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宇平   2022年7月

1976年12月31日我被浙江塑料机械厂招工，成为一名二类机械厂的工人。终于摆脱了八年的农村户口，又成为了一名杭州城市人。为什么说是二类的工人？因为在那个时代，国营大厂的工人是响当当的产业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正宗工人，如杭州钢铁厂，杭州制氧机厂，杭州汽轮机厂等。而我们浙江塑料机械厂属于浙江省二轻厅管辖，是在公私合营时由铁匠，木匠，簚匠等手工业工匠联合组成的大集体性质的工厂，故无论在政治地位，工资福利上都低国企的员工一级，为二类工人。一般情况下，二类大集体工厂的工人是调不进国营大企业的。落地一声叫，一个阶级烙印就盖在屁股上了。可这大集体性质的企业比当农民，当知青又要强出百倍了，有城市户口，有固定收入，有粮票，布票，油票，煤饼票等票证可拿，有了这些就是一个可以扎根在杭州人的了。换句话说，对我们这群大龄近三十的知青，也就有了谈婚论嫁的基本条件了。为了得到这个招工名额我可付出了许多努力。

1969年5月，经过了三年文化大革命和珍宝岛事件的我们，本应1967年高中毕业，因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我们就被定格在高中二年级，被称作老三届。从浙大附中高二年级出发，响应毛泽东上山下乡的号召，意气风发地去黑龙江鹤立河农场战天斗地，屯垦戍边，保卫边疆，时刻准备消灭来犯的苏修。后由于种种原因，苏联老毛子没敢对我们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到了70年代，许多被解放了的干部子女去参军，家庭出身好的，受领导喜欢的去读工农兵大学。有些政策也开始逐步落实，独身子女的和有病的知青也落实了回城政策。到了71-72年，插队在浙江农村的同学们已开始被招工，招干，当兵等等，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农村。这时，在黑龙江的许多知青也开始重新考虑自己今后的发展方向。我由于在1973年患了甲肝，体能，精力已不再适应黑龙江冰天雪地，战天斗地，小车不倒拼命推的生活，就从黑龙江调到了余杭塘栖丁河公社。到公社后，公社领导看我是个高中毕业生，而且我在黑龙江的这几年里我几乎每天都收听北京广播电台的英语广播，与父亲写信时也坚持用英文写，基本上没给荒废掉，就安排我到公社中学去当代课老师。我在学校时就是一张万应膏药，数，理，化，语文，英语，体育，什么课缺老师就去顶上。也帮助公社组织举办了几次水上龙舟大赛。故和公社书记等一批公社干部都已很熟了。当他们知道我已是一个1969年就已经下乡的老知青时，就给我打了保票说我们公社已没有比你更老的知青了，下次有招工名额时，第一个推荐你。

1976年10月的一天，我路过公社时遇到了公社的文书，他告诉我，有个企业来丁河招工，公社已将我推荐上去了，让我等好消息吧。可到了11月中旬，还是没有一点消息。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了一趟公社询问，告知；来招工的是浙江塑料机械厂，工厂人事科的干部不接受公社的推荐，点名要另外一个知青。那个知青也是从黑龙江回来的，可他比你来得迟，且从没来过公社劳动，工作过。现在他们公社还顶着，让我放心。到了12月中旬，一天有个英俊的小伙子到学校来找我，他就是那个也是从黑龙江来的知青叫小丁。小丁告诉我，她妈妈是省妇联的干部，父亲是杭丝联厂的党委书记。和我们这次来招工的省二轻厅的几位领导都是当年四明山新四军的老干部，这个招工指标是他妈妈争取来的，若再不用掉，过了年底就作废了。是否让我去公社里的干部打个招呼，让他们别再顶了。我和小丁讲，我们都不容易，我都快三十岁的人了，指标是你带来的，可公社讲个先来后到也没错。看在你妈妈和省二轻厅领导是一起打江山的老战友关系上，再去要个指标吧，咱们两个龙江哥儿一起上吧。就这样，一直到了12月30日，小丁又来到了公社学校。告诉我，明天是最后一天，两个指标拿到了。可不是她妈妈神通广大多要了一个招工指标，而是他妈妈多次找了厅领导和塑料机械厂的领导多次协商，在最后还有一天的时间里，厂领导终于松口了。过了年这两个指标就会作废。为了不让它过年作废，明天我守在公社，他去县知青办守着，明天这事必须办好。第二天上午10点，我在公社等到了厂人事科的蒋干事，他是从塘栖坐着小舟划了一个多小时进来的。由于我和公社的干事已打好了招呼，一切顺利，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即办好了手续。我和蒋干事又匆匆忙忙地赶回了小船码头，用了近一个小时坐小舟回到了塘栖。塘栖码头上已经停了一辆北京吉普，我们一起坐车赶去临平。开汽车的是一个笑嘻嘻的高个子司机，后来知道他叫西瓜。一个二届生的小伙子，比我小五，六岁。他是二届生（69，70届）从中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工厂的，比我们先进山门，我们要叫他师傅。汽车飞快地赶到了临平，余杭县知青办。小丁也已等在那里，可已经是午休时间，只好等到下午上班时再办。到了上班时，我们顺利地办完了所有的知青招工手续。因第二天是元旦，蒋干事告诉我们元旦后到海月桥的厂里报到。
我回到丁河中学，与共处了近四年的老师，学生告别。我在中学虽然只是个代课老师，可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学生们都很喜欢我这个喝过套筒熱老酒，跑过三江六码头，有着丰富阅历的老师，在课余时间我会和学生讲我们在黑龙江时的劳动和生活的情景：蓝天白云，一望无际的田野，从早上出工到晚收工只能铲一条垅，头顶雷雨脚踏泥泞的土地手挥镰刀高歌“小镰刀战胜康拜因（联合收割机）”抢收小麦场景，如何拼命的避开高达几丈的火头扑灭山火，如何巧妙的智斗狼群，如何在老林子里避开冬眠的狗熊砍树伐木的事迹，在零下40几度的冰天雪地里尿出去就结冰得用棍棒边打边尿尿的情景，如何在乌苏里江上捕鱼和老毛子士兵用鱼换香烟的经历及“红都女王”的故事，把学生唬得一愣一愣的。我自我感觉非常适应乡村教师这工作。可为了有一个城市户口，为了能在杭州这样的大城市里找到一个容身之地，我不得不放弃眼前已比较熟悉和心仪的工作，重新投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里面。虽然有被抽回到大城市，重新做杭州人的喜悦，也有些当初赴黑龙江时的迷茫。
元旦后，到厂里报到。这次我们厂总共招收了15个人，10个男的，5个女的。大部分是本厂职工的子弟。那时已实行了厂社挂钩，即工厂有对应的公社，工厂帮助社办企业扩大生产，经营业务，而公社帮助工厂解决知青下放，农副产品供应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外来户，即对工厂发展有益的上级关系户和人情户。我则是属于借光入室的。经过一周的培训后，五个女的都分到各个车间里和后勤部门。十个男生则全部分到汽车队装卸班当装卸工人。想当初我为了能有一技之长，能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一员。在余杭塘栖农村里当老师的几年寒暑假，多次自费到浙大机械工厂学习电工，钳工，车工。我是老三届的高中生，物理基础比较扎实，对电流，电压，功率等电工基础较好，从小学开始就自己装配半导体收音机，电子管六灯机。又经过浙大机械厂的电工装配车间的培训，能有个电工四级工的水平。我的钳工活也很不错，特别是铲花。连八级钳工的老师傅都夸我学得快，学得好。为此，我在培训班时，还特地跟劳资科长，一个南下的干部-老高多次提起过。我希望能直接进入钳装或电工车间，更好的发挥自己的特长。这是一件与厂与己都双赢的事，可百思不解，厂领导就是不同意，坚决被要求去当装卸工。当然，领导有领导的思维方式和对事物的理解角度。

来到了汽车队，汽车队有五辆大卡车和一辆小吉普。分成三个班，驾驶班，修理班和装卸班。车队支书兼调度朱师傅，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从金工车间调过来的外来户，负责政治学习，车辆调度，工作分配等工作。驾驶班队长冯师傅，头上总是戴了顶军帽。有次和他一起去洗澡时，发现他头顶无毛。车间里的老师傅们叫他冯癞痢，可冯队长说他的头发是在韩战时，被美军的凝固汽油弹给炸伤的，使我们对他突然的肃然起敬。冯队长手握所有驾驶员的录用，培训，学习，年检年审。他手下连他自己共有8名驾驶员，除了一名叫克米洛的外来户司机和另两名王师傅带出来到驾驶员外，其他的驾驶员都是冯队长一手挑选，培训，调教出来到，所以权力大得很，他指东，徒弟们绝不往西，过年过节时他家热闹的很。修理班有4名机修工加一位汽车电工，修理班长徐师傅，为人忠厚老实，肯吃苦耐劳。水法师傅技术最好，他可以坐在车上，让驾驶员在行驶途中踩一脚刹车，根据汽车飘移的情况就能判断哪一个轮子的刹车有问题。方师傅和我同岁，已在这厂里有十多年工龄了，是从板金车间调过来到，负责汽车板金，焊接，补漏。阿宝师傅也是一个老三届的高中生，下过农村，原来也是王师傅的徒弟，学驾驶员的，后来闯了一次祸，就退下来当修理工了，书生气十足。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费师傅是汽车电工。修理班的师傅们的文化水平都比较高，故我们在空闲时会一起讨论一些数理化，机械制图，电工原理等问题。人数最多的是我们装卸班，我们10位新人加上老装卸工，从中村抽调上来到农民工，总共达二十多人。我和小丁被分配到五号车，驾驶员宝荣。我们车的装卸队长：林国鑫一个72年从浙江农村抽调上来的高中文化的知青，此人做事认真，可不会来事，没有背景。四年了，挺有文化的一个小伙子，可还在当装卸工。他也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平时没任务时就会拿出以前的教科书复习一下学过的数理化知识，他和我们几个想通过自己的学习努力来改变自己命运的青年常常在一起学习，讨论。还有一个叫顺发，因我厂在中村征用土地，他是从当地抽调上来的农民工，干活挺能吃苦耐劳，但文化程度不高，比较听领导的话，可是嘴上粗口不断，最常听见的就是；“日那姆......”。我们的五号车是一部国产解放牌货车，可装4吨货，驾驶员宝荣。四号车也是一辆解放牌卡车。驾驶员是西瓜，在塘栖办理招工手续时碰到的那位司机师傅。三号车是一辆日本的三菱卡车，驾驶员锡庆。二号车是一辆丰田大卡车，驾驶员叶师傅，一号车是一辆苏式嘎驶卡车，驾驶员小戴。还有一辆三轮小卡车，平时买菜，后勤运输都用它，驾驶员是克米洛。西瓜，小戴是新二届的，70年从学校分到厂里就跟着王师傅学驾驶了。宝荣，锡庆和叶师傅是冯师傅的徒弟，是73年学的驾驶。特别叶师傅是装卸工出身年龄也比较大，对如何吊装特别有经验。叶师傅能从装卸工变成驾驶员，他非常感恩，所以特别努力工作。有一年冬天从苏北开车回杭，车的前窗玻璃被飞起的小石子碰碎，他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头戴棉帽围巾，连夜把货运回到厂里。

汽车驾驶室可坐除了驾驶员外的二人，按先进山门为大的原则：装卸的车队长，老装卸工可坐在驾驶室里，我们新来的工人就坐在货箱里。厂里的一切货物都是我们去搬运，黄沙，水泥，钢板，设备，零件，机身等等。黄沙我们是一板锹，一板锹的装上卸下。水泥则上跳板，一次上肩两包，顺着近四米的跳板，按序叠放齐整。装钢板，零件，机身，设备一般都是在车间，码头，货运站进行机械化操作，由行车，铲车，吊车代劳了，我们只负责指挥，掌握车辆的平衡，重心即可。
刚到装卸班不久，我们新来的十个装卸工人身高马大体力强壮，也挺会做，不知为什么使一位毛姓师傅心里不爽了，总是千方百计的为难我们。这位毛师傅个子不高，已近五十岁了，十几岁就当装卸工了，每餐要喝点老酒。那天我们去装一个七，八百斤的铸件，没有吊装设备。按原计划设定，四个人一起上肩走跳板，每人负重二百斤左右可以完成上车。可不知为什么毛师傅中餐没完成小酒咪咪或还是别的原因，他非要两个人把它抬起来。他认为我们新装卸工里没人敢答应。可他没想到我们在黑龙江时，180斤的粮食上库，我们也要走上几米高的跳板，走多了上个跳板如走平地。我说，我来！这个毛师傅马上把杠棒上肩，并笔直地站在那里。有抬杠棒的伙计们都知道，抬重物要两人一起起身，才能较协调的将重物抬起来，否则，后起身的那个人要花一倍多的力气才能起得来。毛师傅这样笔直地站着，就是想给我来个下马威。可他不曾想到，我从小运动底子好，又在广阔天地受过多年的磨练，我硬是像举重挺举一样，猛一用力就站了起来，而毛师傅脚一软给压趴下了，那铸件到一动也没动。此事后，老工人们对我们新来的工人友好了许多再也没发生类似的事件了。
我们刚进厂时，工厂位于闸口海月桥，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形势好转，乡镇企业对注塑机的需求越来越大，产品的销路越来越好，工厂的规模急需扩大，老厂的地盘已越来越受到发展的限制。工厂就在西湖区灵山脚下的中村建立了我们的新厂房。装配车间放置在新厂区。由于新厂房还未完全竣工，行车还未能启动使用。大型机身的搬运还是用车间里的铲车将塑料机机身铲下。铲车驾驶员负责铲机身，我们负责将机身从老厂运到新厂，车间里的钳工负责在机身下垫放木块。那天可能是铲车在铲机身时的位置偏前，力矩发生了变化，铲车在放置机床身时突然发生倾斜，机床身将铲车的后轮都带离了地面，床身斜度越来越大，眼看要倒塌了。可在垫放木块的钳工们都还不知情，我们看到了吓得面色发白在一旁大喊：“不好了，机身要倒了”。这时有三个钳装车间的学徒同时在放置垫木，左右两个一听，就向左，右一跃而出。而中间那个起身向后跑，可惜已经来不及了，只听见“嘭”的一声，，机床身上的一根梁压在了中间那个钳装车间的学徒周平的身上，把周平的脊椎骨压得粉碎。所有车间里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在场的工人立即都过围过来来抢救，铲起了床身，把周平从机床身下拖出。当时，周平的下半身已完全不能动了，但头脑还清楚，他不断的喊着：“冷，冷，冷死我了”。立即叫来了救护车送浙二医院进行抢救。可怜的周平只挺过了一天，就不幸离我们而去。这是我眼睁睁的看见一位活生生的工友牺牲在我的面前。
时间真快，转眼来到了1977年春天，一天出车单来了，让我们5号车去艮山门火车站运行车架构件送去中村的新厂。到了货场，把提货单交给货场的调度室后，货场派他们的行车司机把我们要提的货一件件的吊到了汽车上。最大的是新厂钳装车间的行车操作室，有3.5米高，2米宽，2.5米长的一个长方体。因还有些别的零件，行车操作室是直立放置的。加上车厢板的高度，从地面算起应该超过4.5米，超过货运车的限高标准了。装好车后，我们用绳子加固绑紧后就出发往中村方向前进。驾驶室里坐进了装卸组长和老装卸师傅。在行车操作室和货车前档板之间还留着30-40公分的距离都是给我们后进山门的装卸工立足之地。那天，我和一个和我一批抽调上来的知青小石一起出车。因为到中村路途较长，而且行车操作室比较密闭还有凳子可坐，我和小石都爬进了操作室。一路过来，驾驶员宝荣都开得非常小心，在马路中间压着白实线开。到了中山中路，为了避让对面开来的一辆公交车，驾驶员往右边拉了一把方向。只听见嘭的一声，翻江倒海，双眼一闭，天翻地覆，等我们在睁开眼睛时，发现我们已在马路中间躺着。行车操作室和马路边的法国梧桐树撞了，树杆断了一大截，操作室也被撞得变了型甩到马路中间，而我们被抛出了操作室。我俩搀扶着爬了起来，动动胳膊，踢踢腿。还好，都能动。想想可真够后怕的，如果我俩站在操作室和前车板之间，行车操作室在倾倒时，刚好把我俩挤压在中间，我俩就变肉泥了。操作室的落地方向也恰到好处，把我们从侧向抛出，刚好没压到我们，真是命大啊！马路上车辆也少，马路边行人也不多，没有造成人身伤亡的重大事故。   

机械加工的生产过程中,对于带铁屑和油污的产品零件,在前后工序之间或转入库房之前均需进行清洗.使用的容器是一个铁槽子,装有碱性的清洗剂,把零件放入槽中清洗,洗净后转入下道工序或放零件盒中,铁槽子可加热到80度，清洗效果更好。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我们4号车，5号车同时装了许多塑料机的零件去杭州重型机械厂去进行清洗。因为我厂那时还没有碱性清洗槽，需要外加工。而杭州重型机械厂的清洗槽是2米长，1米宽，1.5米深的大清洗槽。我们的任务是在车上，将一筐筐放好的零件挂上车间的行车的挂钩上。然后指挥行车起吊把零件放入清洗槽中。由于我们2辆汽车同时到，来了2辆行车同时在作业。来来往往好不热闹。突然听到涵江大声喊：“不好了，我被挂到行车的钓钩上了”。我抬头一看，只见4号车的装卸工涵江已被挂钩误钩住棉袄，被吊出了汽车。行车司机听见有人大叫，她向下一看，也被吓住了，一个紧急刹车。只听见嘭咚一声，刚好不偏不离，把涵江丢到了清洗槽里，除了头在清洗液上外，脖子以下都泡在80度的热碱液里了。这时，涵江头脑特别清晰，双手一撑，就从清洗槽里爬了上来。可已经来不及了，他全身被高温，碱性液体烫伤，2级烧伤占75%以上。后来，命是救回来了，可全身70%的皮肤的汗腺都损伤了，身体不会出汗了。再也不能从事劳动强度稍微大一点的工作，那时，还没有普及空调，每年夏天，厂里就把他送到莫干山上疗养。
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好日子，那天我上2号车，一部日本三棱的7吨柴油运货车帮忙装卸，去我厂的联营基地九堡运送钢板。去海岳桥车间里吊装好了4块3厘米厚，2米x4米的钢板。因回程要装回一些农副产品我们一行5个装卸工一起出发了。驾驶室里坐了两人，我和杨武郎坐在前档板为我们装卸工特意做的一排位置上。胜建坐在车厢的最后面。汽车在驾驶员锡庆的驾驶下平稳，快速地行进中。当车走到航海路和对面一辆汽车刚交会完毕，突然一个紧急刹车。我和杨武郎一个后仰，腿随着惯性高高翘起，只听见“涮”地一声，钢板从我们的座位底下穿过，深深地插入了汽车的前body板。胜建已从车厢最后面摔到了我们面前，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原来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孩，横穿马路时，他只看了我们对方向来的汽车，当对方汽车过去后就突然窜到了马路上，我们的驾驶员也没有发现，想不到会从刚交会车辆后面突然有人窜了出来出。虽然采取了紧急制动，可小孩的右脚已压到了车轮底下。我和杨武郎也算上帝惠顾我们，在紧急刹车时，腿已高高翘起，要不然，3厘米的钢板会象切割机一样，把我们的双腿齐齐整整的割断，胜建也运气好，和我们人肉垫橦在一起，没有丝毫受伤。马上去路边店打电话叫救护车，叫交警。事后小孩是得救了，可一只脚永远残废了。交警判我们的驾驶员在交会时车速不够慢，负二分次责。

1977年的春天来到了，“四人帮”已被粉碎。听说，高校招生政策也有改变，废除以前招收工农兵学员：自己报名，群众推荐，领导选拔，高校录取的方法。改为自己报名，然后参加全国性统一的文化考试，高校根据学生的高考成绩，结合德智体的情况直接录取。中间省了一个环节，可就是这个领导选拔的环节中，扼杀了多少有才智的年轻人。因为没有一条硬杠杠可区分怎样的人才可以进入高校，它变成一些掌握实权的小领导们交易砝码了。在黑龙江时，我多次被群众推荐，可到分场领导那里，一句“他父亲是从美国回来的，那边放着那么好的日子不过，肯定是美国佬派回的特务”，完全不负责任的，另有目的与私心的话我就立刻永远取消了被推荐上大学的资格。现行政策拨开了迷雾，使我们这些想凭实力考大学的人看到了前进的方向。此时，我，林国鑫，阿宝等几个人更是抓紧了一点一滴的空闲时间，一有空就拿出书来复习，讨论难题。
那一天， 由于我们5号车要准备年检年审，汽车要进行大修。我们没出车任务，被分配到修理班去帮忙，任务是清洗汽车后桥。那时，还没有清洗剂，清洗零件就用汽油。我在地槽里开始拆洗汽车的后桥，由于光线不足，看不清。修理工小方还给我提供了一盏行灯，我把行灯的电线打了一个结挂在汽车的大梁上，顿时觉得世界光明，万物全清。那个时代，安全生产的意识是很不到位的。第一，清洗剂用汽油，太易燃了。第二那盏行灯，就是一个灯泡拖一根电线。灯头上没有任何的保护装置。我在地槽里认真的干着活，这时，小方修理好了一只汽车水箱，他需要把行灯放入水箱里，借用灯光照明，看水箱是否还有漏光，来捡查修理效果。他叫了我一声：“宇平，行灯我用一下”，我吱了一声后就开始去解电线的接头。由于手上全是油，解接头比较慢。当我刚解开电线，小方因久等不见动静，就顺手拉了电线一下。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行灯顺着电线方向掉了下来，刚好磕到了清洗油盆里面。只听见“嘭”的一声，灯泡碎了，炙热的灯丝点燃了清洗盘中的汽油，一道火光冲天而起，把我整个人都裹挟在里面了。我脑子里同步闪过一个念头，不好，着火了。由于在黑龙江时我们知青受再教育多年，必须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因此 ，我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火光就是命令，决不能让国家的财产受损失！”这已溶化在我们这代人的血液里。我不是先选择逃命，而是想到怎样才能使国家财产的损失减到最小。为了便于灭火，我顺手端起了清洗油盘，把它从汽车的后桥上放到了地槽里，然后，选择了后桥与轮胎弹簧钢板之间的一道缝隙中钻了出来。此时，我已是一个火人。后来想想，还真后怕，如果稍有判断不准，橦到汽车上的大梁，钢板，后桥的任何一个部位，人又掉回去，肯定落在清洗的油盘里，那我这辈子也就交待了。出了地槽后，我就地十八滚。身上的火很快熄灭了。可是手上在刚才端火盆时，有汽油泼到手臂上，火就是不灭。我看见了墙边的消防沙，飞奔过去，用沙盖到我的手臂上，火马上灭掉了。这时，所有在车库里的同事们也纷纷拿起了灭火器，小方拿起了大铁锹，装满沙子的大铁锹一次次的对准了火盘抛扔过去，因着火的清洗盆在地槽底下，几锹沙过去，火就被扑灭了。这时的我已面貌全非，烧焦的帽子和头发还冒着青烟和臭气，衣服上被灭火器喷射的液体和沙泥不停地向下滴水。最惨的是我的左手臂，被沙子扑灭火的皮肤已开始顺着淋巴液脱落。医务室的护士小范拿了瓶双氧水给我消毒，那可真是撕心裂肺的痛！调度员朱师傅马上派了辆吉普车，将我送到了位于上城区紫阳街道严官巷的杭州第四医院。医院开通急救通道，立即将我送入手术室，进行消毒，清创，包扎伤口，补液......。厂里通知了我新婚不久的妻子和我的父母。妻子立马就赶到了医院，这时我的头已肿成猪头似的，我妻子等在手术室门口，当我从手术室被推出来时，她已认不出我了。当时父亲刚好在北京出差。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浙大的党委书记兼校长刘丹同志正和他们在北京学习，筹备出国考察如何发展中国高校之事。父亲得知我受伤的消息，连夜飞回杭州。刘丹校长在得知此事后第一时间给校办打电话指示：要尽一切可能，请最好的医师救治，浙大与厂里协商后立即将我转送去杭城最好的浙二医院。在那里我得到了尽心的治疗。我的头虽然一度肿得很大，可那是灼伤，烧伤度数并不深，后来也没有留下疤痕而破相。可左手臂伤就不一样了，火在皮肤上直接燃烧多时，已造成深二度及三度烧伤，在灭火时用了沙子，造成了感染。为了防止感染面的扩大，每次换药都要揭开刚长好的结疤，把药洒在鲜血直流的新肉上，虽然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但还是留下了明显的疤痕与汗腺坏死，左臂再也不会出汗了，人在运动量较大的时候，左手臂由于出不了汗就会一阵阵的发热发麻发痛。这个对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更被打击的是：在我住院期间，中国恢复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我因伤错过了我为此努力奋斗多时的一次机会。

1977年冬天，中国五百七十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二十七点三万人；我因烧伤住院错过了1977年冬天的那场向往已久的高考，我们装卸队的林国鑫参加了那次考试并被录取杭州师范大学，他特到医院来看望我并告知好消息。他也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在比较开放，公平的情况下改变了自己命运。我没气馁，在医院期间，除了养伤，我还坚持看书复习，因为我听说，1978年的大学招生马上就要开始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因烧伤而住院养伤，可随着伤情的慢慢好转，我能抽出更多的时间进行复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78年，六百一十万人报考，录取四十点二万人。我终于搭上了末班车，圆了我上大学的梦想。
七七级学生1978年春天入学，七八级学生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1977年，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党中央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出于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我也随着那滚滚的历史潮流，告别了我装卸工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