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七日是我们爷爷王琎先生136诞辰， 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思念他， 怀念他~

 

 王天俊著于2015-12-31

 

人物名片  王琎（王季梁）（1888－1966），我国第一批庚子赔款留学生。曾任浙江大学化学系主任、理学院及师范学院院长、代理校长等职务。1928年协同蔡元培创建中央研究院，并任化学研究所所长。是我国分析化学与化学史的创史人。1920年后，长期担任中国科学社理事和社长，并担任化学学会会长、《科学》杂志主编。

新文化运动时期，按照我个人的观点，是指1915-1945年之间不到30年的时间。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家，我的祖父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就从我的祖父说起：

       我的祖父王琎先生曾在1922-1934年间担任《科学》杂志主编，在1930-1933年间担任中国科学社的社长，在1928-1934年间担任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他也曾是中国化学会的发起人。人们在介绍他的履历时，通常介绍他是1909年第一批庚款留美生，美国里海大学学士和明尼苏达大学硕士，然而人们往往忽略，正是同一个王琎，曾有过十年科举的教育背景。

事实上，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早年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有科举时代受教育的背景。今天的媒体在介绍这一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家时，也常常忽略他们的传统文化教育经历。

其实正是他们在西方留学之前的这段受教育经历，成就了他们的一种特殊知识结构和文化品质，使他们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一代具有新旧兼学、学贯中西的素质的中国人，也决定了他们处理科学和传统的态度。

近年来，我一直在整理王琎日记，使我对他有一个近距离的了解，读王琎日记可以感受到他的人生态度深受儒家传统影响。这里有两段王琎日记中的两段小故事：

王琎的哥哥王珽是早年北京大学毕业、1913年与李四光同期公派留学英国的留学生，回国后不久身患重病，王琎从小和哥哥感情深厚，在看望弥留中的兄长回到家中后，心情十分沉重，在日记中感叹人生苦短，同时也告诫自己，生命越是短，对家对社会的责任越是重，一定要多努力，才能对得起社会、亲友和祖宗。

王琎在日记中，有一段还专门回顾自己四十岁前思想变化的过程，提醒自己要注意修养，要用朱熹在《大学》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修身养性。

事实上，王琎的一生一直是在修齐治平精神追求下忘我的工作。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物理学家查谦，是王琎在二十年代东南大学的老友，也是中国科学社的重要骨干。我曾在文革期间，拜访过当时已经中风的查谦，他在回忆王琎时，曾对我说，我们当时都很尊敬王琎先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年组织中国科学社，办《科学》杂志全是尽义务，而王琎先生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查谦先生还特别指出，当年中国科学社开会都是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

我在王琎日记中也注意到，王琎当年带着他在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的两个助手柳大纲和姚国珣编辑《科学》杂志时，大量的工作时间也都是在晚上进行。

王琎是发现华罗庚的伯乐。 1929年，王琎在收到年轻的华罗庚寄来的稿件后，热情的鼓励他，为他提建议，不但发表了华罗庚的文章，还把他的情况介绍给了中国科学社的老友熊庆来，成就了一个天才的人生。

虽然王琎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但另一方面，王琎从青年时代起，有过七八年海外生活的经历，受过多年西方文明和科学实验的熏陶。

日记中有一天，王琎在做完定性分析实验回到家后，在日记中记录自己当天的实验，他注意到在当天的试验中，硼砂的存在对于某化学反应有不同的结果，一方面思索这个现象是否与复杂化学分解有关[1]，一方面表示还要继续推敲。

王琎回国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一直就是像上面提到的这样，不断坚持自己提出问题，又亲自拿试管做细致周密的分析化学试验。他把自己在美国实验室学到的分析金属成分的方法，用到中国古钱的分析方面，成功的完成了用古金属成分为中国冶金史断代的研究成果，开创了中国分析化学的科学时代。这一成果震动了当时全国知识界。

1925年的中国科学社北京年会上，当时的会长翁文灏就在开幕致辞中，专门提到王琎古钱分析的研究成果。三十年代初期周谷城在他的《中国通史》一书中也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王琎和他的冶金史断代学说，这也是后来王琎被蔡元培和杨杏佛邀请参加创建中央研究院和担任首任化学所所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科学和传统在王琎的事业中水乳相融，相得益彰，这是当时中国科学社前辈们对待科学和传统态度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与当时那些投身五四运动的激进派同龄人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

五四运动的激进派把科学当成摧毁旧世界的大炮和打压传统的武器。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多次大声疾呼：“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从早年《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数以千计的文章中，可以发现，《科学》杂志理性的文风，与同时期的《新青年》反传统的激烈言辞形成鲜明的对照。

早期海归留学生受过系统西方科学的训练，他们明白中国人自古以来缺乏的是一种对待宇宙的进取态度、一种执着求真的心态，一种探索真理的方法、一种科学的精神。这种缺失是精神层面的，不像家里缺把椅子，可以到店里去买一把回来。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把科学仅仅当成实现强国梦和现代化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始终提倡科学精神，坚持用一点一滴渐进的方法改造传统的文明梦。

文明梦和强国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们对待传统的态度。打引号的强国梦是五四运动激进派用来吸引民众的口号。“强国梦”最大的特点是要与传统决裂，因为他们以为家里的旧传统不好，就像是一件旧家具，可以一把火烧掉，以便用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或者是有“普世价值”的“新家具”取而代之，这也就是五四运动时代的一句口头禅：要“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种论调，一言以蔽之，就是“先破后立”。文化革命就是这种逻辑的“强国梦”给中国人带来的结果。

什么是文明梦？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用西方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学问。把自己的文化改造好，又拿西方的文化来辅助，综合成一个新文化（大意）”。这也就是“边改边立”的意思。文明改造好了，国家自然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明梦才是真正的强国梦。

一部中国近代史其实就是文明梦和“强国梦”反复较量的历史。如果说二三十年代《新青年》是“强国梦”的精神代表，《科学》杂志就是文明梦的精神代表。我个人以为，《科学》杂志在中国现代史中的历史地位需要重新评估。

从文明梦联想到获诺奖的屠呦呦，我想在这里，借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这个热门话题，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家的文明梦做一个诠释

科学的发现靠个人的努力和机遇，更需要依靠个人偶然的灵感。然而这种偶然，是一种必然中的偶然。

屠呦呦在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奖后，诚恳地表示自己的成就归功于集体多年的努力。屠呦呦“偶然”成功背后的这个“必然”，就是近百年来几代中国生药学的前辈们怀着文明梦的理想，孜孜不倦地用分析化学的科学方法研究中药遗产的努力和研究氛围。

[1] 日记中原文是： “有用第一铁青酸钾加以盐酸，则试金属第三类时不得铁，其加硝酸者则试得铁 （浓硝酸），惟同时有硼砂存在时，则加硝酸后或试得铁，或试不得铁，结果各异。此现象与复杂游子之分解有关，其原理颇可研究。” 

王琎：会通中西科学文化的践行者

■王传超

浙江黄岩人，生于福建闽侯（今福州）。分析化学家、化学史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分析化学和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1909年考取首批庚款生赴美留学。1915年美国理海大学化学工程专业毕业后回国，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等校，1928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并任所长，1932—1933年任中国科学社社长，1932年参与发起中国化学会并长期担任常务理事。1934年，再度赴美留学，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任访问研究员，1936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国，先后执教于四川大学、浙江大学。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任教于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九三学社杭州分社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委。

毕生致力于化学学科的高等教育与研究事业，培养了几代科技人才，并在分析化学研究方面有诸多开创性的贡献；撰写了大量化学史论文，创建了以分析实验结果为依据、与历史考据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化学史。

尽管从广义上讲，我国古代也创造了丰富而独特的科学文化，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仍是源于西方。直到今天，如何更好地对西方科学文化去粗取精，使之与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有机结合起来，仍是绕不开的主题。因此，历史上那些关于会通中西科学文化的思考与探索，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在近代中西科学交流史上，早期庚款留美生是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大多出生于1890年前后，于辛亥革命前后赴美留学，既对中国传统经典、传统社会结构有较系统的了解，又深入学习过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站在两种文明的交点上，对于会通中西、复兴中华有着天然的优势和极大的热情。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科学文化、科学史研究方面有所建树，中国近代分析化学和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王琎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剪掉的辫子，剪不断的文化

王琎，字季梁，浙江黄岩人，1888年出生于福建闽侯。因父亲长年宦游福建，王琎住在衙署之中，耳濡目染，思想观念深受当时一般官僚士大夫的影响，很早就对科举考试的观念、方法了然于胸。尽管甲午战争后，父亲购置了一些新学书报，但王琎自开蒙起，主要精力就在于学习四书五经，兼及史地、诸子。1900年，他开始学习写作八股文，并于1903年起参加童子试，正式踏上科举之路。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17岁的王琎于这年夏天到北京投考新式学校，入五城中学，次年考入译学馆，得以系统地学习英文及数理化知识。

1909年9月，首次庚款留美生选拔考试举行，最终603名考生中47人被录取。王琎以总分422、排名45的成绩被录取，于1909年10月随团赴美留学。

行前，众人在上海候船期间，同学胡刚复的兄长、1908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胡敦复劝大家剪掉辫子。王琎等人犹豫再三，还是在胡敦复一再鼓励下才决心剪辫。在这辞旧从新的节点上，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场景。

到达美国后，王琎进入宾夕法尼亚科兴学院补习高中课程。1911年，他转入理海大学学习，选择了化学工程专业。在同期的同学当中，王琎在专业选择方面是决断力比较强的。尽管当时国家对工业人才的需求比较高，且明文规定修习理工类专业的学生比例为80%，但早期派出去的几批学生的特质明显与此相悖，在科技知识的储备、留学方向的选择方面所做的准备明显不够充分。1914年留美学生会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提及，“在调查我们同学感兴趣的科目时，许多高年级的同学没有什么明确的方向”。

与其他同学相比，王琎能够放弃自己的个人兴趣，主动学习化学工程，是有所牺牲且难能可贵的。当然，对于这一选择，他在回国后曾有所反思：“在美时未能学纯粹科学及专史地，在个人方面可认为错误，因个人性质实不近工，但以国家有此需要而学习，故生平未能尽所长也。”

文化冲突与思想纠结贯穿了王琎的整个留学岁月。当时美国社会有着浓厚的基督宗教色彩，王琎一度经常参加学校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活动，但他从不盲目反对或听从，而是认真思考，将其与中国传统道德标准及价值观对照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对于西方人的优点，他往往从中国传统中找出相通之处。最终，他稳固了自己的道德观念和处世之道。

他经常和同学们传阅中国古籍，并讨论在异域获得的新体会。1912年的一天，他从胡适那里借到《李恕谷年谱》，读后虽批评谱主迂腐，但对其时时戒惧反思的修身方法极为赞赏，认为不亚于富兰克林的《寡过篇》，值得学习，并由此反思自身的“志气昏惰、学行不检”，立志每日“三省吾身”，且在此后多年一直奉行。

对于科学技术本身，王琎的态度是复杂的，并不奉行一边倒的唯科学主义。科技本身自然有其进步之处，但它给人类带来的并不都是福利，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因为近代多次受到列强坚船利炮的欺凌，难免会有些“技术受害者”的心态。

比如，他于1914年发表过旧体诗《与友人谈空中飞艇有感作歌》，表达了他当时的科技观。这首诗通篇使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故和意象，拉近了读者与陌生事物的距离。他称赞飞艇为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以及对人类视野的拓宽，同时又指出这一新技术可能会用于战争，给人类带来巨大伤害。王琎直接指出了技术的两面性，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当各国政商精英为飞艇在军事上可能大有用武之地而踌躇满志时，他则从人性、伦理的角度出发对此作出批判。

在理海大学学习期间，王琎所学以化学为主，偏重于分析研究。完成学业之余，他写下了大量日记和旧体诗歌，深入展示了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所思所想。与此同时，他和同学们一起关注国内政局，时刻准备着回国效命，曾以诗自述：“坎坷苍海外，弃置如枯萍。闻鸡夜起舞，壮志犹未泯。”

1915年6月8日，王琎参加了理海大学毕业典礼，本拟在美勾留数月，进工厂实习，但听到有组团返国的消息后，随即决定立刻回国。

“把我们好学的民族精神恢复过来”

1915年8月，王琎回到阔别6年的祖国，开始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此后20年间，他兢兢业业，努力担当中国现代科学开路者的使命，在科学教育、科研组织、学术交流、科学研究等方面作出了诸多开创性、基础性的贡献。

王琎先后执教于长沙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办为东南大学）、浙江高等工业学校等校。

他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学院的创建者之一，并创办了化学系，为推动在大学中开设理化课程、举办我国自主的理科高等教育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当时事业草创、白手起家，王琎用了6年时间，才初步建立起化学系的课程体系，并置办了初具规模的实验设备。他编写了定性分析、定量分析、高等分析化学等多门课程，并充分吸收新材料、新观点，融入自己的见解，为每一门课自编教材。

在浙江高等工业学校，他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化学工程系，对我国化工技术人员的培养及相关工作的开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时，王琎应院长蔡元培之邀创办化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他在规划研究所工作范围时，充分考虑了我国当时的研究水平和实际需求，领导创建了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中药研究、纤维素、油脂涂料、陶瓷玻璃等研究单元，对我国化学研究事业的起步和化学工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为后来的很多工作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担任所长的6年里，一直主张就地取材，充分发挥我国本土原料和传统知识的优势，开展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不仅探索以本土原料制造化学药品，还支持赵燏黄等生药学家对中药材进行化学分析，努力探明其中的有效成分及其效用原理。

王琎还积极参加科技社团的活动。从1918年起，他在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介绍西方的科技人物和科技知识，探讨中国科学发展的相关问题。1926年9月起，他担任《科学》杂志编辑部主任，不计资历、奖掖后学。只有初中学历、当时还是杂货铺店员的华罗庚就是在他的支持下，于1929年在《科学》上发表了第一篇科学论文。

王琎热心于中国科学社的社务，努力向社会各界募集资金，用于购置图书、仪器。从1921年起，他多年担任中国科学社董事（或理事），并于1932年至1933年担任社长。在担任社长时，为了把普通科学知识和科学新闻输送到民间，逐步使科学变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他推动创办了科普杂志《科学画报》。

1932年，王琎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化学会，被选为该会会计，并长期担任该会常务理事。

尽管事务繁忙，但他在科学研究上没有放松，一方面开展分析化学研究，其中《南京之饮水问题》是我国最早的水质分析研究报告；另一方面，他努力挖掘中国科技遗产，开拓了以分析实验结果为依据，并与历史考据相结合的化学史研究方法，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其研究对象包括我国古代金属原质、金属化合物、酒精发酵、陶器制造等，尤以对我国古代钱币合金的研究影响最大。

王琎不仅注重科学在工业发展等方面的实用价值，更注重科学本身在“搜求天然真理，维持人类文明”方面的精神价值，认为科学自身之价值“固不在道德、宗教、政治下也”。

正因如此，他努力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的关系，尽管认为相比其伦理价值，中国古代经典在科学方面的价值并不高，但他还是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史，将中西科学加以对比，力图沟通两者，以便更好地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

在他看来，中西科学发展有其相通之处。“科学进化之状况，东西皆循一极相同之轨道。吾国之点金时代与医学时代，与欧洲之点金时代与医学时代，皆遥遥相对，且以成绩相比，未必东劣于西。则当此科学时代，吾国又岂可不起而急追，以冀十数年中可与欧人相媲美哉？”

在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当中，王琎认为传统文化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提倡研究，我们应该有较远大的眼光，要把我们周、秦、汉、唐、宋好学的民族精神恢复过来，方能够有结果。”他的科学教育工作和科学史研究，都是围绕这一目的开展的。

1934年夏，王琎由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辞职，再赴美国，到明尼苏达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一切事业以国防为中心”

1936年夏天，王琎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随后取道欧洲归国，途中赴英国、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国考察相关大学、研究机构及工业部门。回国后，他应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之邀，担任该校化学系主任。次年又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转至浙大任教。

此后不久，全面抗战爆发，浙大被迫西迁，几经辗转，最终得以在贵州湄潭落脚办学。王琎随校行动，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开展研究和教学工作。据学生回忆，当时王琎住在湄江饭店隔街斜对面的木结构民房一楼内，师生们曾看到他在炎炎夏日一早挟着草席走向湄江边去洗刷。

王琎曾说，在国难之中，“一切事业以国防为中心”。对于科学与战争的关系，他向来关注。早在一战时期，他就感叹“科学之昌明，虽足以增进人类之幸福，然亦每足以加厉人类之苦痛”，认为将毒气用于战争太无人道，“足见人类之残忍，而数百年之所谓新文明者，但关于物质有进步，而关于道德初无进步”。

当然，他也没有走向极端，完全反对将技术作为战争手段。对于使用新技术尽快结束战争以减少死伤，他是赞成的：“若战争而不用毒气，则德国之失败，则不若是之速，战祸之延长，正不知何时可止，死伤必更多，则此弥漫之恶气，未尝非剧战中之一曙光也。”

抗战期间，王琎主张科技可以用于反抗强权、反制侵略，也看到危难背后的机遇，认为我国应当化压力为动力，努力发展科学技术，用以反抗侵略、建设国家。“一国学术之发展虽有赖于承平之时，然人才之造成与磨炼，则多事之秋反胜于无事之际；一国实业之兴盛虽多表现于民丰物阜之时，但对于此种事业真正需要之认识，及进行时筹划之缜密、推行之努力、奋斗之勤劳，则战争状态每为促进之媒介。远征诸古人多难兴邦之言，近观诸欧美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于学术及工业之收获，益觉吾人在抗战时期中责任之巨大与机会之良好。”

王琎绝非空言，身体力行、做好本职工作，为抗战尽最大心力。

据学生回忆，王琎给学生上化学分析课的时候采用图解方式，“既精简了教学内容，又能使学生一目了然，大大加深了理解和记忆，且容易记课堂笔记，深得学生的赞赏”。化学是实验学科，湄潭僻处一隅，一切只能因陋就简，王琎却依然想尽办法，搜罗仪器设备，坚持实验教学，并严格要求，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此外，王琎还开设为期一年的化学史课程，回顾了中国古代相关工作和成就，“无形中向师生们进行了最为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且“启发师生如何做学问，怎样从事科学研究，如何通过实践做到举一反三……真正令师生们终生不忘”。

王琎还多次作公开演讲，向学生讲修养与实践、学术的本体和应用，以及中国化学界的过去与未来，努力将传统文化和科学精神传递给学生，鼓励学生不忘国难、长存匡济天下之志。

1938年，浙江大学创办师范学院，王琎担任理化系系主任，次年又担任院长。他认为师范教育事关全局全国，至关重要，因此付出了很多精力，并研究中学化学教学方法及化学史教材的写作。

抗战期间，王琎身兼多职，行政工作占去了很多精力，但他依然尽力开展研究工作。在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过程中，他越来越重视道家的作用，并给自己起了“雪灯道人”的道号。这一点与对道家情有独钟的英国学者李约瑟不谋而合。李约瑟于1944年到湄潭访问浙大期间与王琎颇有交集，了解了他在化学史和冶金史方面的工作，并将此事写入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当中，直到晚年仍在关于中国科技史的国际研讨会上表彰王琎的贡献。

王琎在湄潭听了李约瑟所作的《中国科学史与西方之比较观察》演讲后，于讨论时讲述了中国炼丹术的起源及其代表人物，并指出其所用术语与阿拉伯、西欧全同，展示出宏大的学术视野。王琎的科学观与李约瑟所主张的“百川归海”图景，即世界各民族各自发展科学知识，最终合流，形成“世界科学”这一整体有异曲同工之妙。

“亦有未了之责”

抗战胜利后，王琎随浙大回杭州，继续执教。此时国家动荡、政府腐败，社会上普遍对国民政府不满，期盼新时代的到来。

为响应中共中央于1948年发布的“五一口号”，科技界决定筹办全国性的科学会议（后定名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1949年6月至7月，王琎作为筹备委员赴北平参加筹备会议，见到科学界的诸多老朋友，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式和对待科学事业的态度。在他的热情鼓励和教导下，他在美国留学的子女放弃舒适的生活和优厚的收入，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后，他经常自勉并教导学生：“生也有涯，知也无涯，要努力学习，边学习、边研究，尽力为新中国多做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后，王琎一直任教于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更名为杭州大学），1956年被定为一级教授。执教期间，王琎在教学工作中讲授过多门课程，每一门他都自己编写教材，融会科学新知与中国特色，留下了大量讲义手稿。

他对教学工作极为认真负责，有时甚至要验算每一道习题。在教学过程中，他延续了之前理论与实验并重的作风，不断更新知识和设备，坚持走在学科发展前沿。浙江师范学院用于购置设备的经费有限，但王琎精打细算，还是添置了较为先进的仪器用于教学。

王琎向来重视榜样的作用，不仅时时以大科学家的学行、人格、美德打动学生，还以身作则，虚心好学、严以律己，为学生及家中后辈做好表率。他自留美时期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每天反省自己在工作、生活、待人接物方面的所作所为，50多年从不间断，留下了数百册心得笔记。

他秉持“活到老、学到老”的原则，虚心好学、老而弥笃，直到晚年仍思维敏锐，努力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日常生活中，他淡泊简朴，总是布衣便服，为人毫无傲气，待家中旧仆如亲族长辈，身边之人无不叹服。

新中国成立后，在学术研究方面，王琎除编写《分析化学》相关教材外，还继续开展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内容涉及化学、冶金、本草学、炼丹术、矿物学、青瓷发展等。在“文革”当中，曾有人攻击他的化学史研究是“厚古薄今”，使他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但他仍义正词严地表示，“中国总是有其历史的。不讲历史，我想不通”。有价值的工作终会得到认可，最终，他的研究成果和所开创的研究方法使后辈学者受益无穷，也使他成为中国化学史研究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之一。

1957年，王琎被增选为特邀全国政协委员，此后连任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6年12月28日，他于家中被入室抢劫的暴徒所害。在遇害时，他尚在伏案撰写《中国化学工艺史》。

王琎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尚存者，亦有未了之责，岂可存失望之心。”如今，斯人早已逝去，他的“未了之责”自当由后来人继续完成。

会通中西，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文化，使科学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多艰辛的努力。在此过程中，王琎等老一辈科学家所创建的宏大科学史图景和会通中西的文化雄心，将一直激励我们前行。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中国科学报》 (2023-11-10 第4版 印刻)

原文链接： https://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23/11/377043.shtm

抖音百科 ：https://www.baike.com/wikiid/5855638458052108935

王琎

王琎（1888年—1966年），字季梁，黄岩宁溪人，中国化学史与分析化学研究的开拓者。毕生致力研究中国化学史，擅长经典微量分析。用古钱分析研究中国古代冶金史，解决正确区分汉、三国、晋、隋五铢钱，中国用锌的起源与进化，镴的化学成分与铅、锡、锌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争议，是中国化学史与分析化学的开拓者之一。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浙江省政协第二、三届副主席，九三学社杭州分社副主任委员，中国化学学会理事、浙江分会理事长。主要著作有《五铢钱的化学成分》、《古代应用铅锌锡考》、《中国古代金属化学》、《丹金术》等。


人物生平

王琎（1888年～1966年），字季梁，浙江黄岩（今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出生于福建闽侯县。著名化学史家和分析化学家，是中国化学史研究和近代分析化学的开拓者之一。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入北京译学馆习英文。宣统元年（1909），参加清廷“赔款学生”①考试，600余考生按标准录取39人，留学美国柯兴学院、理海大学攻读化工，获化学工程学士学位。1914年与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秉志、相铨、竺可桢等成立中国科学社。民国4年（1915）毕业回国，先后任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数理化学部教授、化学系主任，中央大学教授、理学院院长，中国科学社论文讲演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社董事，《科学》杂志编辑部部长。20世纪20年代末，应蔡元培之邀，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1932年参加发起成立中国化学会，任上海分会理事长。1934年8月，再赴美留学，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任访问研究员，1936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后，任四川大学化学系教授。1937年起任浙江大学化学系系主任、师范学院院长、理学院代理院长等职。1952年院系调整后，先到浙江师范学院执教，后为杭州大学一级教授。

王琎致力研究中国化学史，擅长经典微量分析。用古钱分析研究中国古代冶金史，解决五铢钱和的化学成份、中国用锌的起源与进化，以及铅、锡和锌之间关系问题的争议，成为中国化学史和分析化学的开拓者之一。撰写与翻译大量中国化学史论文、国外科学史资料、分析化学教科书和科学家传记。从事化学科研和教育数十年，讲授分析化学、矿物学和化学史，培养大批化学科技人才。

王琎是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浙江省政协二、三届副主席，九三学社杭州分社副主任委员，中国化学会浙江分会理事长。1966年12月卒，终年79岁。主要著作有《五铢钱的化学成份》、《古代应用铅锌锡考》、《中国古代金属化学》、《丹金术》等。

①“赔款学生”，1906年，美国退还1900年“庚子赔款”（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攻陷北京，赔款辱国），以示“亲善”。并用赔款资送留美学生，以示“关心中国”，作为“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录取学生于1910年赴美就读。

人物事迹

科学救国

——两度出国求学

王琎的父亲王士骏，字吉人，经三考拔贡后委任福建闽侯、福清、松溪、仙游等地县令达30年之久。王琎幼受庭训，稍长后又在私塾接受经史教育，习作八股文并以童生名义参加过一次乡试，对中学经史诸科有一定基础，对日后写作颇有裨益。

闽侯县是清末政治家、曾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及翻译家林琴南的故乡，多少年来，林则徐抗英禁烟(鸦片)的英雄业绩家喻户晓，被后人传为佳话并引以自豪。鸦片战争失败，西方列强不断入侵，林则徐等一些先进的国人开始觉醒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与道路。林则徐放眼世界，提出向西方学习，陆续引进了一些西方的军火和民用工业设施。可是由于清廷继续奉行闭关锁国之策，收效甚微。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溃败，堂堂“天朝大国”竟被倭寇小国所打败，并割地赔款，全国震惊，人民愤怒，因此，反对守旧，要求改革的维新派迅速崛起。1895年康有为等在北京会同各省300名应试举人发起“公车上书”，要求变法强国，废除科举，认为洋务派改革不彻底，主张“西学体用”，开办新式学堂。在维新派推动下，全国各地新式学堂陆续涌现出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挽救民族危亡。虽然维新派受到顽固势力的镇压，然而坚冰终究打破，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关心国事的人日益增多，有些清廷官员的心灵也受到震撼并开始觉醒。王琎之父在闽侯任上，虽对西方传教士操纵的丧权辱国的“领土裁判权”深恶痛绝，但也逐渐领悟西方国家的强大自有其科技文化上的原因，同时，多少受到林则徐、林琴南等先进思潮的影响，深感朝廷的昏庸腐败，也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尽快改变“闭关锁国”政策，引进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培养合乎近代需要的有用人才。但很可惜直至晚年，王吉人仍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教育后辈上，仍强调攻读圣贤典籍，加强中学基础。

1905年，推行千余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废除，年轻的王琎面临人生的抉择。在维新思潮及林琴南的影响下，王吉人有所松动，王琎也有所触动。1907年的一天，有几位青年朋友登门家访，见王琎埋头伏案经书，就语带讥讽地说：“这堆废纸，读它何用？不如统统烧掉，免得害人！”听罢，王琎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于是他决心走“科学救国”之路，远离家乡，考进北京京师译学馆学习英语，其目的是为了娴习外语，以利沟通中西文化。在学习期间，王琎结识了几位主张改革和出洋留学的青年，其中有位同学之父在清廷做大官，但思想较开明。他常去请教，获益良多。1909年，适遇第一届庚子赔款留学美国考试，这几个同学约王琎应试。第一榜考中英文，他高居第二名；第二榜考数理化，他仅是副榜题名，两榜平均，他幸运地被录取了。是年，王琎新婚，家中经济状况欠佳，其父望他毕业后做个小官，以便撑起中落的一家之天。王琎正在犹豫之际，那位清廷大员力劝他与其子一同留洋。男儿志在四方，远洋学习科学与工程，将来为国效劳，必能顺应潮流。经过一番新旧思想的激烈冲撞，王琎毅然奋起，决心克服旧的传统和习惯，远涉重洋去吸一口异国的新鲜空气。他先到上海购制西服，剪去长辫，后回家乡向父母妻子告别，并与梅贻琦、胡刚复、秉志等一起登上海轮赴美，成了庚子赔款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创办前的早期留学学生。

王琎到美国后，由于他要学习化学工程，而数理化基础太差，未能直接上大学，他被分配在科兴学院补习高中课程，同时学些西洋礼仪，还要为同学做些服务工作，经受独立生活的全面锻炼。学习中，开始时对数理课程十分困难，但立志工程，数理必须学好。于是，在课余倍加用功，终于闯过难关。他中英文基础好，文史科目都能应对自如，逻辑与口才都好，多次演说比赛获得奖牌。他一直将一枚演说得来的金牌挂在表链上，直到抗战胜利后改用手表才取下珍藏箧中。

1911年，王琎考入美国里海大学攻读化学工程。他对美国大学重视实验和实习的基本训练、理论联系实际和师生务实的精神，十分赞赏。他在里海大学习期间，曾连续两个暑假到化工厂去，下车间劳动，向工人们学习实践经验，并体验他们的生活，从中获得不少实际知识。他推崇美国大中学校的体育运动，认为这是有关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大事，因而自己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特别苦练跑步与游泳，日后更鼓励下辈积极参加体育运动。

王琎学习刻苦，兼收并蓄，祛除偏见，择善而从。这是他在四面袭来的西方文化中能较快适应环境并吸收其精华的超越思想和学识基础。

20世纪初时，我国化学人才奇缺。为了早日把国家的化学事业发展起来，同时为了缓解家中经济上的困境，王琎放弃了进入研究院继续深造的机会，于1916年回国后，先后在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任教授兼化学系系主任。20世纪20年代末，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邀请王琎担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首任所长。他上任后，结合当时国家化学学科现状和科技发展规划，组建了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中药、纤维素、油脂、油漆涂料、陶瓷玻璃等小组进行工作，并结合中国化学资源开展化学研究，都取得较大成绩，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934年，王琎见留学人员多已回国效力，人才多了起来。他审时度势，乘机再出国门，进入美国明尼苏达研究院任研究员，师从著名物理化学家、分析化学家LW．Kolthoff继续深造。他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与研究机会，利用优良的实验条件，于1936年5月提出了《铂、金、银在不同电解质溶液中的电极电位》论文，首次解释了铂、金、银在不同的电解质溶液中不同抗腐蚀能力的原因。他的论文受评试委员们一致好评，授予科学硕士学位，圆满结束了异国学习与研究的生涯。在归国途中，他绕道欧洲到英、法、意、德诸国著名大学及研究院参观学习以提高自己的理论与管理水平。他当时对德国的纳粹思想与行动深感不安，预计世界必将大乱。

创科学社

——为国大兴科学

“中国科学社”这个名称，对年轻人来说是比较陌生了。但它却是中国近代科学史上最早和影响最大的科技社团，在我国科技发展史上有着光辉灿烂的一页。它从1915年10月25日美国伊萨卡城创社至1959年秋完成历史使命，首任社长是任鸿隽，《科学》杂志编辑是杨杏佛。中国科学社前身是1914年创办的《科学》杂志社。据《赵元任早年自传》：“1914年6月10日，我在日记上写道：晚间去任鸿隽(叔永)房间，热烈讨论组织科学出版月刊事……除出版月刊外，不久又组织了‘中国科学社’。”1915年1月，已在上海出版了《科学》第1期，内有赵元任的《和平进行曲》。因当时《科学》杂志多靠留学生的奖学金省出钱来支持，发行量少，竺可桢说：“我认为科学社不应只是留学生的组织，这个圈子太小。我们留学回国后也要发展下去。所以我建议把留美学生科学社，改为中国科学社，广泛吸引有志于科学救国的人士合作共事。”大家十分赞同竺可桢的建议，于是1915年金秋，在哈佛诞生了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有任鸿隽、杨杏佛、竺可桢、赵元任、胡明复、秉志、过探先和王琎等。王琎还是《科学》的热情发起人和积极撰稿者。中国科学社于1918年迁回国内，1928年定址上海。在全国设有分会或支会，社员多为科学界、教育界、工程界和医务界人士。除学术活动外，几经发展办有生物研究所、明复图书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科学》、《科学画报》、《科学季刊》等杂志及《论文专刊》、《科学丛书》、《科学译丛》、《科学史译丛》等。近半个世纪夹，中国科学社为传播现代科技知识、培育科技人才和推动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自中国科学社及其《科学》杂志迁回国内后，王琎为《科学》杂志撰写了不少论文及介绍国外最新科学成就与著名科学家的文章。由于他对科学社工作极为热心，因而被推选为中国科学社1921－－1923年度的董事和《科学》杂志的编辑部部长，1922年被推选为《科学》编辑部主任，直延任至1933年止。王琎是一位学识渊博、文思敏捷、富有哲理和严谨务实的科学家。1921年，他百忙中挤时间在《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7篇文章，这些文章涉及面很广，包括：国外科学家的传记(如《化学家任默塞传》)；讨论哲学与科学关系的《哲学与科学》；关于中国化学史的论著《中国制钱之定量分析》、《中国古代陶业之科学观》等。20世纪20年代后期，江苏金坛县一家杂货铺里的一个小青年给《科学》杂志编辑部寄来一篇稿件。编辑部主任王琎接到这位初中生关于初等数学难题解的稿件，不以作者学历职位之低微将稿件打入冷宫，或一退了之，而是以满腔热情和扶植后学的负责态度认真细读稿件后，郑重其事地将稿件转到清华大学著名数学家熊庆来教授手中。此后一二年内，这位小青年克服困难，以惊人的毅力连续写了几篇数学论文，也都被王琎一一转给熊教授，并将这位青年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处女作)等发表在《科学》杂志上。有幸千里遇上伯乐。熊教授慧眼识珠，发现这位青年卓越的数学才能，并加以培养，使之迅速成为中国著名数学家。这位小店员，便是后来中外闻名的数学大师华罗庚，一时被数学界传为美谈。但我们不能忘记首先发现这位“青年奇才”的是那位编辑部主任王琎。因此，有人却说，他是发现“数学千里马”的“第一伯乐”！

1931年，王琎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任所长时，曾亲自参加山东博山、江苏宜兴的陶业调查，并在宣兴陶土分析研究后，与柳大纲撰有《宜兴陶业之初步化学考察》一文，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集刊第二号发表。王琎为《科学》杂志编辑了《爱迪生专号》，以饱满的激情亲自写发刊词：“科学家和发明家，要使人钦仰，不但靠他科学上的贡献，也在乎人格的伟大。大科学家如法拉第(Faraday)，麦克斯韦(Maxwell)、巴斯德(Pastear)等俱富人类应有的美德，例如谦逊、直爽、简单、有目的的努力、诚实、富有同情心、高尚和对社会有责任心，这种优美品格在爱迪生身上都可寻到，贫穷和失学不能挫折他上进的毅力，妇孺皆知的名誉和著名大学最高的学位，不能引发他一毫的虚荣心，耄耋的年龄和巨万的资产，不能懈怠他要探讨新学说和做新实验的锐志。而他爱国的热肠尤其在欧战时期可以看出，他在祖国困难的时期，将他的学识精神和他设备完美的实验室，俱供献于政府，作国防研究之用。这种精神在我们中国正要极力提倡，所以我们要纪念爱迪生，把他来做我们的榜样。”王琎热情地赞美爱迪生等伟大科学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崇高的品格，正是他长期以来追求并躬身实践的精神与品格的写照，值得后学崇敬与弘扬！他又写道：“真正的学者，思想家，科学家，没有一个不希望中国急起直追，去利用文明新利器——科学，来解决她自身的困难的，不过直到现在，我们仍是落后，我们感到惭愧，所以我们要纪念爱迪生和发刊‘爱迪生专号’。”王跋为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而大声疾呼，希望大家以爱迪生为榜样，拿起科学的利器为祖国出力。

王琎为中国科学社费心操劳不遗余力，除了给《科学》杂志组稿、编稿外，还写了28篇文章。当科学社缺乏资金等时，他就设法向社会各界募捐资助。除了科学社工作外，他还热心于其他社团工作。1927年，他参加了中国化学工业会，同年8月4日该会在南京成立时，他被推选为临时主席，主持成立大会。中国化学会成立后，王琎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及首任会计，为学会办刊及审稿，付出了诸多心血。此后，还历任过中国化学工业会上海分会和浙江分会理事长等职，为中国化学工业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国科学社浙大分会于1944年10月25日上午在贵州湄潭文庙举行年会，社友会会长胡刚复主席主持会议并致词，李约瑟博士应邀与会致词，竺校长报告科学社历史及其社务，最后由钱宗琮作《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之特点》报告。有王琎、郑晓沧等共39人参加会议，大会交流论文多达30余篇。李约瑟博士一向仰慕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成就，来到浙大后，对王琎教授在中国古代化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十分赞赏。王琎的成果为后来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巨著起了重要作用。

喜育桃李

——弘扬求是精神

“求是”思想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精华之一。从1897年林启创办求是书院而兴“求是笃实”学风，到1938年竺可桢校长在浙江大学引“求是”为校训，“求是”在浙江大学可谓是一脉相承的。凡是有幸到浙大这个大熔炉里任教、服务和求学的人，都会受到“求是”阳光的恩惠，使自己大步走向丰硕的季节，终生难以忘怀。多少年来，王琎一直抱有“科学救国”的志向。来浙大前，在王琎看来，“求是”精神就是追求真理的开拓创新精神、革命精神、牺牲精神。他的开拓创新精神在科学研究上体现无遗，后面将要述说，这里对他的牺牲精神、革命精神略举一例。1931年，“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事起，王琎号召科学界捐献财物，支援抗日。他又和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同事，冒着生命危险在实验室秘密制造爆炸性很强的硝酸纤维炸药，并雇了一个船工由小船拖着炸药包去炸日舰。因船工过于紧张，过早引爆，虽未能危及日舰，但足见他舍命卫国的革命精神！1936年夏，王琎第二次留学回国，先接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之聘，任该校教授。1937年又受竺可桢校长之聘来浙大任教，历任理学院化学系主任、师范学院院长兼理化系系主任和理学院代院长等。王琎来浙大不久，即随校西迁。他以多年积蓄在南京和上海建筑的两处寓所，毁于兵燹，虽感痛惜，担忧晚年生活无着，但他对子女们说：“只要国家民族不沦亡，个人损失算不了什么；勤俭奋斗，就可重建家园。”这种“有国无家、先国后家”的思想境界该是多么值得学习与弘扬！王琎在浙大任教，为国忧，为校忧，不辞辛劳，孜孜不倦，成为竺校长的好助手之一。在西迁头尾10年办学中，他携师生与眷属，颠沛流离，历尽艰难，在川桂公路上一次遭翻车之祸险些丧命，不说家产荡然无存，更有丧偶之痛，经受人生最严酷的打击，令人崇敬与唏嘘不已！在压顶的灾难面前，他始终挺直腰杆，视校如家，钻研学问，教书育人。这是常人难以办到的事。有段时期，化学系主任周厚复离开浙大，竺校长请他暂代主任。他毫不犹豫地挑起了重担，一边正常教学，一边做好系务，忙得不亦乐乎。又有一个时期，化学系请不到物理化学老师，竺校长又请他代课。虽然他没有教过这门课，还是急教学所急，毫无二话地承接下来。于是不顾炎炎夏日，认真备课，自编教材，惟有一盏桕子油灯伴他至深夜天明，就这样确保高质量地完成教学任务，令人感动不已。抗战后期．通货恶性膨胀，不少人被迫抢购黄金、银元，或多存柴米、日常用品，借以保值，王琎不仅自己不做，也不许家人这样做，认为抢购会扰乱国家金融市场，不利抗日战争。凡此种种，王琎不顾自家为人家，为了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等等，不正是竺校长倡导的求是精神的具体内涵吗！1938年8月，浙大师范学院成立，王琎被学校聘为院长。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师院开办费甚微，教师紧缺，可他没有退却，而是发扬求是精神迎难而上，与文理学院合作，共渡难关。他在培养学生中，坚持高质量、严要求，学生要完成学业比其他学院难。如，第一届招生60人，毕业时不到 40人，第二届招46人，毕业生仅18人，第三届招82人，毕业生仅34人。师范学院需要实习学校，王琎设法在宜山蓝靛村办起实验小学，在湄潭办起浙大附中，既解决教职工子弟和周边民众子弟入学难问题，又解决实习场所，一举两得。同时还协助当地教育部门负起辅导黔桂两省中等教育教师之使命，开办教师进修班、暑期讲习班等。所有这些工作显示了王琎的组织才能，并倾注了大量血汗，受到多方好评。为了庆祝王琎执教30年，浙大理科师生曾自动为他举行一次“五世同堂”庆祝会。化学系教授们分别联络各自的专业，在场宣读论文，论述各自30年来的业绩，以示对王琎老师引进西方化学、辛勤培育的谢意。王琎教授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为国家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他一贯重视基础理论和实验课的教学。在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时，曾授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高等分析等课，对实验要求十分严格。经过6年努力，使实验研究工作初具雏形。在浙大西迁湄潭办学时，实验条件更差，他总是千方百计自己动手创造条件多开实验。在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任教期间，他开了多门课，每门课都认真备课，一丝不苟。他又急教学所急，开了多门新课，每门新课都自编讲义，讲义里有新材料、新观点，有世界学科前沿的新成就，具有鲜明的特色。他受教育部委托编了数十万字的高校教学用书《分析化学》(上、下册)；最早翻译了苏联学者阿列克塞耶夫主编的《定量分析》(上册)。王琎除担任分析化学课外，还开过物理化学、化学史、矿物学等课。他讲课语言生动、逻辑清晰，多有启发，循序渐进，把学生引进科学的殿堂。他还结合教学写了不少科普文章。文章通俗易懂、文笔流畅，对普及科学、启迪青年向科学家学习产生深远影响。王琎学风笃实，教学认真，爱生如子，深受学生的尊敬。他的学生很多，可谓桃李满天下。养儿育女，也为桃李苑平添一枝一花。王琎将严父与慈母、良师与益友萃于一身。子女们求学时，他要求严格，希望子女们认真读书。抗战爆发，妻子仙逝，他又以“慈母”之心关心子女的学业，无论是借读杭州高级中学、杭州女中流亡建德时，安排他们每日自学任务；在寄读上海时，他又努力把子女生活学习安排停当，还委托学友关心子女们的学习与生活，还常写信叮嘱子女要尊敬长辈，姐弟相互照顾，注意身体，劳逸结合。舐犊之情，倾注纸上。随校西迁途中，女儿负恙，王琎四处寻医问药，还像护理人员一样每晚施药照顾，直至女儿安然入梦。1938年，为了轻装西迁，王琎把子女送到上海租界读书。刚安顿好，儿子就染上癍疹伤寒，发烧昏迷两天，他日夜守在儿子身旁，慈母般的眼神时时注视着儿子，直至苏醒，病情稳定后才匆匆离去，踏上浙大西迁之路。

勇于开拓

——满苑科研硕果

自求学时期始，王琎就挤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几十年来未有间断，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强毅力在诸多学科领域有了新的开拓。

开拓一：中国化学史研究新方法的拓荒人

化学史是一门多科性的边缘学科。它涉及工、农、医、地质、物理、化学等诸多学科领域，还需要精通古文、历史、地理等知识，并运用现代化学分析实验等手段，才能顺利进行研究。因此，不少学者视化学史研究为畏途，少有涉足。王琎研读了有关中国科学史方面的一些记载，深感儒家之书，侈言政治及人伦道德，于天然现象漠不注意；道家研究天然现象虽比儒家为勤，也略有发明，但多以长生致富之说迷惑世人，缺少科学精神，未能以简易之语解释天然界之真理，好为隐约之语以耸人听闻。为了弥补儒家、道家的缺陷，王琎运用现代广博科学知识与方法，进行实验分析，测定大量数据，而后又与历史记载、文献考据结合起来比较研究，以得出准确可靠的结论。可见他是中国提倡并实行分析实验与历史考证相结合研究化学史的拓荒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王琎潜心化学史的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发表了不少化学史方面的研究论文，如《中国古代金属原质之化学》、《中国古代金属化合物之化学》、《中国古代酒精发酵业之一斑》、《中国古代陶业之科学观》等。特别是1923年发表的《五铢钱化学成分及古代应用铅、锡、锌、躐考》一文，通过对若干枚不同朝代五铢钱的分析化验，由分析结果得出判断五铢钱年代的科学依据。这在中国化学史研究中是属开创性研究，也为后人的研究开拓一条正确的途径。考古表明，中国的五铢钱，有汉五铢、魏晋(南北朝)五铢、隋五铢，时间跨度七八百年，如单凭古钱的重量、外形、篆法来考究五铢钱的年代，比较困难，王斑独辟蹊径，用化学分析方法，测定各朝代五铢钱合金中的化学成分，以此为依据，再结合外观、重量等直观因素分析，就能正确判断五铢钱生产使用的确切年代。通过一系列研究分析，王珊指出，中国古今铸钱法，大概分三个时期：最近者为明清时期，亦曰用锌时期，此时铅锡成分已低，因有锌以代之；较古者为唐宋时期，亦曰铅锡均分时期，此时铅成分与锡成分，大约相等，而总数约占30%，此法始于隋，唐则仿隋，而宋则仿唐开元也；更古者为汉时期，此时期铅与锡成分均低，甚至不含铅。此外，他通过分析研究，在中国用锌始于明代嘉靖年间，躐为铅锡之合金与锌无关，西洋用锌乃由中国经印度传人，中国白铜是因铜掺锡或含镍之故等都得到科学的结论。他对中国古代化学成就、中国铜合金冶炼技术，中国古代金属化合物、中国古代实用化学知识和技术，中国科学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都有独到的见解和成果。

开拓二：中国近代分析化学的开创者

王琎考入美国里海大学后不久，就与分析化学结缘。学成回国后，他讲授分析化学、有机化学、工业化学等课程，并用化学分析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成果。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以铜合金的系统精确分析为依据的中国古代化学史系列研究论文，既反映了他在化学史研究领域的新成就，也说明了他在化学分析领域的新开拓。 1923年，王琎在分析五铢钱的化学成分前，首先对分析所用方法的准确程度进行研究，这在中国化学界是前无古人的。王琎注重学以致用，用自己驾轻就熟的分析化学理论知识、化学分析方法为祖国建设服务。1925年，王琎对江苏凤凰山铁矿之化学成分进行了分析。详细分析了铁矿中不溶物Fe2o3、Sio2、Mno2和Al2o3、Cao、Mgo的含量，这对合理利用凤凰山铁矿资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27年，他用化学分析的方法，对南京水源进行了仔细考察、化验，通过对长江水、九眼井水、雨花台水、胭脂井水和塘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氨态氮、蛋白氮、亚硝态氮和硝态氮的分析，提出了南京饮用水安全性的研究报告。这是中国最早的有关水质分析的研究报告。《南京之饮水问题》一文所提供的数据，对长江水质变化的研究提供参比的数据。此后，他还结合医院实际，给浙江医院医务人员作过“极谱分析理论”讲座，结合浙江黄铁矿资料作过“关于浙江黄铁矿的主要成分及其含铁量以及黄铁矿系统分析方法”的研究和“均相沉淀”的研究，为浙江省黄铁矿的开采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王琎毕生从事分析化学的教学工作，分析化学课是他教学工作的重头戏，讲过高等分析10年，近代化学分析选论2年，定量分析(理论与实验)24年，微量分析5年，定性分析12年等，无论在培养人才上、理论上、分析方法上及实验研究上，都是中国分析化学方面一位先驱与开拓者。

由于他在化学史研究和分析化学教学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曾得到国内外许多科学家的尊重与好评。1944年10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到浙大湄潭参观，还特意拜访王琎，并请教中国古代炼丹家葛洪的情况。李约瑟在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中特别提到竺可桢、钱宝琮、王琎三位的名字。至40余年后的1992年8月，在杭州举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国际学术研究会，李约瑟博士派了剑桥大学研究所何丙郁教授作为代表宣读的致词中，还特别提到浙大三位已故教授竺可桢、钱宝琮和王琎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重大贡献。在这次会上，李博士不仅怀念三位已故教授，而且还查询三位教授的后人情况。可见李约瑟对王琎的尊崇与敬佩。

手不释卷

——勤读勤记勤文

王琎的一生是勤读古今中外名典的一生，是勤写读书笔记、日记的一生，也是勤作论著、诗文的一生。年少时，他读过《三字经》、《千字文》、《尚书》、《尔雅》等古书不说，留学以后，更是手不释卷，一有空就捧起大部头的英文或德文版原著。每当夜幕降临，更是挑灯夜读，直至深夜。王琎读书有粗读精读，每遇名著，还要设法购买，反复精读，并作好读书笔记。笔记多是黑面抄本，每本都有编号，便于查找。记的内容多是书著或论文之要点、出处和心得。除了读书笔记，也记日记，也一样将日记本编号，和读书笔记一起整齐地排列于专门书架上，占了大半个书架，只可惜早年的读书笔记、日记都和住房一起毁于日寇入侵的战火了。1946年复员回杭州，王琎又开始在书架上陈列那黑色的笔记本，直至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惨遭不幸止。那些编号列于大半个书架的黑本本，似乎对远离我们的主人深切地悼念和深深地怀恋！浙江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原主委王启东教授回忆说：“我在浙江大学工作时，假日晚间常去探望父亲，见他总在看书。父亲有时身体虚弱，身罹小病，他就躺在藤椅上看。他读的书范围是很广的。科学方面：除化学外，天文、地理、生物学、真菌学、矿物学等都很爱好。文学方面：中外历史，特别是明清史以及古今作家的笔记、传记和游记都是他涉猎的范围。读时辄撰心得体会……父亲是好读书而求其甚解者。常将作者所认识的事物、探求到的真理和作者的思想感情，融化成为自己的；同时经常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将问题引向深入。”据王琎的学生反映，王老师尤爱读明清史，对《红楼梦》也有研究，曾用外语对一位拉脱维亚籍的德文课女教授讲解过《红楼梦》小说，深受那位女教授的赞佩。

王琎也是一位诗人。抗日战争时，浙大西迁遵义湄潭办学，他和钱宝琮、苏步青、江问渔等7人创办湄江吟社，经常与教授诗友聚在一起喝茶赋诗。特引录王琎于1943年5月20日作并刊于《湄江吟社诗存第一辑》之诗《试新茶》：

送茶刘郎①河洛豪爽人，买山种茶湄水滨；才高更复嗜文艺，欲为诗社款诗神。许分清品胜龙井，一盏定教四壁春；钱公②喜极急折柬，净扫小阁无纤尘。大铛小碗尽罗列，呼童汲水燃炉薪。

饮茶寒泉才沸泻碧玉，一瓯泛绿流芳茵；浮杯已觉风生肘，引盏更若云随身。岂必武夷坐九曲，且效北苑来三巡；饮罢文思得神助，群公诗意生蓁蓁。

笔者于1998年前往湄潭茶叶实验场采风品茶，虽然诗人们品茶的小亭荡然无存，但诗人们品茶的情景似在眼前。解放后，王琎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满腔热情地写信给在美国的儿子王启东，女儿王宝琳，女婿林秉南，希望他们为新中国效力。1951年起，他们先后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林秉南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他两位成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重大贡献。此后王琎继续作诗填词，引录1961年写的《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两首)：

其一，客观真理本分明，详辩深思理更清；自我批评提武器，当仁不让立标兵。和风细雨花争放，百炼千锤铁始成；马列方针牢握住，何妨万籁一齐鸣。

其二，桃花灼灼柳依依，满院春光各献奇；见得同时仍见异，既知是处又知非。百川归海方能大，歧路亡羊免自悲；矛盾纷纭看统一，全凭辩证不怀疑。

而今，祖国面貌日新月异，正处在“桃花灼灼柳依依，满院春光各献奇”的时代，我们深信明天更美好。倘若王老有知，也会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