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平 宪聆 宇舫    2021年1月7日

   今年是我们的爷爷王琎诞辰一百三十三周年，我们兄妹们为纪念爷爷而行动，我们看见网络上有一篇由国立浙江大学维基发布的＂王琎＂，此文章对爷爷的一生写的还挺全面和详细的，我们为其添加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加以充实，以此来缅怀爷爷和至亲们。

     王琎 (1888年1月7日－1966年12月28日），字季梁，黄岩宁溪人，出生於福建闽候县，我国著名化学史家和分析化学家，是中国化学史研究和近代分析化学的开拓者之一。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入北京译学馆习英文。宣统元年（1909），参加清廷“赔款学生”考试（600余考生按标准录取39人），留学美国柯兴学院、理海大学攻读化工，获化学工程学士学位。1914年与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秉志、相铨、竺可桢等成立中国科学社。民国4年（1915）毕业回国，先后任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数理化学部教授、化学系主任，中央大学教授、理学院院长，中国科学社论文讲演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社董事，《科学》杂志编辑部部长。 20世纪20年代末，应蔡元培之邀，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1932年参加发起成立中国化学会，任上海分会理事长。1934年8月，再赴美留学，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任访问研究员，1936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后，任四川大学化学系教授。1937年起任浙江大学化学系系主任、师范学院院长、理学院代理院长等职。1952年院系调整后，先到浙江师范学院执教，后为杭州大学一级教授。
     王琎致力研究中国化学史，擅长经典微量分析。用古钱分析研究中国古代冶金史，解决正确区分汉，三国，晋，隋五铢钱的化学成份、中国用锌的起源与进化，镴的化学成份与铅，锡和锌之间关系问题的争议，是中国化学史和分析化学的开拓者之一。撰写与翻译大量中国化学史论文、国外科学史资料、分析化学教科书和科学家传记。从事化学科研和教育数十年，讲授分析化学、矿物学和化学史，培养大批化学科技人才。
   王琎是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浙江省政协二、三届副主席，九三学社杭州分社副主任委员，中国化学会浙江分会理事长。1966年12月卒，终年79岁。主要著作有《五铢钱的化学成份》、《古代应用铅锌锡考》、《中国古代金属化学》、《丹金术》等。

科学救国 ——两度出国求学
     王琎的父亲王士骏，字吉人，经三考拔贡后委任福建闽侯、福清、松溪、仙游等地县令达30年之久。王琎幼受庭训，稍长后又在私塾接受经史教育，习作八股文并以童生名义参加过一次乡试，对中学经史诸科有一定基础，对日后写作颇有裨益。
     闽侯县是清末政治家、曾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及翻译家林琴南的故乡，多少年来，林则徐抗英禁烟(鸦片)的英雄业绩家喻户晓，被后人传为佳话并引以自豪。鸦片战争失败，西方列强不断入侵，林则徐等一些先进的国人开始觉醒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与道路。林则徐放眼世界，提出向西方学习，陆续引进了一些西方的军火和民用工业设施。可是由于清廷继续奉行闭关锁国之策，收效甚微。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溃败，堂堂“天朝大国”竟被倭寇小国所打败，并割地赔款，全国震惊，人民愤怒，因此，反对守旧，要求改革的维新派迅速崛起。1895年康有为等在北京会同各省 1300名应试举人发起“公车上书”，要求变法强国，废除科举，认为洋务派改革不彻底，主张“西学体用”，开办新式学堂。在维新派推动下，全国各地新式学堂陆续涌现出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挽救民族危亡。虽然维新派受到顽固势力的镇压，然而坚冰终究打破，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关心国事的人日益增多，有些清廷官员的心灵也受到震撼并开始觉醒。王琎之父在闽侯任上，虽对西方传教士操纵的丧权辱国的“领土裁判权”深恶痛绝，但也逐渐领悟西方国家的强大自有其科技文化上的原因，同时，多少受到林则徐、林琴南等先进思潮的影响，深感朝廷的昏庸腐败，也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尽快改变“闭关锁国”政策，引进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培养合乎近代需要的有用人才。

     1905年，推行千余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废除，年轻的王琎面临人生的抉择。在维新思潮及林琴南的影响下，王吉人有所松动，王琎也有所触动。1907年的一天，有几位青年朋友登门家访，见王琎埋头伏案经书，就语带讥讽地说：“这堆废纸，读它何用?不如统统烧掉，免得害人!”听罢，王琎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于是他决心走“科学救国”之路，远离家乡，考进北京京师译学馆学习英语，其目的是为了娴习外语，以利沟通中西文化。在学习期间，王琎结识了几位主张改革和出洋留学的青年，其中有位同学之父在清廷做大官，但思想较开明。他常去请教，获益良多。1909年，适遇第一届庚子赔款留学美国考试，这几个同学约王琎应试。第一榜考中英文，他高居第二名；第二榜考数理化，他仅是副榜题名，两榜平均，他幸运地被录取了。是年，王琎新婚，家中经济状况欠佳，其父望他毕业后做个小官，以便撑起中落的一家之天。王琎正在犹豫之际，那位清廷大员力劝他与其子一同留洋。男儿志在四方，远洋学习科学与工程，将来为国效劳，必能顺应潮流。经过一番新旧思想的激烈冲撞，王琎毅然奋起，决心克服旧的传统和习惯，远涉重洋去吸一口异国的新鲜空气。他先到上海购制西服，剪去长辫，后回家乡向父母妻子告别，并与梅贻琦、胡刚复、秉志等一起登上海轮赴美，成了庚子赔款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创办前的早期留学学生。

     王琎到美国后，由于他要学习化学工程，而数理化基础太差，未能直接上大学，他被分配在科兴学院补习高中课程，同时学些西洋礼仪，还要为同学做些服务工作，经受独立生活的全面锻炼。学习中，开始时对数理课程十分困难，但立志工程，数理必须学好。于是，在课余倍加用功，终于闯过难关。他中英文基础好，文史科目都能应对自如，逻辑与口才都好，多次演说比赛获得奖牌。他一直将一枚演说得来的金牌挂在表链上，直到抗战胜利后改用手表才取下珍藏箧中。
     1911年，王琎考入美国里海大学攻读化学工程。他对美国大学重视实验和实习的基本训练、理论联系实际和师生务实的精神，十分赞赏。他在里海大学习期间，曾连续两个暑假到化工厂去，下车间劳动，向工人们学习实践经验，并体验他们的生活，从中获得不少实际知识。他推崇美国大中学校的体育运动，认为这是有关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大事，因而自己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特别苦练跑步与游泳，日后更鼓励下辈积极参加体育运动。
    王琎学习刻苦，兼收并蓄，祛除偏见，择善而从。这是他在四面袭来的西方文化中能较快适应环境并吸收其精华的超越思想和学识基础。

     20世纪初时，我国化学人才奇缺。为了早日把国家的化学事业发展起来，同时为了缓解家中经济上的困境，王琎放弃了进入研究院继续深造的机会，于1916年回国后，先后在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任教授兼化学系系主任。20世纪20年代末，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邀请王琎担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首任所长。他上任后，结合当时国家化学学科现状和科技发展规划，组建了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中药、纤维素、油脂、油漆涂料、陶瓷玻璃等小组进行工作，并结合中国化学资源开展化学研究，都取得较大成绩，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934年，王琎见留学人员多已回国效力，人才多了起来。他审时度势，乘机再出国门，进入美国明尼苏达研究院任研究员，师从著名物理化学家、分析化学家 LW．Kolthoff继续深造。他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与研究机会，利用优良的实验条件，于1936年5月提出了《铂、金、银在不同电解质溶液中的电极电位》论文，首次解释了铂、金、银在不同的电解质溶液中不同抗腐蚀能力的原因。他的论文受评试委员们一致好评，授予科学硕士学位，圆满结束了异国学习与研究的生涯。在归国途中，他绕道欧洲到英、法、意、德诸国著名大学及研究院参观学习以提高自己的理论与管理水平。他当时对德国的纳粹思想与行动深感不安，预计世界必将大乱。

创科学社——为国大兴科学
     “中国科学社”这个名称，对年轻人来说是比较陌生了。但它却是中国近代科学史上最早和影响最大的科技社团，在我国科技发展史上有着光辉灿烂的一页。它从 1915年10月25日美国伊萨卡城创社至1959年秋完成历史使命，首任社长是任鸿隽，《科学》杂志编辑是杨杏佛。中国科学社前身是1914年创办的《科学》杂志社。据《赵元任早年自传》：“1914年6月10日，我在日记上写道：晚间去任鸿隽(叔永)房间，热烈讨论组织科学出版月刊事……除出版月刊外，不久又组织了‘中国科学社’。”1915年1月，已在上海出版了《科学》第1期，内有赵元任的《和平进行曲》。因当时《科学》杂志多靠留学生的奖学金省出钱来支持，发行量少，竺可桢说：“我认为科学社不应只是留学生的组织，这个圈子太小。我们留学回国后也要发展下去。所以我建议把留美学生科学社，改为中国科学社，广泛吸引有志于科学救国的人士合作共事。”大家十分赞同竺可桢的建议，于是1915年金秋，在哈佛诞生了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有任鸿隽、杨杏佛、竺可桢、赵元任、胡明复、秉志、过探先和王琎等。王琎还是《科学》的热情发起人和积极撰稿者。中国科学社于1918年迁回国内，1928年定址上海。在全国设有分会或支会，社员多为科学界、教育界、工程界和医务界人士。除学术活动外，几经发展办有生物研究所、明复图书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科学》、《科学画报》、《科学季刊》等杂志及《论文专刊》、《科学丛书》、《科学译丛》、《科学史译丛》等。近半个世纪夹，中国科学社为传播现代科技知识、培育科技人才和推动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自中国科学社及其《科学》杂志迁回国内后，王琎为《科学》杂志撰写了不少论文及介绍国外最新科学成就与著名科学家的文章。由于他对科学社工作极为热心，因而被推选为中国科学社1921－－1923年度的董事和《科学》杂志的编辑部部长，1922年被推选为《科学》编辑部主任，直延任至1933年止。王琎是一位学识渊博、文思敏捷、富有哲理和严谨务实的科学家。1921年，他百忙中挤时间在《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7篇文章，这些文章涉及面很广，包括：国外科学家的传记(如《化学家任默塞传》)；讨论哲学与科学关系的《哲学与科学》；关于中国化学史的论著《中国制钱之定量分析》、《中国古代陶业之科学观》等。 20世纪20年代后期，江苏金坛县一家杂货铺里的一个小青年给《科学》杂志编辑部寄来一篇稿件。编辑部主任王琎接到这位初中生关于初等数学难题解的稿件，不以作者学历职位之低微将稿件打人冷宫，或一退了之，而是以满腔热情和扶植后学的负责态度认真细读稿件后，郑重其事地将稿件转到清华大学著名数学家熊庆来教授手中。此后一二年内，这位小青年克服困难，以惊人的毅力连续写了几篇数学论文，也都被王琎一一转给熊教授，并将这位青年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处女作)等发表在《科学》杂志上。有幸千里遇上伯乐。熊教授慧眼识珠，发现这位青年卓越的数学才能，并加以培养，使之迅速成为我国著名数学家。这位小店员，便是后来中外闻名的数学大师华罗庚，一时被数学界传为美谈。但我们不能忘记首先发现这位“青年奇才”的是那位编辑部主任王琎。因此，有人却说，他是发现“数学千里马”的“第一伯乐”！ 

      1931年，王琎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任所长时，曾亲自参加山东博山、江苏宜兴的陶业调查，并在宣兴陶土分析研究后，与柳大纲撰有《宜兴陶业之初步化学考察》一文，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集刊第二号发表。王琎为《科学》杂志编辑了《爱迪生专号》，以饱满的激情亲自写发刊词：“科学家和发明家，要使人钦仰，不但靠他科学上的贡献，也在乎人格的伟大。大科学家如法拉第(Faraday)，麦克斯韦(Maxwell)、巴斯德 (Pastear)等俱富人类应有的美德，例如谦逊、直爽、简单、有目的的努力、诚实、富有同情心、高尚和对社会有责任心，这种优美品格在爱迪生身上都可寻到，贫穷和失学不能挫折他上进的毅力，妇孺皆知的名誉和著名大学最高的学位，不能引发他一毫的虚荣心，耄耋的年龄和巨万的资产，不能懈怠他要探讨新学说和做新实验的锐志。而他爱国的热肠尤其在欧战时期可以看出，他在祖国困难的时期，将他的学识精神和他设备完美的实验室，俱供献于政府，作国防研究之用。这种精神在我们中国正要极力提倡，所以我们要纪念爱迪生，把他来做我们的榜样。”王琎热情地赞美爱迪生等伟大科学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崇高的品格，正是他长期以来追求并躬身实践的精神与品格的写照，值得后学崇敬与弘扬!他又写道：“真正的学者，思想家，科学家，没有一个不希望中国急起直追，去利用文明新利器 ——科学，来解决她自身的困难的，不过直到现在，我们仍是落后，我们感到惭愧，所以我们要纪念爱迪生和发刊‘爱迪生专号’。”王琎为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而大声疾呼，希望大家以爱迪生为榜样，拿起科学的利器为祖国出力。 
     王琎为中国科学社费心操劳不遗余力，除了给《科学》杂志组稿、编稿外，还写了28篇文章。当科学社缺乏资金等时，他就设法向社会各界募捐资助。除了科学社工作外，他还热心于其他社团工作。1927年，他参加了中国化学工业会，同年8月4日该会在南京成立时，他被推选为临时主席，主持成立大会。中国化学会成立后，王琎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及首任会计，为学会办刊及审稿，付出了诸多心血。此后，还历任过中国化学工业会上海分会和浙江分会理事长等职，为中国化学工业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国科学社浙大分会于1944年10月25日上午在贵州湄潭文庙举行年会，社友会会长胡刚复主席主持会议并致词，李约瑟博士应邀与会致词，竺校长报告科学社历史及其社务，最后由钱宗琮作《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之特点》报告。有王琎、郑晓沧等共39人参加会议，大会交流论文多达 30余篇。李约瑟博士一向仰慕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成就，来到浙大后，对王琎教授在中国古代化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十分赞赏。王琎的成果为后来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巨著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