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宇平    著于：2020年11月

     建德村是我童年时的家园，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我有两次入住建德村的经历。1946年浙江大学从西迁最终办学点遵义，湄潭东归返杭，在杭州下城区刀茅巷建造了一批教职工宿舍。我爷爷王琎教授当时任化工系系主任和师范学院院长，我的洋奶奶德梦铁是外语系的教授，他们分到了建德村丙种701号的宿舍，一室一厅。1946年年底他们搬入了新居。洋奶奶喜欢小动物和花草树木，她有一只从湄潭带回来的哈巴狗叫师葛彼。在园子里洋奶奶种了许多月季花。

      1946年8月我父亲王启东时任浙江大学机械系助教，从贵州回到江南后参加了抗战胜利后的全国第二次公费出国留学的考试，以机械工程类第一名的成绩，被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录取为研究生。1947年8月父亲在赴美求学前，把有孕在身的妈妈送回黄岩娘家，托我外公，外婆照顾。我於1947年年底出生。在我两岁前，我和母亲一直住在外公家。1949年外公去世，境遇大不如前，再加上妈妈因为养育我，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去工作。所以爷爷决定将我和母亲接回杭州，由他和洋奶奶一起帮助照顾。虽然爷爷为庚子赔款的第一期留美学生，在国外受过多年的西方教育，但他对中国的传统观念始终牢记在心。洋奶奶也已把自己当成一个中国人，努力地学习中国的风俗习惯，贡献出她的热心和爱心来照顾母亲和我。由于建德村丙中宿舍只有一室一厅，爷爷和竺可桢校长商量后，由爷爷自己出资，再建造一间卧室和一卫生间。建造好的宿舍为两室一厅一卫的新结构的住房，当时在建德村丙种宿舍建筑中仅此二家（丙种404钱令希教授）。

     1949年我与母亲首次搬入了刀茅巷建德村，和爷爷和洋奶奶一起生活了两年多。直到1951年父亲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后才搬出刀茅巷建德村。    虽然说经我爷爷改造后的丙种701号有了一个卫生间，但没有上水（自来水龙头），也没有下水（抽水马桶的出水管），只是一个放马桶的小房间。但比起那时大多数人家，把马桶放在下壶厢里，下壶箱又放在床头的方法好许多了。免去了粪便臭气对家人的干扰。我爷爷那时已是受教育部聘用的浙大一级教授兼化学系系主任，师范学院的院长和理学院代理院长。可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凡事亲力亲为每天自己拎着个马桶去公共厕所倾倒，然后用掀帚清洗马桶。堂堂大教授，院长不惧世俗眼光，自己倒马桶，这在当时一度成为建德村里教职员工的美谈。
     洋奶奶特别喜欢养花，在院子里种数颗月季花，她精心管理，施肥，浇水，剪枝，灭虫，月季花也月月盛开。 记得那时住在丙种602法国留学回国的彭起教授的太太是个法国人，住在刀茅巷珠碧弄英国留学回国的简伯敦教授的太太是个英国人，还有一个丹麦的太太每个月都会到爷爷家，和洋奶奶一起做许多点心，她们四人在一起喝喝茶，谈谈天，交流一下在中国生活的心得体会。临走时再带走一些月季花。法国彭太太有个二十几岁的大儿子，有时也来我爷爷家，还会抱抱我。我记得他右手少了好几个手指，他告诉我是参加了抗日战争，在打日本兵时被炸掉的。他是一个中法混血儿，在抗日战争中加入了中国部队，和中国人民一起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此事已过去七十多年了，可他那缺指头的手的印象却常常浮现我的脑海里。
    记得爷爷家南面是一个操场，小时候的印象非常大，也是我们每天玩耍的地方。每幢房屋边都种着木槿，它四季常绿，经常看见有人来采它的叶子，据说它的叶子用来洗头发的效果特别棒，不仅可以乌发，长发，还对关节痛，浮肿等有作用。对面丙种202住了一个教授，我们称之为“卫生部长”有洁癖。不管春夏秋冬每天脱了光光的只穿了一条短裤在台阶上和他太太把所有的衣服，床单，被子都会抖一遍，他站在台阶上风头，他太太站在台阶下风头。现在想想，他把灰从他的上风头都抖到了下风头他太太的身上，一会儿他太太又把灰带回了屋里。
     1951年爸爸在美国博士毕业后返回浙江大学任教，我和妈妈从爷爷家搬出和爸爸一起住到了燕子弄。那时，我就读于大学路游泳池边上的浙大幼儿园，每天早上，有个叫志忠叔叔的校工把一辆厢式接送三轮车骑到巷口，我们几个等在那里的浙大子弟们高高兴兴的坐上专车。幼儿园有好几个老师，大吴阿姨，小胡阿姨和金老师。我和韩征和（韩康琪教授之子）一个班。

     1952年6月-9月，我国政府开始大规模调整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把中华民国时期效仿英，美式的高校体系改造成效仿苏联式的高校体系。那时浙江大学一分为四，由原先的一个理工农医的综合性大学变为：工科学院-浙江大学，农科学院-浙江农学院，医科学院-浙江医科大学及理科学院-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的前生）。大批的名教授如苏步青，谈家桢，谷超豪浩，陈建功等都调离了浙大。我爷爷和洋奶奶也调到了设立在位于钱塘江之畔，六和塔之傍秦望山峦上原之江大学校址的浙江师范学院，由于工学院还留在大学路，当我爷爷奶奶搬到浙江师范学院宿舍居住后，学校把建德村丙种701号分配给了我父亲。1953年我和父母亲又一次搬进了刀茅巷建德村。

     第二次搬入建德村时，我已是一个6岁很会玩的小男孩了。建德村的东面就是一个废旧的城墙，很多地方已是断墙破砖，杂草众生。城墙外面是一片农民的菜地，过菜地就是城河。那时的城河比现在的河宽一倍（后来拆了城墙，塡埋了城河的一半建成了环城东路），也是我们这些小男孩最喜欢去的地方。爬上五，六米高的城墙，在城墙顶上俯瞰建德村，泰和村，仁爱医院（杭州市红卫医院的前生）。在城墙上放风筝，好几次把风筝放得半天高，突然断线了，风筝随风飘到刀茅巷对面的大冶铁工厂里。我去拿，门卫不给进，不肯把风筝还给我，和他商量半天，最后要把我挂在胸前的望远镜给他看看，才把风筝还给我。我们还在城墙上玩躲猫猫，官兵捉强盗，城墙上可躲藏的残墙破壁还真多，随便往那个坑里一躲，当官兵的小朋友还真找不到。冲下城墙，经过菜地，看农民在菜地上松土，施肥，浇水，收割，看渔民在城河里捕鱼捉虾，无拘无束，真正的放飞了自己，快乐无比。当然，也很有危险性，破旧的城墙五六米高，没踏步楼梯，全靠自己攀爬，一不小心掉下来就会受伤。城河的水很深，小孩在河边玩耍也易闯祸，记得有一个比我大一点的男孩就掉到河里，还好被捕鱼的农民看见，帮忙救了上来。有一个住在建德村丁种宿舍的叫“三毛”的男孩，因独自一个人玩，就是淹死在建德村和震旦丝织厂交界的那个小池塘里。所以我妈妈是坚决不让我去城河，城墙上玩的。可经不住一起玩的小伙伴们的诱惑，偷偷的跟了过去。为此，没少挨我妈妈的“蛋炒饭”和“鞭参饭”教育。
     我有两件宝贝：一件是一个望远镜，日本货，据说是从日军手里缴获来的战利品。是我父亲的一个同学送给我的，我每天把它挂在脖子上，常常地拿出来看一看周边的情景。还有一件是爸爸从美国回来时给我带的一支白朗宁的儿童玩具手枪，枪管上刻着雕花，白色的塑料枪柄像象牙柄一样，可装有连发的火药子。一扣枪机，啪啪啪子弹连发。那时候，那见过那么稀奇的洋玩意儿，把爱玩的小朋友们都吸引到我的跟前。每个小朋友都想摸一摸，扣一下扳机，这时我就像一个队长，分配给他们各放两枪。妈妈管得我很严，平时不许玩，只有过年过节才能给我拿出去显一显。有一年的春节，我又带着我那神气的白朗宁手枪出发了。在建德村里转了一圈，回来时要上交手枪了，可别在裤腰带上的手枪已不翼而飞。于是，建德村的男女老少开始了全面的寻找活动。我到过的同学熊观现（农艺系熊同禾教授之子）家，同学董伟（光仪系董太和教授之子）家，朋友彭树中（彭起教授之子）家，吴以迎（化工系吴文域教授之子）家及建德村门房，我经过之处的父母们翻箱倒柜，边边角角的帮忙找寻，最后，还是无功而返。十多年后，已到了我上中学时，这把枪又回到了我手里。已破烂不堪了。当时，是一个大男孩，太喜欢我这把枪了，趁我不注意时，偷偷地把我插在腰上的枪拔走了。后来看事情闹得如此之大，也不敢把枪拿出来了。此事一直像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里，也不敢拿出给同学看，给朋友欣赏，只能一个人偷偷的在没人的地方拿出那没有了子弹（火药子）的枪来玩。直到他后来参了军当了兵，在部队斗私批修的教育中，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写信给他弟弟告诉藏枪的地方，并附了一封检讨书，给我送回来。其实那时我也已长大，对这把枪的事也已淡忘了，但对于他那种知错能改的精神还是十分欣赏的。

    大操场对面，丙种203号住着柯元恒先生，他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小在家中饱受儒家观念的熏陶。他和我外婆同姓，我要叫他表叔。他的个人品德修养和为人都很好、教职员工都对他非常钦佩。他十分孝顺，大学一毕业，收入不高的他全力奉养家中的祖父母与父母。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的高材生，但并未嫌弃家里为他聘定的小脚未婚妻，毕业后娶了妻子，夫妻恩爱，在他母亲尚在时把妻子留在老家奉养母亲，直到母亲去世才接到身边。1934年，他考取了庚子赔款留英奖学金，原准备在英国学习六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再回国。最令人钦佩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回国尽责，毅然放弃优厚的公费待遇，只身回国进入流亡西南的浙江大学执教。他富有责任感，也有远大的抱负，结果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被批得一无是处，还责令他在大庭广众下作自我检讨，批评传统道德，他深感受辱，不肯屈从，不惜以自杀来证明自己的认知无误。一天，当他把实验室钥匙交给我父亲后就失踪了。得知他不见后，我父亲教研组的员工在市区找了一天都没发现踪影，直到第二天，钱塘江上的渔民在下游发现了他的尸体。
     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好心人。有一次，我父母亲乘我睡着了，两人偷偷溜出去看电影了。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家中无人，就放声大哭。表叔婆在操场对面听到了我的哭声，跑来我家门口，又进不来。就一直站在我家的窗门口陪我说话，哄着我，直到我父母亲回来。
     2017年11月在浙大玉泉校区灵峰宾馆举行了湄潭 浙江大学西迁二代座谈会，见到了许多分别了六十年的老同学，老邻居。记得1957年11月搬出建德村时，我们还是十岁左右的毛头孩子，现在已古稀之年的老头子了。突然，听到有人叫我“王平平”，回头一看，是一个小老太太在叫我。认不出她是谁了，可她头一句话就是：“你是被黄蜂叮伤的王平平”？辨认半天后，知道她就是住在建德村甲种二幢陆迟教授的女儿—陆青春。可见我被黄蜂叮伤的事已成为辨认我的第一记忆。

     1953年7月，浙江大学依照最初设想的总体布局，开始在玉泉新址兴工建筑，1956年末，新校园的兴建初步完成。从1954年开始，父母亲都到玉泉校区去上班，早出晚归，我们便成了“放养”的孩子。捉蛐蛐是我们另外的一个爱好，我们常常到城墙脚下，花草众中，绿麻地里去抓蛐蛐，然后大战三百回合，看谁的蛐蛐能当大王。
      一天放学后，我，吴梁（农大吴栽德教授和郑蘅教授之子），熊观现（农大熊同禾教授之子），盛元龙（光仪系盛耕雨教授之子）等同学浩浩荡荡又出发去捉蛐蛐。我们来到了一个花园的花众底下，听见嘹亮的蛐蛐叫声，一听就是一只大棺头蛐蛐，有极强的战斗力。我第一个蹲下来，吴梁紧跟其后，顺着花藤爬到一颗树脚下，看见有一块石头，翻开石头，果然有一只大棺头蛐蛐，我一把抓住。高兴得一抬头，大叫，抓住了，抓....话音未落，只觉得头上嗡的一声，像有百把刀千把箭在戳我。我们抱头鼠窜，狼狈不堪的从花众下连滚带爬的跑了出来，几个小伙伴们分头逃窜，跑了几十米，耳边还是嗡嗡的响个不停。原来，在花众上面的那颗树上有个大黄蜂窝，我一抬头，刚好撞到了蜂窝。那可是真正捅了马蜂窝，黄蜂群情激昂追逐我们。我们一口气跑了上百米，才摆脱蜂群的追逐。几个小伙伴都有受伤，吴梁被刺了三口，熊观现被刺了两口，盛元龙（乌龙）也被咬了一口，我最严重，被刺了十一处。我们逃到甲种一幢6号大哥哥周明威（周则孟教授之子）家，他用阿默尼亚药水给我们清洗伤口，我有一口刚好刺在鼻子底下的人中穴上，那阿默尼亚药水的臭气都要把我熏昏过去了。随后乌龙带着周明威拿着长竹竿，酒精棉花，点燃了蜂窝，烧死了不少黄蜂，说是帮我报仇了。
     回到了家里，我和阿姨讲，千万别告诉我父母亲，那天早早地上床睡了。第二天一起床，我的头肿得比猪头还大，眼睛已变成一条缝了。爸爸一看情况不对，马上带我去了仁爱医院，医生一看情况，说我已经中毒，再不来医院，将有生命危险。一定要我住院治疗，这是我的第一次住院。

     我父母从小就培养我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带我参加各种体育活动，观看父亲和浙大老师们的对外单位比赛，由我父亲，吕维雪，王爱民，吵蛋爷叔吴介卿等老师组成的浙大排球队在五十年代初期打遍浙江无敌手。只要他们出去比赛，我带着我的望远镜必跟无疑。紧张的看完他们比赛的全过程，高兴的看着他们高高的举着奖杯的时刻，和他们一起欢庆跳跃。   
      小学一年级时父亲已带我去大学路游泳池里游泳，很正规教我闷气，漂浮，打腿，划手......。1957年夏天，游泳池来了一个从天津游泳队退役下来的教练姓段，据说他和那个在1953年打破世界蛙泳记录的蛙王穆祥雄一起在中国国家游泳队待过。他看见我在游泳池里戏水，主动和我父亲交谈，说他想在大学路游泳池办一个游泳的少体校，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也热心地报了名。可由于1957年11月份就搬离了建德村入住了浙大玉泉校区的求是村。大学路的游泳班没能去成。当然到了求是村，浙大也办了许多科目的少体校，我和许多小伙伴也去了玉泉游泳池的少体校学游泳。两年后，杭州市举办了游泳比赛。我们报名了许多项目的比赛，大学路的那个游泳班划归了杭州市少体校。比赛那天，我们遇到了许多原来住浙大刀茅巷建德村，泰和村同学如严欣瀓（严文兴教授之女），林楠（林肇蔭教授之女），包仕荪（我的表哥），黄伟于等他们都以绝对的优势赢了我们，并连破杭州市少年游泳纪录。这使我们幡然醒悟在国家队待过的教练的教学质量就是不一样。同理，一个好老师，好教授对培养新一代人有多么重要。我心目中的浙江大学就是有众多优秀老师，治学有方，能为祖国培养顶尖人才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