造型、冲天炉及电炉熔炼、清砂等。这些工作使我领会到劳动创造世界，实践是知识源泉，理论来自实践等概念的正确性与重要性。
     第二次转专业是在1958年。1958年在全国大炼钢铁的热潮中，浙江省委要求浙江大学开办冶金系，培养钢铁冶炼及有色金属冶炼方面的技术人员。学校因见我铸造专业办得出色，又任命我为矿冶系副主任，协助老党员谢光同志组建矿冶系。我们以机械系的铸工、锻造及金相与热处理三个教研组为骨干，翻译苏联教科书，下厂实习，编写讲义。当时我建议派教师去全国各地的冶金类大学听名教授讲课，学习老教师的教学方法，以迅速提高相关课程的教学质量。建议得到谢光主任的大力支持。这一做法使我校新建系与专业的质量迅速赶上国内老系及老专业。这工作不仅使浙江大学为国家的金属冶炼工厂、研究所提供了一大批合格技术干部，也使我认识到党外人员若能大胆地在工作中提出良好的建议并为单位所接受，是促进工作快速发展的好办法。这一时期，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为了帮助工厂解决些技术上的问题，我也挤出时间投身科研工作。我开展了铸造冲天炉过程的强化研究，提出了《用冲天炉网状特性曲线比较各种强化措施》，对规范当时冲天炉的强化措施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肯定了多排小风口冲天炉，保证了那段时间国内铸铁的质量。1972年，了解到因西方国家及苏联对中国禁销高速钢，致使国内高速钢刀具奇缺，我就开始从事研究利用废旧高速钢刀具为原料，制作铸造高速钢与复杂刀具的精密铸造工作，掌握了用失蜡法铸造复杂刀具的工艺。我们把铸造高速钢的配方、复杂刀具制作工艺都无偿地提供给多家工厂使用，两次获得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我的第三次转专业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恢复工作后，我做的第一件有价值的工作是向浙江大学建议成立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在与一些来我国考察的国外代表团交流时了解到新型材料及功能材料在发达国家发展迅速，对新兴工业及产业影响巨大，许多欧美大学正在建立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效果良好。1977年秋，我把此设想写成建议材料呈送浙江大学党委，并附上了我拟定的教学计划与组建该系的方案。学校党委研究后很快决定在浙江大学建立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并指派我负责建系工作。在材料系建立后，我就我们应当从事哪种新型金属功能材料的研究向当时的校长钱三强先生请示。他建议搞储氢金属材料。我回来就与几位老教授商定组成了一个储氢金属材料研究小组。我自己则改行致力于储氢金属研发工作，并逐步开展氢能源利用与研究工作，专注培养研究生。1980年以来材料科学方面，我亲自培养指导的6名博士后，40余名博士生和80余名研究生。他们中有长江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世界知名大学的教授。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整个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学术水平都进步很快，材料系在世界上的排名每年都有进步，使得浙大材料系及其储氢金属材料研究在国内与国际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改革开放后，我做的第二件有价值的事情是1979年推动浙江大学赴美考察团到美国近二十所大学开展访问交流，并最终促成了新浙江大学成立。赴美考察使我们了解到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新兴学科的重要性，也了解了我国新学科的缺失。我们发现国外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新型企业管理都发展迅速，影响巨大。因此在访问报告中我们建议设立有关学系，都为浙江大学党委所采纳，为浙江大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次赴美考察中，很多在美校友都呼吁与要求我们把浙大、杭大、浙农大、浙医大重新合并成综合性的浙江大学，使之更有竞争力。对此，大家很受感动，大家立刻开始了四校合并的策划。1996年，在参加全国两会会议时，我向李岚清副总理做了推进四校合并，成立新浙江大学的发言。朱祖祥校长补充了我的发言，也表示赞同四校合并的提议。李副总理非常重视我们提出的建议，他当晚就通知了教育部，教育部又通知了浙江省教育厅和思索大学的负责人到北京开会。最后，1998年9月，四校合并组建的新浙江大学举行了建立新校仪式。
     作为党外知识分子的浙江大学教师，我自己也努力发挥自身特长和优势，积极建言献策，许多建议都被采纳。我在省人大负责科教文卫工作时，发现我省中小企业因缺少技术人员，在研究、开发甚至仿制工作方面比较落后，若能利用国营大中企业或高等院校中一些技术力量在周未或假日来做些技术工作或培训一些人员效仿上海“星期日工程师”的做法，对我省的工农业发展一定会有所裨益。当时我建议常委会到企业中去调查，并草拟了法规，既发挥了技术人员作用，又有效防止了原单位技术泄密。这一建议也曾对浙江省工农业发展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矢志不渝跟党走

     建国初，百业待兴，我一心走科教兴国道路，常年埋头书卷专心于教学工作。我自知对国内国际政治形势了解很少，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了解太少。我认识到必须自觉的加强学习，提高觉悟才能跟上形势，才能更好地为祖国建设发挥作用。虽然我很想认真学习，在政治上迅速提高，但当时教学任务重，似乎抽不出时间来，同时也感觉无从下手。
     适逢民盟在浙江大学建立组织并开始发展新盟员，在王国松教授及王仁东教授的介绍下，我参加了民盟。一位联系浙大民盟工作的干部(王遂今同志)经常主动来我家和我谈心，了解我的政治思想状态，买来毛泽东著作中的一些单行本，送给我阅读。我认真、反复地学习了这些文章和著作。他还引导我与他一起讨论一些问题，使我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些启蒙知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深信中国共产党必将是中国的大救星，我要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加上当时浙江大学进行的一些政治学习及思想教育，我的认识与觉悟不断提高。我自己去买来了《毛泽东选集》四卷，经常翻阅。这些对我思想觉悟的提高起了很好的作用，对我融入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起了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批判时期，《毛泽东选集》成为了我唯一的读物，在比较深入地了解了毛主席的思想后，我能正确对待当时极“左”路线，对我的不公正待遇及党内一批老领导干部的不公正待遇，深信这些只是少数人对共产党正确路线的一些干扰，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回到正确的光辉的路线上来。所以对我而言，统一战线光辉思想的指导使我能摆脱旧的错误思想，深信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伟大，愿意一辈子一心一意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

     1978年改革开放后，民主党派的各项活动重新恢复。我在民盟浙江省委会中担任了领导职务，同时我还被任命为浙江大学副校长，分管研究生教育、外事和体育运动等方面的工作，后又被选人省人大常委会任常委会副主任，分管教、科、文、卫等方面工作。我积极发挥自己专业知识和见多识广的优势,积极建言献策，许多建议都被采纳，并对学校和浙江省的改革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作为民盟省委会主委，我和民盟省委会其他同志一起,带领全省盟员，继承和发扬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并肩战斗的光荣传统，共同努力把全省盟组织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进一步发挥民盟的参政党作用。在任期间，我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是组织领导班子和全省各级盟组织和广大盟员认真学习，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二是以民盟省委会各专门委员会为平台，调动盟员参政议政积极性，开展调查研究，形成调查报告，递送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参考，积极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高民盟省委会参政议政工作水平。1996年引起时任省委书记李泽民同志重视的一篇调查报告《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青年知识分子流失问题的调查报告》就是一例;三是发现培养民盟省委会领导队伍的接班人。曾任民盟省委会主委徐辉、副主委樊建人、赵土芳、卢亦愚、陈振濂、王云路、徐向东等都是这一时期加入民盟或进入民盟干部队伍的。实践证明,这些同志在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下，不断提高民盟省委会自身水平，树立了良好的参政党形象，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赢得了社会广泛赞誉。

     回首我紧跟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六十八年的历程，也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事业在纠正了一些错误后取得蓬勃发展的时期，一代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民主党派人士同舟共济，肝胆相照，在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长卷上共同谱写了一段段佳话。这六十八年来，我由一个埋头书卷和期刊的科技工作者，逐渐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她的伟大与光荣之处。我坚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和更巨大的辉煌。我一生经历了战争与和平，经历了多个岗位历练，见证了整个家族三代百年追逐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历程和近百年中国发展的曲折历程。我明白我的命运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如今，耄耋之年，回顾过往，我对国家、社会满怀美好的期盼。我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实现，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我也希望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积极主动地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多做实事，使我国发展得更快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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