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宪聆   2021年6月

     从1957年11月我家搬入求是村，到1968年11月我家搬离求是村，我在求是村度过了童年时代的十一年，这里给我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往事。
     1957年求是村建成后，我们家从建德村搬到了求是村居住，我们应该是入住求是村的第一批居民了，当时求是村只有7幢三层楼的楼房，每幢楼房有三个门洞，每个门洞内有6个单元，一楼至三楼每层楼2个单元，门牌号是从每幢楼朝西门洞的一楼开始排列，从一楼到三楼分别是1－6号，中间门幢为7－12号，东门洞为13－18号。每个单元有三房一厅一厕一厨。厕所内有抽水马桶，洗脸盆，洗澡盆。厨房内有洗涤槽和放炉子的水泥搁板，厨房的北面有一个阳台，阳台上也有一个洗涤槽，这样的房子在当时是非常前卫的，仅从这里就可看出当时以刘丹校长为核心的校领导对教职工的重视和想办好学校的决心与信心。我家位于一幢东门洞三楼最朝东一家：一幢18号。那时的我才三岁多。听爸爸妈妈说刚搬到求是村时生活很不方便，买米买菜最近都要跑到岳坟去，求是小学尚未建好，哥哥唸的小学也临时暂设在青芝塢原土地庙中。当时有许多教职工还不愿搬入求是村住呢！随后几年中，幼儿园，求是小学，教工食堂，外单，外平舍，求是新村逐渐落成，商店，菜场，医务室…相继设立，求是村快速的发展壮大，生活越来越方便，成了“香馍馍”。

      幼儿园建在一幢的北面，幼儿园建好后，爸爸妈妈因为工作繁忙，晚上常常要加班，且哥哥晚上也要去学习小组学习，他们不得已只能将我送到幼儿园去全托，我不喜欢全托，每天傍晚在幼儿园只要一看见家里厨房或朝北的房间有灯光，就大声哭喊的叫爸爸，妈妈，常常我一哭叫会引得其他的小朋友也一同大声哭闹。爸爸妈妈实在不忍看我这样，所以我仅全托了二天就又改为日托了。爸妈与我说好晚上他们去加班时，我就一个人乖乖的在家，我欣然同意，觉得这样也比晚上不能回家要好很多。后来爸妈与二楼15号的倪保珊伯伯家商量了，让我一个人在家时可去他们家里玩一会。但8点钟就一定要回家睡觉。妈妈给了我一把大门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我常常会去倪伯伯家玩，倪伯伯家有外公，外婆，倪妈妈，二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们都对我很好，但倪伯伯和倪妈妈都很忙，姐姐，哥哥也都要忙着学习，是外公，外婆常常会和我说说话，给我点小玩具让我玩，我常常是一边玩一边盯着他们家的大荡钟看时间，只要一到8点我就回家了，外公，外婆都夸我听话。

                   
     1960年9月，年满6周岁的我读小学了，我就读的班级是学校的五年制试点班，班主任是方老师，一个模范老师，当时我们班是学校的模范班级，学习氛围，纪律都非常好，我觉的学习很轻松，班级的同学们也都很友好，每天我都很开心。到了三年级下学期时学校说接到通知小学五年制要取消，我们班要改成六年制了，因为家长们有意见，学校就让我们班进行了一次测验，说若测验成绩合格的可以跳级去读五年级，我测验后，老师说我的成绩刚合格，要跳级也是可以的，爸爸妈妈请教了老师，商量后决定让我跳一级去读五年级。到了五年级，因为有许多四年级学的知识我没学过，而且班级的纪律很差，是个全校有名的差班，上课时常常是老师在讲台上讲课，而调皮的同学在下面捣蛋，课堂上常常热闹的象个菜市场，打闹，起哄此起彼伏，上课效果很差，我的成绩一落千丈，考试时我常常对着考卷不知如何答题，我很着急，不知所措，回家对着爸爸妈妈哭鼻子，爸爸妈妈鼓励我，指导我，带着我去请教老师和同学，将沒有学过的知识，一点点补上，到了6年级，我的成绩己慢慢的赶上来了，并很顺利的考上了浙大附中。还记得我们班的那几个调皮同学都没有被中学录取。

     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有两拨，一拨是1～3年级，另一拨是5～6年级。1～3年级的同学基本上都与我年龄相仿，有许多是我的邻居，如潘海茵，何秉懿，王亚伊，张维平，我们几个经常放学后会在一起做功课和玩耍，记得我们常常去何秉懿和王亚伊家玩，她们的父母都很友善，允许我们一大帮女孩子在他们家中无法无天的玩耍。到了5年级后，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了，许多同学都比我大1～2岁，我成了个小尾巴，只会处处跟着别人，听人指挥，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做公益活动--打扫公共厕所，几个年龄大的同学指挥我们几个年龄小些的去干活，她们却站在那里发号施令指手划脚的，有个叫王婉莉的同学为我们打抱不平，她的勇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放学后，我会与同班同学陈眉，董建人一起做功课，由于我们都住在同一幢楼里，所以是一个学习小组的，她俩都是好学生，经常会给予我学习上的指导和帮助，让我受益多多。我们去做功课的地点常常是陈眉家，印象中她家布置的挺洋气的，她父母都爱好文艺，挺西化的。陈伯伯和陈伯母都很和谐可亲，常常会给我们些小点心。记得陈景东那时常常会到陈眉家借书看，他对读书的爱好和处事的机灵让我难忘。我去过许多同学家里玩，如：黄南燕，曾伊蒂，郭晓晖…，她们的父母都很和气，亲切，对我关心有加。

     59年到61年国家三年自然灾害，食品供应紧缺，我经常会感到吃不饱，全家人都是饿的慌，妈妈每次都是将饭菜定量分配好，保证每人都有一定的食品，家里订了两瓶牛奶，倒出来加点水烧一下，毎人分一份。一个咸鸭蛋也用小刀切成4份，每人一份。妈妈还常常冒着风险去古荡用香烟票换些鸡蛋为大家增加点营养。让妈妈引以为傲的是，我们家安全的度过了这一困难时期，家里没有一人因为营养不良而患病的。妈妈很会勤俭持家，在当时爸妈的收入加起来月薪超过200元，应该算是很高的了，但妈从来不乱化钱，能省则省，常常给我穿哥哥穿过的旧衣服，记得有一件男式的学生装是外套，我不愿穿，妈妈说红色娘子军穿的军装就是这样的，让我乐呵呵的穿着，还照相留念。我家有许多洋娃娃和成套的玩具，那都是爸爸出差回来带给我们兄妹和爷爷奶奶送的，但妈妈平时不让玩，说是影响学习，只有在节假日或寒暑假中才拿出来让我们玩，而且都是约法三章，说好玩几天就只能玩几天，到时就必须整理好交还给妈妈收藏，因此这些我玩过的玩具到妹妹再玩时，依旧是完好如新的。妈的这一举措到也培养了我们兄妹们珍惜东西的习惯。
    我们住在同一个门洞的邻居都比较熟悉，平时遇见时互相都会打招呼，我每次向大人们问好时，他们也都会给我问好。放暑假时，天很热，我们小朋友都坐在楼梯上玩耍，常常会影响大人们走路，但大人们从没抱怨过。记得有一次我在阳台的栏杆上玩玩具，失手将玩具掉下去砸在了一楼田禾伯伯的背上，当时我吓坏了，想田伯伯一定要大发脾气了。妈妈陪着我下楼去道歉，谁知田伯伯一点都没发火，仅说了一句＂以后小心点＂。

    65年9月我上初中了，就读于浙大附中初一丁班，班主任是黄骏老师，我原来在求是小学的同班好友没有一个是与我同班的。我们班有许多来自保俶路和北山街的同学，我记得与几个女同学还处的挺好的，曾随她们去过北山街的家。读了一年还没到期终考试，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学校停课闹革命，学校里整天乱哄哄的，老师也都不管我们了，我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如何去闹革命，每天去学校逛一圈，看看大字报，然后就回家，我也想参加红卫兵，但沒组织要我。大串联开始后，别人都去串联了，我也想去，但没人愿意带这我这个小女孩，连哥哥都说我太小了不愿让我跟着他一起去。好不容易与同学龙小秋，刘林娜约好，我们三人自己组织个串联小分队，也得到了爸爸妈妈的同意，为此爸爸还带我去城站实地考察，告诉我如何扒火车，如何与人打交道…，谁知道就在要出发的前一天，毛主席发表了停止大串联的讲话。爸爸妈妈听说后，说是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无论如何都不让我去了，当时的我真是好沮丧啊。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妈妈因为在中学读书时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爸爸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爸爸妈妈被揪斗，进“牛棚”劳动改造，家里被抄家，像样点的家具，衣物都被造反派拿去封存。在学校里就更沒有同学再答理我了，我只能每日待在家里，学做饭买菜。记得当时爸爸妈妈都被整的厉害，妈妈都要挺不住了，我觉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乖乖的待在家里，做些家务，为爸妈减轻点后顾之忧。
     1968年，浙大的红卫兵们说我们家的住房要搬一家青年教师进来一起合住，他们住一大间，我们家住三小间，爸妈同意了。但改天又变成要搬二家进来合住，我家住二间，其它两家各住一间。爸妈觉得我们都已长大，哥哥已二十岁，五口之家挤在两间每间仅10余平米的房间没法住，去与红卫兵交涉后，给出二个方案，搬去石虎山的原学校养猪场现改为的教工宿舍或搬去古荡的原学校的校办厂现也改为的教工宿舍。爸妈去实地看了后，觉得古荡宿舍虽然离学校远些，但房子还比较敞亮，就决定搬去古荡住。1968年深秋的一天，爸爸借了一辆大板车与哥哥一起拖着家当，我在板车后面帮忙推着，妈妈推着自行车带着妹妹，我家搬离了住了整整11年的求是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