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21 09:40:24  来源：南江生的新浪博客 作者：吴立梅

 
　　东阳市第二高级中学历史悠久，发端于1928年在上海创办的君毅中学，经历了“上海君毅学院”、“上海市私立君毅中学”、“上海市私立君毅中学义乌分校”、“义乌县私立中国中学”、“东阳县私立中国中学”、“东阳县第二初级中学”、“东阳县第二中学”、“浙江省东阳市第二高级中学”等发展阶段，迄今已87载。同现今的上海市第六十七中学、杭州第六中学、黄岩中学、义乌市义亭中学、义乌市第六中学、磐安中学、台湾苗栗县私立君毅高级中学，或同根共源，或渊源甚深。

　　抗战时期，东阳二中的前身先后为“上海市私立君毅中学”、“上海市私立君毅中学义乌分校”、“义乌县私立中国中学”，而中国中学是最直接的母体，关系最为密切，影响也最大。至于中国中学的诞生，则完全是抗战烽火的孕育。

　　上海创校

　　中国中学的源头上海市私立君毅中学，是周致远、陈希豪、吴开先、陈德徵、施公猛等为纪念张君毅而于1928年7月发起创办的。

　　1927年7月4日，时任上海市工会工农部秘书、尚在上海交通大学就读的张君毅在国民党右派反共清党时被杀害。次年7月，时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工农部部的长周致远、国民党中央训练部主任秘书陈希豪(东阳江北亭塘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工农部秘书吴开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长陈德徵、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施公猛等在张君毅牺牲一周年之际，一为纪念张君毅，二为培养有为青年，发起创办“上海君毅学院”，旋改名“上海市私立君毅中学”。其时校董共有20人，除前述发起之5人，尚有上海市农工商局局长潘公展、上海市教育会理事长黄造雄(此两人分别任君毅中学第二、第四任校长)、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于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何应钦、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布雷、交通部部长兼交通大学校长王伯群、总商会执委邬志豪、江苏全省禁烟局局长曾孟鸣、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上海市政府参事王延松、上海市电报局局长陈希曾、上海法科大学教授兼上海特别市党部第二区执行委员监察委员钮长铸、虹口区党务指导员邓通伟等15人，均系当时的社会名流、政商两界要人。

　　张君毅(1906—1927)，浙江黄岩城寺后巷人，祖居黄岩土屿。出身书香门第，其祖父张浚系俞樾弟子，曾任九峰书院和清献书院山长;其父张宗峄系李叔同学生、丰子恺同学，曾赴日本留学，后任江阴县知事(县长)。张君毅曾捐稻谷二百石助工人运动及城区贫民平粜之用。就读上海交通大学，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被推为前队总指挥，曾两遭逮捕。1927年4月任上海市工会工农部秘书。其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与青红帮为争夺工运领导权，陈群、杨虎借蒋介石反共清党之机，于1927年7月4日以“共产党图谋闹事”为由将张捕杀。事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不肯罢休，遂由蒋介石出面调停，定张为烈士，发抚恤金。国民党中央执委廖斌为张撰事略，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书丹，国民政府总参谋长兼浙江省政府主席何应钦题写墓碑、祠额。

　　君毅中学筹办之时，张君毅之父张宗峄将张君毅抚恤金6000元银元捐出，租借上海民国路190号为筹备处并开始招生。租赁小西门江阴街52号为校舍，设初高中二部。高中部设文、商二科，文科设一、二年级各一班，商科也是如此。初中部设一、二、三年级各一班。公推周致远为院长，黄造雄为教务主任，周雍南为总务主任，并聘徐宗骏为训育主任，姚梦生、周纪曜分别主持文商二科，1928年8月，成立校董会;9月，学校正式招生数百开课。12月27日，周致远院长积劳成疾病逝，乃公推吴开先为代理院长，黄造雄主持院务。1929年2月第二学期开学，有学生120名。5月，校董潘公展、王延松、施公猛、陈德徵、钮长铸、熊式辉、陈希曾、曾孟鸣、邓通伟、容骏瀶、李剑泉、陈布雷、黄新、陈希豪、吴开先呈请教育部和上海市教育局立案，10月8日获得批准。次年，潘公展任校长，任职四年。1932年11月，吴开先继任，任职两年余(1932年，东阳名人杜锦堂就读上海君毅中学)。1935年1月，校址由南市国货路迁至斜土路新校址(上海《卢湾区志》载君毅中学校址为“斜桥局门路”，则处南北高架路与西藏南路之间的斜土路东段)。1935年5月，黄造雄继任。

　　据黄造雄《造雄文存》所述，办学发起诸人大多与张君毅有师生同事之谊，均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供职，决定办学后，借南市小东门禁烟委员会作招生处。初时仅5人报名，后通告各级党部及各民众团体子弟均可免收学费，招得数百名，分文、商、师范、普通四科。先后租借南市江阴街工艺社社屋、普育东路国货商场楼上作校舍。1934年始筹款建校，校址之选于斜土路，或因张君毅牺牲后野葬于此，更因找百余亩大的空地作校址不易。三年后校舍甫全部落成，而八一三事变发生。

　　君毅中学经黄造雄一力经营，渐成规模，在上海教育界崭露头角。其爱国主义教育颇有成效，在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的关头，前几届学生毕业后，大多投考军校或航空学校。1937年11月，上海被日军攻陷而成“孤岛”后，许多肄业的校友，多加入“战时工作服务队”，为抗日搜集情资。

　　南迁义乌

　　1937年芦沟桥事件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南侵，君毅中学在上海南市斜土路的部分校舍遭敌机轰炸。同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中日两军激战，学校被日军占为兵营，校舍拆除改建营房。师生遂避迁至上海租界设校就读，许少慧、王恭寿、孙乐陶等先后代理校长。11月12日上海沦陷，租界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随时有被日军占领之虞。是月，三成学生留在租界，校长黄造雄、代校长孙乐陶带领七成师生随军南下，逃亡至义乌复学，迁校至义乌稠城镇，称“上海私立君毅中学义乌分校”。

　　校址在义乌稠城镇绣湖旁陈氏宗祠(后为义乌师范校址)，称“上海私立君毅中学义乌分校”，黄、孙两人仍分任校长、代校长。落脚义乌的原因，一是沿沪杭线、浙赣线南下比较快捷;二是义乌乃黄造雄、孙乐陶的家乡，人地两熟，便于办事。至义乌后，先栖身于陈氏宗祠，或与学校发起人、时任高官的陈希豪有关。宗祠一般不会轻易出借，同姓同族的人则好说话，后来中国中学迁于安文陈氏宗祠大约也缘于此。当然，这与陈氏均为义乌、磐安的第一大姓，其宗祠的规模和位置在当时条件下最适合办学密切相关。

　　当年招高中新生20名，成为义乌最早的完全中学(抗战初期的金华八县，除省立七中即今金华一中前身设有高中班外，其它各县只有初中，有的县甚至仅有完全小学而未设中学)，初中新生87名，各年级共有学生132名，嗣后逐步扩大。为防日机空袭，黄造雄曾一度率师生迁往义乌东乡金山寺(八脚坎)，后迁至殿口商(今义乌城西南)、江湾(殿口商东1.5公里)，本部设江湾。1941年8月，孙代校长辞职，陈季豪(君毅中学发起人陈希豪之三弟)卸去浙江省政干处佐理员的职务接任。寒假时迁至延陵乡吴大元村，租借“七幢”和吴大宗祠为校舍，开设高初中两部，高初中学制均为三年。高中部在“七幢”，初中部及本部在吴大宗祠。“七幢”俗称“七埭”，写作“七台”，始建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遭火后清乾隆五十年(1785)重建，现为义乌市文保单位。吴大宗祠，又称“泰伯行宫”，五间三进，两侧有厢房，另有附属用房。

　　吴大元村位于东阳和义乌交界处，距东阳县城10公里，是一个历史悠久、环境优美、人文底蕴深厚的大村庄，有四百多户人家，近两千人口。该村八景诗之一的《园林雅趣》写道：“山自回环水自湾，水光山色映林峦;几回林下敲棋罢，人在蓬瀛画里看。”万历五年(1577)出过刑部尚书吴百朋。吴百朋曾孙媳、才女倪仁吉，名列《中国人名大辞典》，十二三能诗，兼善书画。有发绣大士像二帧，其一早年流入日本，另一帧现藏省博物馆。国家历史博物馆藏有其发绣《种树》。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孤岛沦陷，滞留于上海租界之君毅师生也迁至吴大元。学校在吴大元立足未稳，日军已自杭州分兵渡江南侵，敌机连日轰炸扫射浙赣线沿线数县。大部分师生认为敌势猖狂，有增无已，继续于原地办学危险重重，必须易址迁校。在迁往何方上发生分歧，总校黄造雄校长和孙乐陶前代校长坚决主张迁往龙泉丽水山区。黄、孙两位在本校国文教师、缙云籍应国士先生引荐下，率君毅中学之一部迁至缙云应刘村刘氏宗祠及应振和公祠继续办学，有高中部和初中部，学生大多为义乌籍。该校1943年又在缙云姓尚村、黄碧虞二处招收两班新生。办学一年多，因日军又将入侵缙云，遂迁往毗邻的永康舟山。但在缙云所招的一个班学生仍以“君毅中学”的名义在下小溪村坚持到1944年下半年。其间何济普代理校长，直至1945年黄造雄回舟山主持校务。

　　学校迁至吴大元村时，处境困难，经济拮据，内部意见不一。当黄造雄校长南迁永康之时，义乌分校陈季豪校长周围的一群东阳、义乌、金华、浦江籍师生认为远迁龙泉丽水，长途跋涉，交通闭塞，而且也难免日寇飞机轰炸和战车大炮的光顾，再加上人地生疏，将伯难呼，不如就近办学，有回旋余地。陈季豪决定：索性不用君毅校名，另树 “中国中学”的牌子，分设高、初中两部，另组校董会，以减少牵制。董事会组成，大哥陈希豪任董事长，董事们一致推选陈季豪任校长。陈季豪自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了。私立中国中学得以轻装上阵，并报请省教育厅批准成立。办学手续是由在丽水碧湖的时任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教育长陈希豪，交付同在碧湖的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任人事科长的表弟吴让周(尚健在，现年103岁)去丽水(抗战时省教育厅驻丽水，厅长为许绍棣)办理的。

　　黄造雄回忆此段经历：“即滞留在金，当即邀同校董陈希豪先生协商，将浙东分校校务另改一校名为‘中国中学’。” 学校命名中国中学的原因有二：一是国难当头，家国沦亡，取此名以不忘救国;二是陈氏兄弟均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母校情深，不忘所自。

　　1942年初夏，日军为打通浙赣铁路线，发起浙赣战役，5月18日，吴大元本部大祠堂初中部被炸，“七幢”的第一幢“大台门”和二幢“重修堂”被敌机炸毁，图书仪器和档案资料荡然无存，两名学生被炸伤。人员损失方面，据《义乌方志》今年第二期刊载的有待考证的吴大元村当年亲历者回忆，初中部被炸死学生1人，系义乌下骆宅人;“七幢”被炸死学生2人。三天后的5月21日，义乌县城沦陷，日军之袭扰随时可至，办学难以为继，于是迁校至东阳江北冰塘坑临时安顿。其间，浙江省教育厅批准中国中学成立的公文下达。

　　安文三年

　　但冰塘坑离城十数里，易受敌机威胁，且两山夹峙，地域狭窄，离集镇又有一些距离，后勤补给也甚为不便。校领导和教职员一再研究，决定改变原计划，迁到山区的磐安县安文镇。

　　安文离冰塘坑将近百里，那时尚无公路，山路崎岖难行，还需翻越两道山岭。而百数十师生仅有的随身被褥衣物等，各人也都有几十斤重，当然需各人自带，肩挑手提，谈不上雇人，更谈不上车运。不久，义东各县相继沦陷。此后义乌方面和东阳城郊及东北乡等处学生，离家到安文求学，不仅要起早摸黑跑一天小路，还要冒险闯过敌占区和“阴阳界”，险难重重，其中女生更多险阻。他们往往既要绕行小路，又要不离村落，更须结伴同行，其艰难耽惊情形不堪言状。学校领导及班主任、教师得经常委托沿途师生、亲友、熟人留心帮助，以策安全。

　　历经艰辛，终于在8月迁址安文，除续招新生外，旧生先后报到，10月复学。学校租用陈大宗祠、寿马公祠作校舍，以陈大宗祠(后为磐安中学所在地，1999年磐中搬迁后，为磐安二中校址)为临时校址和主校舍。其时有初中班7个，高中班1个，骨干教师有黄昌纪、骆守镗、傅纪元、黄鼎丞、虞琴等。初到安文时，床铺、黑板、课桌凳一无所有，所租借作教室用的几处陈姓大小宗祠，既无隔间，也缺门窗。非常时期办学，一切因陋就简，先站稳脚跟，再谋求发展。购得木材，有时须师生员工帮助搬运，一番辛苦经营，方渐次就绪。

　　为筹措办学经费，陈季豪派其族兄陈起龙老师从山区绕道，避开敌占区去向董事长陈希豪求援。时任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教育长的陈希豪，已随省政府流亡到龙泉一带。终于筹借到三千大洋，交给陈起龙，为防路上遭土匪抢劫，塞在校具包里，终于安全运回。凭借此笔经费，得以修建校舍、添置教具，绕道通知疏散师生复学。至1943年秋，有教职员27人，高中3个班，学生93人(据《湲江王氏宗谱》，江北下潢之王能鸣系其时中国中学高中部公费生，曾任学生自治会主席);初中9个班，学生484人。师生员工共有600余人，大多来自东阳、磐安、义乌各地。在当时来说，学校规模已是不小。抗战后期，金华地区沦陷，金华中学(金华一中前身)迁往缙云壶镇，导致金属八县大部分地区缺失高中教育，仅有迁于安文的中国中学和迁于大皿的宁波中学招收高中生，为广大学子所向往。

　　安文复学后，学校提出 “文武合一，自觉自动，集团前进”、“群策群力，由建校进而建国”的口号。配制三角形钢质校徽，校徽蓝底图案为中国地图，上有“中国中学”字样。解放初的校徽除加了红五星，底色有所改变外，格局未变。校歌以石印印发，歌词为陈希豪校长所作，开头几句为“大哉中国，以命吾校，在烽火中创造，在战斗中成长……”。校名、校徽、校歌寓意伟大中国，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同时创办《中国特刋》学刋，进行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教育。这所从沦陷区流亡到游击区坚持发展的完全中学，得到各地爱国人士的广泛支持，不愿做亡国奴的沦陷区青年，纷纷前来接受抗日救亡的文化教育。

　　在安文期间，学校破除封建礼教，支持女生反抗包办买卖婚姻。有的学生家长包办女儿婚姻，女儿不从，学校出面保护，说服家长。

　　中国中学大门前就是文溪，水深半人多，清澈见底，游鱼可数，是洗澡和练习游泳的佳处。有一天，陈季豪校长听到师生议论女学生要求下水学游泳的事，当即表示支持。那时，中国中学全校女生仅五十余人，大的二十出头，小的十四五岁。由于陈季豪校长经常宣传男女平等，重视男女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并经常开展文体活动，所以女生们思想很活跃。

　　女学生要下溪洗澡、游泳的消息传开后，轰动全镇，几个迂绅觉得大伤风化，竟到校抗议。陈季豪校长耐心向他们解释新的时代形势，新的教育要求，和男女平等、移风易俗的意义，他们觉得陈校长说得在理，就无话可说了。于是，在一个盛暑的星期天下午，经学校领导批准，作好准备，在学校门前S形溪潭中，十五六位女同学下水洗澡，学习游泳。当地男女老少，在校学生，都去围观。陈校长夫妇也到场，为她们鼓气。这次活动，堪称当时一场空前的破旧俗、倡新风活动。

　　1944年1月，日寇自东阳城出发扫荡东阳县政府驻地马宅，其中之一部过朱锡岭偷袭安文镇。敌寇百余人恣意掳掠，校中器物，包括住校生衣物，也罹劫甚多。师生员工、镇上居民，莫不悲愤切齿，敌忾同仇。

　　1944年6月，还发生了一次驱逐军训教官事件。

　　那时的高中学生，大多来自东、义沦陷区，国仇家恨，义愤填膺，他们盼望开设军事课程，学点军事知识。浙江省国民军训处派来一名姓周的少校军训教官，学生们初时对他满怀希望，但该教官喜怒无常，宽严失当，对学生无理惩罚，不久便引起极大反感。一天傍晚，几位男同学看到几位女同学被叫到教官房里谈话，好久不见出来。有一位同学闯进房间，忘了立正、脱帽、喊报告，那教官正和女同学娓娓而谈的时候，突见这莽汉，顿没好气，随手揭去该生军帽，甩到门外，接着厉声呵斥，要他到门外再按规矩进去。这时，天已经黑下来，门外站了一群男同学，齐声起哄，一下子涌进去五六人。教官一看情势不对，窜出房间，撒腿就跑，学生紧跟着追出来。喊叫声引来了很多同学和住校教职员工。曾被教官无情处罚过的学生，竟跑进房间，抓起教官掉在地上的枕头、衣服丢到大粪池里。

　　这时天全黑下来了，在乱哄哄的喧哗声中，突然响起数下清脆的枪声。过了一会，跑来几位同学，说枪是马时民同学打的。马时民家有手枪，擅自带枪来校却让学校领导始料不及。陈季豪校长带着几位同学和老师找来学生会代表，问马时民打枪的事，马时民坦然承认，并说军训教官平日常腰里悬着手枪，这次遭到同学围攻，很可能开枪吓唬同学，先打几枪让他明白不要仗势欺人，逼人太甚。陈校长查明情况以后，一方面严厉批评学生：虽然教官有错误，可是聚众围攻，又私自鸣枪吓唬，情节是相当严重的。另一方面，他又表示，学生年轻无知，一时冲动，当无不赦之罪。这几个学生也纷纷表示承认错误，接受教训，请求减轻处分。学校明惩暗保，实际未开除一位学生，只让几位学生“主动退学”，介绍转学至时在雅坑办学的东阳中学。

　　1944年秋，磐安县长卢伯炎来安文，由乡绅陪同到中国中学找陈季豪校长，要求陈季豪介绍他和师生见面并讲话。在讲话中，卢县长提出，较大学校，应有国民党、三青团的分支机构。但说完也没有人鼓掌，只得草草回衙。

　　1945年2月，为免却义乌及东阳北乡学生远途求学长途跋涉之苦，中国中学又派骆守镗(字步秋)老师到其老家义乌仲和乡清塘村(现义乌国际贸易城所在)设中国中学分班(即分部)，有初中6个班，以廿四间头的前厅后堂作教室。骆守镗为分部主任，在开学典礼上提出“爱国、爱校、爱家”的口号。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校师生高歌欢庆。从1942年至1945年暑假，中国中学初中第一届至第六届毕业230人，1944年至1945年暑假，高中一、二届毕业26人。

　　1945年9月，中国中学从安文迁回吴大元村。

　　重回大元

　　回到吴大元村后，校舍仍租用吴大宗祠和“七幢”，占地面积约6500平方米，校舍面积约4300平方米。鉴于校舍被日寇炸毁的现状，将原先的高中部和初中部易位。吴大宗祠为本部，高中部所在，“七幢”设初中部，两部相距约200米。“七幢”的一、二幢已夷为平地，无法修复，其余几幢经过维修后使用。三幢“馀庆堂”和四幢“承恩堂”之间的天井作集会场所。

　　抗战胜利后，省教育厅规定，私立完全中学要有图书馆、理化室、体育室、医务室等，这些都办齐了还需不动产作押。而陈家虽有高官却无此等土地房产。幸有热心教育的社会贤达缪起吾、卢纯辉两位，愿写下捐献契约，方获批准，才得以在稠城建高中部、安文留分校、清塘留分校;并到家乡东阳，在城西门街小西桥设初中部。

　　义乌中国中学在安文落脚及回迁吴大元期间，政治上和社会关系上得到其兄陈希豪的帮助甚大，有时经济上也受其支援。陈季豪本人知人善任，尊贤重才，又爱好文体，擅长琴棋，广交朋友，使他能够请到30年代即已出名的前辈名师和40年代青年教师中之佼佼者。故中国中学在其不足十年的历程中确实有“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之势。

　　难得的有曾任东阳县立中学(东中)校长的黄学龙、卢辉玉，本校分部主任陈文玉分别在中国中学担任生物、外语、国文史教师。还有曾任省立宁波中学校长的赵仲苏、杭州宗文中学校长刘文革、杭州海潮中学校长的张寿林，都在中国中学任教。三四十年代之间的进步青年教师更多，如义乌的傅纪元、王煊城、楼仁爱，南京的陆伯铮，绍兴的邵景舜等。

　　除上述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教师外，还有中共地下党员兰溪人徐秉庚，他与陈季豪是北京读大学时的同学，同时参加鲁迅先生领导的“左联”，抗日前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战后期被安排在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任陈希豪的秘书。其后陈希豪调任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就由陈季豪请到中国中学任教英语。解放后调任金华一中教导主任，两年后又调到杭州师院任教。历史教师方福仁，用马列主义思想、观点、方法解释朝代变革，曾被国民党下令拘捕，解放后先后担任《浙江日报》编辑、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主管后勤的事务员马忠元则曾任中共地下党东阳城区岘南分区的区委书记。

　　1946年秋，招高中新生44名，次年春，招56名。1947年春，高中部设4个班，学生147人，其中女生仅1人。1947年秋，招高中新生56名。1948年秋，共有高初中廿五六个班，学生千余人。陈季豪考虑到义乌境内没有高中班级(1948年秋，金华地区仅有四所中学设有高中部，即省立金华中学、县立东阳中学、私立中国中学、兰溪私立辅成中学，东中是年有首届高中毕业生)，就拟订中国中学办学方针，高中向义乌发展，初中向东阳发展。于是将楼梦弼老师的住宅买下来作校本部，以义乌东门楼祠堂作高中教室。东阳西门头设中国中学初中分班，学生156人，聘训育主任徐崖松主其事。招收一年级新生4个班248人(其中春季122人，秋季126人)。

　　1949年5月东阳解放。人民政府对学校采取“维持现状，逐步改造”的方针。根据专署文教科“将义乌中国中学与树德中学合并办理，而将东阳分部(原称“分班”)独立起来，另组校董会，筹募校产，以求单独发展”的意见，8月24日，义乌中国中学与树德中学合并，成立“义乌县私立树国中学”。6月20日，陈季豪以义乌私立中国中学校长、东阳私立中国初级中学主委的身份，报请东阳县人民政府，将中国中学东阳分班改为“东阳县私立中国初级中学”。原分部主任徐崖松，被派到东阳中学任校委会主任委员。9月再次呈报，以陈人文等名师10人组成校董会，聘请校务委员5人，并推陈季豪为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逸天为副主任委员(1950年春，杨“另有他就辞职”后，王祖茂为副主委)，实行集体领导的校委制。1949年9月12日启用“东阳县私立中国中学”木质方形校钤。1956年6月改为公立学校，与设于外托张四宗祠的东阳中学分部合并，易名“东阳县第二初级中学”。1970年恢复高中招生，遂名“东阳县第二中学”。1993年初中脱钩，成为纯高中学校，1996年定名“东阳市第二高级中学”。

　　同源诸校

　　君毅中学在几十年的坎坷征程、艰难经历中，衍生了八所中学。

　　抗战期间滞留于上海的三成君毅师生，继续以君毅中学的名义办学，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被日军所占，遂设法南迁至义乌，与先期到达的分校师生会合。1944年，尚有部分留沪师生暗中以君毅中学名号办学，1947年在沪正式复校。新中国成立后，与其他九校合并而为“上海市五育中学”，即今之上海市第六十七中学。

　　抗战爆发后张宗峄等人创办的黄岩战时高中补习学校，1938年春改为私立上海君毅中学黄岩分校，张宗峄之大女婿吴文任校长(张宗峄之小女婿王启东其时就读君毅中学黄岩分校，王曾任浙江大学材料系教授、副校长，浙江省科协主席，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浙江省主委，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次年暑假并入黄岩县立中学，成为该校的高中部。

　　抗战胜利后，黄造雄拟将学校回迁上海，但上海之校舍已被毁，遂落脚于杭州，1946年初创设“杭州君毅中学”，东阳教育界名人徐希瑜任教务主任。1952年2月，与止戈中学、安徽中学合并而为“杭州联合中学”，1956年2月更名“杭州第六中学”，并以原安徽中学校址——安徽会馆为校址。

　　反对继续南迁的君毅中学另一部于1942年初成立“义乌县私立中国中学”。该校于是年迁至磐安县安文镇办学，后衍为廿三里中学、磐安中学、东阳二中和义亭中学。

　　1945年2月，中国中学委派教员骆守镗在义乌仲和乡清塘村设中国中学分部，有初中春一新生两个班，初中秋一、春二各两个班，共6个班。该分部在1948年7月迁往苏溪镇殿下村，易名“义乌县私立江南初级中学”。1949年9月，迁校苏溪胡氏宗祠。 1951年1月迁至廿三里乡上社村，即原廿三里中学址。1956年命名“义乌县第三初级中学”，1959年易名“义乌县廿三里初级中学”，2011年7月迁新址后改名义乌市第六中学。

　　1945年9月，中国中学从安文迁回吴大元村，留一安文分部，以磐安籍学生为主，由陈文玉主持。次年该分部易名“磐安县私立文范中学”，1950年2月与其他三校合并而为“磐安县初级中学”，后发展为“磐安中学”。

　　1949年5月8日，东阳解放。次月即报请东阳县人民政府将中国中学东阳分部改为“东阳县私立中国初级中学”，是为东阳二中前身。

　　1949年8月24日，义乌中国中学与义乌树德中学合并，成立“义乌县私立树国中学”，其时有高中6个班，初中12个班，学生共672人，教职员工44人。该校在1956年由国家接管后改称义乌第二初级中学，并从稠城迁至义亭，成为现今的义亭中学。

　　而黄造雄赴台后，在留台君毅校董及校友的倡议和推动下，并得到苗栗县竹南镇地方人士帮助，于1959年8月在竹南镇恢复私立君毅高级中学，系至今在台湾恢复原内地校名的唯一一所中学。1972年8月董事会改组，黄造雄任董事长。1973年，黄造雄因身体日衰，林金榜接任校长至今。

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中国中学(图）
　　中国中学，在抗战烽火中脱胎于上海市私立君毅中学，辗转于吴大元、冰塘坑、安文三地，热血满腔，誓卫中华;救亡图存，众志成城;艰苦办学，弦歌不辍;滋兰树蕙，桃李芬芳，为地方教育史书写了不朽的篇章。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回顾这段历史，以铭记日本侵略者对我国教育事业的戕害，铭记诸多乡贤在民族危亡的岁月里，仍秉持教育救国、作育人才的崇高理念，于颠沛流离、艰难困苦中为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

　　2015.7.26

　　《东阳史志》2015·3(总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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