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舫 2021年7月于美国

父亲王启东教授在九十岁退休以后完成了两本回忆录， 一本是《回首关山思万千》， 写的是以他自己为主线的回顾。 另一本是《百年筑梦》， 说的是他家祖孙三代人奋斗史。

《回首关山思万千》回顾了父亲这辈子的成长过程，工作经历和人生感悟。 在书的最后他非常诚恳地对他曾经工作过的学校和机关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在浙大从教六十余年，总是盼着自己能亲眼看见浙江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同时我也明白一所大学的发展不能急功近利，我们还是要致力于发扬求是创新的精神，坚持夯实基础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学科交叉，发展新学科，加强各学院与全校性的学术活动，进行前沿学科的科研工作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

《百年筑梦》描绘了一家三代人为祖国的繁荣和昌盛所做的不懈努力。父亲希望通过他的书给晚辈们留下一些经验和教训作为借鉴。 他一再强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殷切地希望每一位长辈都要通过自身努力奋斗的模范行为对子女进行最好的身教，若再加上一定的言教，效果必定更佳。 这是他的经验之谈， 也是他的人生写照。

父亲的一生可以用十六个字来形容：求知若渴，自强不息，宅心仁厚， 淡泊明志。父亲1921年出生于一个物质丰裕的家庭， 从小不愁吃喝， 爷爷是第一期庚子赔款留美归国的大学教授， 奶奶是小学校长， 父亲接受的是最好的教育。 爷爷虽然在外地教书， 奶奶一直关注着父亲的学习。 她对父亲的培养不局限于学业， 更注重的性格和品德。 奶奶常常挑选一些历史名人的故事和民族英雄的事迹给父亲阅读， 在父亲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爱国的种子。一九三七年四月，父亲十六岁不到，奶奶因打猩红热预防针过敏突然离世，从此父亲的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之后， 为了逃避日本人的轰炸，父亲开始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爷爷带着父亲和姑姑不断的迁徙，上海，杭州，建德，黄岩，父亲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这样的动荡中度过的， 但他始终都在努力学习。沿途，爷爷和同事们的一些讨论和言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死不做亡国奴深深地映入了父亲那颗幼小而稚嫩的心灵。之后他们在上海和南京的家园相继被毁，更让父亲感觉到没有国，哪有家，国家不强大，人民哪有尊严可言。

一九三九年秋， 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在那里他有幸结识了一些科学路上的引路人，他们指导父亲学习伟大科学家们的英文版传记，这更激发了父亲用科学报国的满腔热情。然而，由于战事多变，上海的局势也变得非常危急。又听爷爷讲浙大西迁到遵义后，条件虽然艰苦，可师生齐心努力办学，抗日热情高涨。父亲听了很兴奋，也跃跃欲试想迅速成为浙大的一员。就这样，父亲于一九四一年转学去已经西迁遵义的浙江大学机械系就读。在西进途中，父亲经历了英国轮船公司的不守信用，同行教授行李被盗，香港移民局的刁难，徒步三天从广东湛江走到了广西贵县。

进入大西南后，父亲亲眼目睹了老百姓民不聊生，贫困落后景象。这一切的一切给父亲带来的震动是巨大的。更深化了他的思考：民族的希望在哪里，中国之路在哪里？之后的日子他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在学习，在探索，在思考。

在浙大就学的那些日子，他感受到的是师生之间互相帮助，亲密无间，亲如一家的氛围。在学习上，师生一心重视实验教学，他们因地制宜利用空地自己造实验室，尽管有的实验室是用草棚搭起来的，他们依然把逃难中从杭州运到遵义的仪器和设备给搭建起来了。从中父亲学会了许多仪器设备调试的技能，也大大提高了他的动手能力。 与此同时浙大也很重视教学质量，在讲课的同时，不少老师也有自己的科研项目，带领学生们一起做研究。校长，教授，助教和学生们一起学习讨论非常普遍。同时高年级的同学也自办专题期刊撰写论文报告，学习风气非常浓厚。浙大不仅重视教学也关心年轻一代的体能和健康，在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还开设了许多体育课，像游泳， 打球，并组织运动会。浙大还开设很多奖项鼓励学生努力认真学习，父亲可没少得奖。他曾对我说，当时吃得实在太差了，得了奖就可以改善一下伙食，和同学们到外面打个牙祭。在浙大，父亲练就了吃苦耐劳，因地制宜和勤奋好学品质。这对他之后的人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1946年父亲参加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次公费留学的考试，年底他收到通知他以全国机械类第一名的好成绩被斯坦福大学录取。1947年父亲飘洋过海来到了美国，到了美国迎接他的是一波又一波的磨难：先是疑似传染病带菌者被隔离，后又遇到国民政府拒付学费。父亲把这些磨难当作学习的机会，他在被当作传染病的隔离过程中学到了先进国家怎么控制传染病的经验；在交涉学费的过程中掌握了谈判的技巧。人生就是这样，只要有心，到处都是学习的机会。

在美国的学习充实而又富有挑战。仅用了三年父亲拿到了硕士和博士两个学位，还通过参加交叉学科的学习增加知识面，通过兼职打工体验了民生，通过游历和访问了解民情，同时他参加社团结识更多的教授和同学以了解美国的教育体制；结识同事，和工友打成一片以了解美国的社会架构。三年留学让父亲不仅学到了理论知识，提升了他的专业水准，让他的业务水平有了突飞猛进，也让他对生活和社会有了更深的解， 更陶冶他的情商和气质。

1950年父亲学成归国来到了浙大。满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对浙大的回报， 对专业的热忱，对家庭的忠诚，父亲迫不及待的回到分别三年的杭州。父亲拿出了他十二分的努力给学生们讲课，师资不够他就一学年开五门新课；没有时间备课，他就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通宵达旦的连轴转；教材有限，他就和其他老师一起自编教材给学生； 院系调整，他又放弃了他学有所长的专业，开拓新学科，他先后从他擅长的热传学和质量统计控制，到机械设计，机械制造，焊接，铸造，锻造，热处理，冶金等等。有一段时间，学科和苏联接轨，所有的教材都要学习苏联。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就死磕俄文，硬是把那些教材翻译成中文给学生们上课。父亲和他们的同事们如此拼命的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努力着，就是为了新中国的科学和教育能尽早培养出自己的人才，能让中国的科学技术名列世界前茅。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十年浩劫粉碎了父亲和他的同伴们的梦想。但是他并不怨天尤人，他还是利用一丁一点的时间抓紧学习。记得那时候我们住在古荡一个破厂里， 冬冷夏热，条件非常艰苦。但是父亲从来没有把这当回事，总是以积极乐观的情绪来感染我和邻居家的孩子们。父亲常常会给我们讲故事，花果山，平顶洞，猪八戒吃西瓜等故事都是从父亲那里听来的。记得当时有个邻居的孩子为了听父亲讲故事， 都不想回家了。白天劳改，劳累一天晚上吃完饭后，夏天由于屋里热，他就会拉一盏灯到露天捧着书苦读，记得他当时读的是《资本论》，上面圈圈点点的画了很多线。长大后曾经问过他，当时读的那类书籍有用吗？ 他说当时家里的知识书都被抄走了， 只有政治书籍还可供学习。他觉得社会科学的一些理论是可以被自然科学借鉴的，开阔了眼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父亲就是这样，无论何时只要有空他都会自己调到学习模式，仔细地读，认真地品，求知若渴。

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和学校对父亲委以重任，让他担任学校和省里重要职务。他也很努力倾心奉献，把自己的知识，热情和时间毫无保留的献给国家，献给社会，献给学校，献给师生。他在担任浙大副校长期间推动浙大的教育和科研的发展，加强重点学科的基础教育，增加交叉学科相互学习，成立了中国高校的第一个材料系，并努力推动四校合并，把浙大办成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大学。与此同时，他孜孜不倦地在浙江省范围内推动科学普及，职业教育的推广和发展，在他的推动下一批专科大学和电视大学纷纷和国外的职业大学和社区大学加强联系，结为姊妹学校，从而推动浙江省的二，三流大学与国际接轨。

当选省人大副主席以后，常常又很多人到家里来反映情况，常常是弄得我们一家不能吃一顿安稳饭。但父亲总是先人后己，把解决别人的问题当己任，认真听反映，把问题反映到各级相关单位做妥善处理。记得在他晚年，人已经非常虚弱了，还有人来向他反映一件解放初期的冤假错案，那时候他已经不能自己握笔做记录和奔走反映了。 他依然让家人帮忙向有关部门和领导反映。看他如此执着，当儿女的我们都很心疼， 劝来访者不要打搅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了，但是他知道以后还是语重心长地给我们讲他爷爷王士俊为民伸冤的故事，希望我们发扬光大前辈的精神。他是这么教育我们的， 也是这么身体力行的。

还有一件特别让我感动的事情，就是他对科学研究一丝不苟的态度。晚年他在研究HHO Brown’s Gas。父亲想了解有没有可能由此发现一种新能源，九十多岁了他自己亲自做实验，写论文。我陪他去过几次实验室，看着九十四高龄的他仍然在调试氢氧比例，出气量，能量燃烧温度，我的心一阵阵地抽搐，一方面心疼他的身体健康担心他体力不支，另一方面钦佩他的坚忍不拔的毅力，仰慕他锲而不舍的精神。白天他做完实验，晚上他还认真努力得写论文，他自己用Word打字，用Excel做各种图表。 那时他的眼睛已经退化得很厉害了，要把表格对齐，把图表放在正确的位置对他来说实在太难了，但是他还是一次又一次修改着。我和父亲说，为啥要这么拼，别人都趋名逐利，以利益为导向，为啥您这么大的年纪还要自己亲自动手做实验和写论文？他说：我们活着就是要对社会做贡献，对所做的工作有个交代，这个实验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我都要把报告写出来，让后人知道它是否可成为再生能源。听着他得回答，我的泪水不听使唤地夺眶而出。我懂了，这就是老一辈科学家的追求，他们在乎的不是自己的名利，他们追求的是真理。