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宇平   著于2015-10-17

     1943年秋，德梦铁（俄文姓名：Ольга С.Демант），一个40岁的拉脱维亚犹太大龄姑娘，成了我的继奶奶。她后来成了是浙江大学外语系的“祖师婆”俄语学科的奠基人。德梦铁1903年2月出生于欧洲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市。上世纪30年代中期来到中国，1941年起到浙江大学任教，至1969？年含冤去世，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在浙江大学工作30年，为中国教育事业和浙大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上世纪三十年代，一批拉脱维亚皮货商人在中国收购毛皮，其中一位来到了张家口。这家老板因全家前往中国，为了他子女的教育，他在拉托维亚首都的报纸上发布了一则招聘家庭教师的启事。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德梦铁见到启事，便应聘从拉脱维亚来到张家口，从此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日寇入侵华北之后，德梦铁随商人一家一路逃亡，经天津到上海，于1937年抵达长沙。之后随着战事的升级，商人全家回国。然而此时，希特勒在欧洲疯狂迫害犹太人，身为犹太人的德梦铁的父母和弟弟都被纳粹分子关到了集中营，最后全被杀害。哥哥只身逃到了澳大利亚，来信告诉她千万不能回家。身在异国他乡的她应聘担任迁至长沙的军官外语学校的教师。国民党政府向西南撤退后，该校迁至遵义，与同期迁来的浙江大学成为邻校。由于德梦铁外语能力强，精通七种语言，引起浙大外语系教授的注意，随即告诉了竺可桢校长。竺校长下令一定要想方设法把她请到浙大来任教。随即德梦铁正式受聘到浙大外语系任教，开始教授工科学生的德语。1942年，她被调到设在湄潭的外文系教授英语、德语和法语。也正是在这里，她和我爷爷结下了一段跨国姻缘

      我爷爷王琎是清朝末年时的第一期庚款留美学生，回国后先后出任中国化学研究所所长，浙大化学院院长，浙江师范学院院长，是我国近代分析化学学科的开创人和科学史研究的先躯。他长期为科学救国，科学兴教在国内外奔波，极少顾家。再加上上世纪初医疗水平低，缺医少药，我奶奶都因急病医治不当而去世多年。在抗战期间，浙大西迁贵州时，我爷爷也受竺可桢校长的聘请在西迁的文军—浙江大学中任教。那时，他和许多教授一起住在湄江饭店，与德梦铁比邻而居。作为中国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我爷爷不仅专业精深，而且英语十分流利，同时还具有十分深厚的国学素养，当时他是浙大教授组织的诗社《湄江吟社》的成员。德梦铁则十分喜爱中国古典诗词及其他文学经典作品。她有意翻译这些作品，为此时常向我爷爷请教，他们谈得最多的是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共同的志趣爱好、无障碍的交流、心灵的碰撞成就了美好的跨国姻缘。在决定是否娶一个外国人为妻时，我爷爷召集了他所有的孩子（父亲，姑姑，伯伯和伯母）到重庆开会商量，在听完爷爷的述说后，孩子们深感父亲的艰难和不易，都替他高兴能找到一个新伴侣和他一起分担生活中的苦和分享人生中的乐，故全票通过。于是德梦铁就在1943年成为了我的继奶奶（当然，那时我远没来到人间）。

      从此洋奶奶德梦铁视中国为第二祖国。在拉脱维亚，她的父母和弟弟均在集中营被德国法西斯残害。她成了一个无家可归、没有祖国的飘零者。而在中国，她不仅找到了家的感觉，还真正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加入了一个对浙大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家庭，让她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1954年6月，德梦铁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得到国家内务部的批准。获此消息，她激动万分。在给友人的信中她写道：“您应为我高兴，我获得了中国国籍，我非常自豪和幸福。”我还清楚的记得那天她邀请了好多学生和老师到家里来开Party。席间她含着热泪反复的说：“今天我也和你们一样是个正真的中国人了。”
      洋奶奶早年攻读文学、戏剧，通晓多国语言。除了俄语和锡伯莱语是母语外，她还精通英语、德语和法语，西班牙语和拉丁语。
      到浙江大学任教后，她忘我地工作，主要教授二外德语和专业俄语，以自己的才学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外语人才。

     在学生们的回忆中，大家最津津乐道的就是洋奶奶独特的教学法。浙大47届化学系毕业生、中科院原秘书长顾以健先生对此记忆犹新：“抗战时期，1943年，我们理学院在贵州湄潭，那是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山城，生活极清苦，德先生是唯一的外国人。她教我们德文，十分认真，很喜欢我们这些年轻人。她教过的海涅的诗《莱茵河畔的罗雷莱》，我至今能背，当年她在课堂上朗读时，十分投入，动情，我印象很深。”52届俄语毕业生姚越秀在毕业50多年后仍能流利地背诵德先生教的绕口令。她对德先生的教学法钦佩不已。因为她教俄语，学生不必“刻意去死记硬背”，那些内容会在“不知不觉中印入了脑海”，令学生“终生不忘”。她如此描绘德先生声情并茂的讲课：“开始上课时，她用英语讲解，她记忆力极好，教过的每个俄语的句型和语法，上课时都能用上，不许我们忘记，不到一个月就都用俄文讲解了。教读诗篇时，她把全班分为四个声部，……朗诵声此起彼伏，十分有趣，投入地带领我们朗读时的丰富表情感染我们，使我们一下子进入了诗的境地……”。浙大化学系老教授朱帼英女士回忆起当年洋奶奶给他们上二外德语课时的情景，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她绘声绘色地说：“德先生上课简直像演戏，表情丰富极了。她自编教材，编得非常好。她曾编写过一篇讲一个老人和他先后的四个太太的故事，实际上就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得精彩，教得更生动，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洋奶奶的教学秘诀正是以情感人。她让学生关注的不是语言的外形，而是外形中包含的丰富而生动的内涵。文字中流淌的真挚情感、字母编制成的动人故事就这样跨越了语言的障碍拨动着每个学生的心弦。学生面对的不再是枯燥繁复的语法规则，而是俄罗斯民族的灵魂、德意志人民的感情。他们在富有韵律的朗诵声中，同俄罗斯与德意志文化进行着心灵的交流，为跳动着永恒生命的篇章所感动。此时，人不必刻意去记忆语言，而是语言自动走入人的心灵。   从1949年创办俄语专业起，洋奶奶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俄语毕业生，手把手地带出了一个个优秀的俄语教师。56届俄语毕业生徐步霄在2006年底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一直缅怀……既是严师又是慈母，不辞辛劳，呕心沥血，哺育我们的德先生。”并赋诗云：“秦望山峰连五云，不及严师授业恩。”秦望山是当时浙江师范学院的校址（现浙大之江校区）。时隔50多载，当年的学生仍清晰地记得洋奶奶从宿舍途经“情人桥”前往教学楼上课的情景。冬天路滑，道不好走。学生们就商定每天清晨轮流去洋奶奶家，伴她去上课，帮她拎那一堆沉甸甸的本子。如今斯人已逝，斗转星移，朝霞中师生携手同行那温情的一幕幕早已化为永恒的留念，珍藏在浙大学子的记忆里。
      对学生的学习，洋奶奶总是严格要求，有时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朱帼英教授清楚地记得，洋奶奶经常提问学生，一旦学生回答不出，就得一直站在那里，不让坐下。有时课堂上站着十来个学生。薛景尧在信中回忆道：“德先生有时因我们学习不努力用眼睛瞪我们，我们脸红一阵，回味过来觉得她是很严格的，很爱我们的……”对于青年教师，她同样严格要求。每周都要化两个半天的时间组织教师集中业务学习，检查教师的业余进修情况，对不满意的地方毫不留情地批评。正是在她悉心而严格的指导下，一批外语教师迅速成长。
      在教学工作中，洋奶奶是个名副其实的严师。然而在生活中，她却是个对人关怀备至、极有生活情趣的“慈母”。洋奶奶对学生的爱无处不在。她常常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辅导学生，并用自己的工资接济家境贫寒的学生，以免他们辍学。据顾惠生教授的回忆，他们班（54届俄语班）有个同学经济十分困难。他性格内向，发音不好，却写得一手好字。德先生就让他把同学们学过但容易忘记的单词写下来，贴在教室里，自己向他支付报酬。既促进了大家的学习，又缓解了困难学生的经济压力。

      在我出生时，我父亲正在美国公费留学，妈妈和我有一段时间与爷爷，洋奶奶一起住在杭州大学路，刀茅巷建德村的浙大宿舍里。因有个外国奶奶，就有人叫我二道毛子或小混血儿。在我的记忆里，洋奶奶是严厉的，也是充满慈爱的。她不像今天的中国父母亲或爷爷奶奶把小宝宝捧在手心里怕摔倒，含在口中怕化掉。她的规矩很严。吃饭时，小孩不能上桌，乱动碗筷。他们放在书桌上的纸张,书籍不许小孩子去乱拖乱拉。从小就培养我的独立生活能力。如果我做错了什么，她就会瞪着她的大眼睛，嘴上说着：”No， no-no”并要我立刻改正。不管多么调皮的孩子，在她的坚持下都不敢任性，最后乖乖的按照她的指示去做。她同时又对我们充满慈爱，除了生活上提供我所需要的所有生活用品，保证我的营养外，还经常给我，和妹妹买各种玩具，书籍和体育用品。培养我们从小爱读书，爱锻炼，爱科学，教我们从小就要拥有爱心，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从她那里我们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我最爱的一件礼物是洋奶奶送给我的一只足球，我拿着它，和同学一起，每天去浙大大操场上练上个几个小时。后来我们一起练球的求是邨中学生队居然在和浙大校队的比赛中打了个平手。

      我父亲回国后，我们和爷爷奶奶分开住了。每个星期天，我父母都会带着我去爷爷奶奶家。那也是洋奶奶大显身手的好时光，她家中有一个用洋油箱改制的使用木炭的烘箱，因此家中就经常飘出蛋糕诱人的香味。每逢亲朋好友过生日或有孩子诞生，必定能尝到洋奶奶烘制的美味蛋糕。可我最喜欢的还是她做的布丁，又大又香上面还放着一颗颗大樱桃，每每吃得满嘴流油而归。
      那时在杭州的西方外国人不多。除了我的洋奶奶，还有浙大电机系教授简伯敦的夫人（简庆闽的妈妈），英国人。另一个是庞教授夫人（庞时仲的妈妈）法国人，还有一个希腊人。她们常常在一起，有时她们来洋奶奶家要些玫瑰花（洋奶奶家种了许多玫瑰花），常在一起谈谈天，喝喝咖啡或茶。
      文化革命开始后，庞太太和那个希腊人都回国了。简太太因为是英国人。在被抄了几次家后，英国领事馆的官员也找到杭州市公安局提出要求保护英国侨民要求，而后她得以比较平静的生活。然而我的洋奶奶因为热爱中国，加入了中国国籍，也就得不到任何国际惯例的保护。造反派把她戴高帽，挂牌子的满街游斗。在我爷爷被一个入室盗抢的红卫兵杀害后，洋奶奶的处境更是凄惨。家里一个和她相伴了十多年的保姆谢妈，被造反派强行遣送回家。多次的抄家，值钱一点的东西都被掠夺一空，连煮饭的高压锅子也被拿走（那时候，国内还没有高压锅，被造反派当作稀罕物被占有了）。她每天拖着有病的身躯到校门口集合点名，打扫公厕，扫地清垃圾，还要不断地接受造反派带侮辱性的训话，批斗和肉体的折磨。依然清晰的记得我最后一次陪我父亲去杭大看望洋奶奶时的情景。造反派通知我父亲要对我洋奶奶隔离收监审查，理由是她是国际间谍，是苏联克格勃派来刺杀周恩来总理的特务。我父亲和他们据理力争，说她这么一个手无搏鸡之力的外国老太太，一直安静的生活在杭州，对中国又那么地热爱，怎么会是间谍？怎么可能去暗杀周总理？再说她患有高血压，高血脂不能中断药物医疗。造反派对我父亲说，你也是从美国回来的反动学术权威，你的情况我们都掌握。你再多说，连你一块儿抓。在他们交谈期间，洋奶奶抓住我的手和我偷偷的说了几句话让我今生难忘，她说：“现在到底怎么啦？看那些身穿军装，腰扎大皮带的青年人怎么看怎么象德国纳粹冲锋队员。我怎么觉得回到了德国法西斯统治的年代，全身一阵阵的发冷”。我无语，在那个年代我能怎么向我的洋奶奶解释呢？这也是洋奶奶和我见的最后一面和所说的最后几句话。之后她就被带走了。1969年5月，我作为知青去了黑龙江鹤立河农场，我父母去了五七干校。洋奶奶就再也没有消息了，如同人间蒸发了一样。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后，杭州大学才通知我父亲去领回一只我洋奶奶的骨灰盒，没有说明，没有解释，没有死期，没有死因。
      我的洋奶奶德梦铁，一个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教育事业，把自己的知识和满腔热情贡献给中国的一个外国人，她把自己彻底的变成了一个中国人。但最后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连一个亲人都不知道，更不用说有亲人陪伴着她了。她躲过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却无法逃出十年浩劫。   洋奶奶，我的奶奶，难忘您的笑貌和教诲，您将永运活在我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